還有一件事也足以證明宣宗的勤政確實非一般君主可比。有一天，宣宗忽然對令狐絢說：「朕想知道文武百官的姓名和官秩。」百官人數多如牛毛，天子如何認得過來?令狐絢頓時大為躊躇，只好據實稟報：「六品以下，官職低微，數目眾多，都由吏部授職，五品以上，才是由宰執提名，然後制詔宣授，各有簿籍及冊命，稱為‘具員’。」
宣宗隨後便命宰相編了五卷本的《具員御覽》，放在桉頭時時翻閱。
勤政的君主總是喜歡事必躬親，並且總能明察秋毫，宣宗李忱在這一點上表現得尤其明顯。有一次他到北苑打獵，遇到一個樵夫。李忱問他的縣籍，那人回說是涇陽(今陝西涇陽)人，李忱就問他縣官是誰，樵夫答：「李行言。」李忱又問：「政事治理得如何?」樵夫說：「此人不善通融，甚為固執。他曾經抓了幾個強盜，這些強盜跟北司的禁軍有些交情，北司就點名要他放人，李行言不但不放，還把這幾個人殺了。」
李忱聽完後一言不發，回宮後就把此事和李行言的名字記了下來，釘在了柱子上。事情過去一個多月後，恰逢李行言升任海州(今江蘇連雲港)刺史，入朝謝恩，宣宗就賜給他金魚袋和紫衣。有唐一代，這象徵著極大的榮寵，尤其在宣宗一朝，這樣的賞賜更是絕無僅有。李行言受寵若驚，同時又大惑不解。宣宗說：「你知道為什麽能穿上紫衣嗎?」李行言誠惶誠恐地說不知道，宣宗就命人取下殿柱上的帖子給他看。
還有一次，宣宗到渭水狩獵，路過一佛祠，看見醴泉(今陝西禮泉)縣的一些父老正在設齋禱祝，祈求任期已滿的醴泉縣令李君爽能夠留任。宣宗將這個縣令的名字默記在心。過後懷州刺史出缺，宣宗遂親筆寫給宰相一張條子，將此職授予李君爽。宰相們愕然良久，不知道一個區區的醴泉縣令何以能上達天聽，得到皇帝的青睞。隨後李君爽入朝謝恩，天子將此事一說，宰相們才恍然大悟。
久而久之，朝臣們就明白了，皇上表面上是外出遊獵，其實真正的目的是為了深入民間、瞭解民情，並且實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績。
但是天下之大，宣宗不可能全部走遍，為此他特意想了個辦法，秘令翰林學士韋澳將天下各州的風土人情以及民生利弊編為一冊，專門供他閱覽。天子將其命名為《處分語》，此事除了韋澳之外無人知曉。不久，鄧州刺史薛弘宗入朝奏事，下殿後忍不住對韋澳說：「皇上對本州事務瞭解和熟悉的程度真是令人驚嘆啊!」韋澳當然知道，天子掌握的資料正是出自《處分語》。
在這種目光如炬洞察一切的天子面前，如果有人心存僥倖，那他就要遭殃了。有一次主管財政的大臣在奏疏中把「漬污帛」(被水浸濕污染的布帛)中的「漬」寫成了「清」，樞密承旨孫隱中就把那個錯字盼筆畫修改了一下。不料宣宗拿到奏疏，一眼就看見了那個被塗改過的字，頓時勃然大怒，下令追查塗改奏疏的人。孫隱中隨後便以「擅改奏章」的罪名遭到了處罰。
宣宗李忱的事必躬親還不僅僅體現在治理朝政上，就連生活中的一些瑣碎事務也是如此。宮中負責灑掃的那些雜役，宣宗李忱只要見過一面就能記住他們的姓名和各自的職能，所以不管宮中要做什麽事、派什麽活，天子往往隨口就能點名讓人去幹，而且每次派任都毫無差錯，讓宮中的宦官和差役們咋舌不已。
早在大中初年，人們從宰相馬植旋起旋落的命運中就已經明白了一點——要在這個宣宗皇帝的朝廷上結黨，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馬植是在大中二年(848年)五月人相的，本來幹得好好的，可到了大中四年四月，馬植突然被一紙詔書貶出了朝廷，外放為天平節度使。
此次貶謫在事前毫無徵兆，所以人們對此感到難以理解。後來他們才知道：原來是一條寶玉腰帶惹的禍。
這條寶玉腰帶是御用物品，天子在不久前把它賞賜給了左軍中尉馬元贄。眾所週知，宦官馬元贄是擁立宣宗即位的主要功臣之一，所以，不管天子在內心是如何看待這個功高權重的宦官，但在表面上，還是對他極盡恩寵和禮遇之能事，從登基之後便賞賜不斷，這條腰帶只是為數眾多的賜物之一。
可忽然有一天，在朝會上，宣宗李忱卻赫然發現——這條腰帶係在了宰相馬植的腰上。
這個發現非同小可。天子立刻產生了極大的懷疑和警覺。他當場質問馬植，這條腰帶是不是馬元贄送給他的。馬植已經意識到自己闖了大禍，不敢隱瞞，只好道出真相。第二天，宣宗李忱就毫不留情地罷去了他的相職，並將他貶出朝廷。
因為一條腰帶而罷去一位宰相，這種事情乍一看會讓人覺得荒謬。可在宣宗李忱看來，這件事一點兒也不荒謬。
他的理由是：馬植與馬元贄本來就是同宗，而他們一個是當朝宰輔，一個是得勢宦官，具有這種關係和身份的兩個人原本就應該主動避嫌而不能走得太近，如今馬元贄居然把天子的賜物轉送給馬植，那就證明他們已經越過了雷池，天子就完全有理由認為他們有結黨的嫌疑。
退一步講，就算馬植與馬元贄沒有結黨，可僅僅是「禁中與外廷暗中交通」這個事實本身，也是不允許的。
河湟的收復
自從安史之亂以來，河、湟地區(今甘肅及青海東部)已經被吐蕃佔據了將近百年之久。玄宗之後的歷任天子，尤其是憲宗李純，雖然大都懷有收復河湟的志向，但始終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因為藩鎮之亂連年不絕，朝廷不得不屢屢用兵，而且朝政又被黨爭和宦禍搞得烏煙瘴氣，使得李唐王朝自顧尚且不暇，更不用說騰出手去對付吐蕃人了。到了武宗會昌年間，形勢開始發生逆轉——吐蕃爆發了大規模內戰，其國內政局紊亂，人心離散。
上天似乎注定要把收復河湟的歷史功績送給宣宗李忱。
因為吐蕃開始走向衰亡的時候，正是他登上歷史舞臺的前夕。
李忱即位後的大中三年二月，原本在吐蕃控制之下的秦州、原州、安樂州，以及石門、驛藏、制勝、石峽、木靖、木峽、六盤等「三州七關」在一夜之間全部歸降大唐。
本來三州七關的收復就已經夠讓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沒想到短短兩年之後，所有河湟失地竟然又被一個叫張義潮的人一一收復，全部回歸了大唐版圖。
不可否認，百年失地的收復並不完全是宣宗的武功，而是上天的安排。但不管怎麽說，自從安史之亂後，已經在內憂外患的灰暗歷史中艱難行進了近百年的大唐帝國，畢竟還是在宣宗李忱的手裡閃耀出了一抹輝煌。
宣宗時代，帝國雖然稱不上是太平盛世，但起碼也算是承平之局。「大中之治」落下帷幕後，歷史給予了李忱很高的評價：「宣宗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耠之，謂之‘小太宗’!」
君權神授，天命所歸，人是絕對改變不了的，宣宗李忱的故事就足以證明了這一點。由於宣宗的勵精圖治，也使得我們在時隔一千多年後，仍然能夠在9世紀晚唐溷亂不堪的歷史迷局中，有幸瞥見一抹盛唐的余暉。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