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11月11日訊】一、突然間，年輕的士兵開始奔跑，然後縱身一躍。這是1961年8月15日的凌晨的柏林，牆的修建已進行到第3天，它足有165公里長，將這座歐洲偉大城市攔腰截斷。它的修建者是東德政府，它為了制止東德居民包括熟練技工大量流入西德。
被截斷的不僅僅是空間，還有人們對生活的希望。康拉德·舒曼19歲，是負責保衛這座迅速建成的長牆的很多士兵中的一員，他來自Riesa地區的Leutewitz，屬於東德，蘇聯帝國的控制範圍。歷史的潮流注定要深刻地改變他的一生，他3歲時希特勒自殺，而在他4歲那年，丘吉爾發表那著名的鐵幕的演講——世界被一分為二，雙方都宣稱自己是自由的象徵。
「過來，過來！」那邊的人一直在喊。這座圍牆已修建到最後一部分，它還沒有變成兩米高、頂上拉著帶刺鐵絲網的混凝土牆，而僅僅是鐵蒺藜的路障。或許康拉德·舒曼自己也說不清當時的內心感受，他大步躍過鐵蒺藜的行動，震驚了所有人，而攝影師彼得·列賓正好在場，他抓住了這一瞬間——頭戴鋼盔、肩負長槍的東德士兵飛過了藩籬。
這座牆和後來被稱作柏林牆，而清晨的那一瞬間則變成了20世紀最令人難忘的形象，在冷戰氣氛高漲的年代，它被解讀為「投奔自由」。
在2009年6月16日的《曼谷郵報》上，我又看到了康拉德·舒曼的形象。不是那張著名的黑白照片，而是一座雕像，似乎是鋼材。在柏林牆倒塌20年後，人們用這座雕像來紀念那個偉大的時刻——19歲青年的一躍是自由的宣言。
當事人的命運不像是照片一樣，不能定格在最燦爛的一刻，「自由之路」則充滿了苦澀。康拉德·舒曼被一輛待命的西德警車接走，並隨後獲取了在西德自由居住的權利，是西方世界自我證明的一個活生生的標準。他定居在屬於西德的巴伐利亞地區，在小鎮Günzburg遇到了後來的妻子。
但柏林牆的陰影並未隨之消失。在之後的歲月裡，舒曼一定不斷聽說過很多像他一樣的逃亡者，但大多數的命運不佳。他們被警察攔截、被槍擊，被電網擊倒……柏林牆從原來的2米加高到3米，觀察塔樓上的探照燈在夜晚格外閃亮。他肯定也擔心仍身在東德的家人與朋友，他們不知會因自己的魯莽而遭受何種牽連。
「只有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被拆除）後，我才感到真正的自由。」舒曼後來說。但即使如此，他很少去探望父母和兄弟姐妹，似乎巴伐利亞比起他的出生地，更是他真正的家鄉。抑鬱症也一直困擾著他，1998年的6月20日，他吊死了自己。
2003年夏天，我第一次去柏林。柏林牆是遊客必達之地，就像是紐約的自由女神像，北京的長城，它是最明確的身份認證。
哪裡是柏林牆？警察必定是對這樣問題再熟悉和厭倦不過了，他熟練地指著地上的白線，然後一直向遠方延伸過去，還指明這裡就是當年約翰·肯尼迪發表演講的地方。我在這個陌生的城市還沒找到方向，對於這座牆的歷史也並不十分明瞭，或許也無法猜想165公里的長度到底意味著什麼。我看到了保留下的一小段柏林牆，上面儘是各種顏色與形狀的塗鴨，還有一截鐵絲網，旁邊還有很多年輕人的黑白照片，他們倒在了奔向自由的途中。從柏林牆建立後，很多人採用不同方式來躍過它，跳樓、挖地道種種，在後來看到的一份調查中顯示了這樣一列數字，5043人成功了，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還有260人受傷……
這次柏林之行，沒激起我太多的感受，我是一個典型的遊客，隨著旅遊手冊到來，還帶回了兩塊碎石作紀念——它們很可能是1989年憤怒和歡樂的人們砸下的。歐洲人與美國人或許能更強烈地意識到柏林牆的含義，因為這裡飽含他們的悲劇和勝利。而對我來說，它仍是歷史書上的一頁，有點抽象、被過度詮釋。
對於當時的我來說，在它倒塌的1989年，還有一些更為重要的歷史事件發生。除去北京春夏之交的喧嘩與躁動，一位美國人蒂姆·伯納斯·李還發明瞭萬維網，它隨即將人類社會帶入了信息時代。一種新的情緒也正到來，政治不再是支配世界的主要力量，商業與技術才是；地緣的劃分也不再重要，全球正在被連接到一起，所有的障礙都將被清除，人們將分享相似的物質與精神成果；關於自由與民主的觀念探討也將暫告段落，歷史已經終結，經濟上的自由市場、政治上的民主制，相輔相成，大獲全勝……
我這一代人正生活在這樣一種氣氛中。柏林牆，像是已經終結的冷戰，笨拙、陳舊、悲傷、不合時宜……但真的如此嗎？
二、2003年，我也第一次去香港。同樣是第一次，它的感受卻要強烈得多。撲面而來的濕漉漉的空氣，還有那種特別的味道——潮濕的混凝土、海風、茶餐廳的氣味，混合在一起。對於我這一代人來說，香港像是另一個精神故鄉。槍戰電影、流行歌星、金庸小說、《龍虎豹》與葉玉卿，還有從旺角殺到銅羅灣的古惑仔，伴隨著我們的青春。不知是令人讚嘆還是汗顏，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裏，600萬人口的香港為10餘億人的中國大陸，提供著大部分的情感和娛樂服務。
我從機場坐A12路雙層巴士，像是過山車一樣駛向香港島。道路總是清潔，一切都富規則，隧道是灰白交替的乾淨顏色，每隔200米就是一個EXIT的標誌。遠處的高樓都在閃亮，黃色發紅的光暈，霧氣中，顯得迷濛。IFC、中銀國際與長江中心，有時就像藏在雲層後面，而太平山則乾脆消失了——山腰不斷興起的高樓遮住了它。我在西環下車，總是聞到一家專賣紫菜麵條的小吃店中的湯味。瘦小的南方人在夜晚的街道上走來走去，說著一種我至今也未完全聽懂的語言。
它與中國大陸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後來，我乘火車從廣州前往香港，羅湖站兩邊像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一方零亂、骯髒，像是一個在建的巨大的工地，另一方則秩序、整潔，混凝土也學會了如何與綠樹相處。
如今，香港與廣州之間自由來往，深圳像是另一個新興的香港，至少在外觀上如此。但是，僅僅40年前，這裡仍像是亞洲的柏林牆，深圳河和那些青山上演著很多類似康拉德·舒曼的故事。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廣東地區發生了三次逃港風潮。
逃亡是由本能驅動的，這些難民沒有政治目的，只想獲得基本的安全。大飢荒和各種政治鬥爭，讓他們不斷地鋌而走險，很多人從深圳游水過來，一些偷渡者表現出他們在匱乏條件下的創造力，他們在麻袋裡放滿了乒乓球，作為救生圈。他們中很多人的逃亡經歷，是被遣返，再結伴到來，只要有恆心，他們最終總能到達香港市區。
在康拉德·舒曼的行動發生一年後的1962年，香港迎來了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難民潮，在半年的時間內，超過三十萬人湧入了這個擁擠之地。
香港皇家警察尉遲信目睹了這一景象：「在35公里的邊境線上，成千上萬的人由中國那邊走向邊界，活像一條條大蛇從‘中國高山’（梧桐山）蜿蜒而下。黃昏時分，已經有一大群人聚集，他們把自己組織成四五人併肩一列的隊伍，然後在本地民兵的護送下，推倒柵欄，走過來了。大多數是二三十歲的農民，也有老婦人和兒童。他們全都衣衫襤褸、垂頭喪氣、筋疲力盡，大多數人像是十分飢餓的。」
一位叫劉千石的逃亡者代表了典型的難民經歷。他在廣州附近的農村長大，因為父母經營小生意，他一家人被劃作黑五類。1963年，16歲的他躲在一艘漁船底層偷渡到香港。在爬上「資本主義」的岸上後，香港的燈光給了他難以磨滅的第一印象——「似乎特別明亮」。
這些從「社會主義」來到「資本主義」的難民，成為了香港源源不斷的增長動力。從產業工人到上市公司的老闆，從報紙創辦人到工會領袖，他們締造了現代香港的繁榮和進步。不同的社會制度，讓人們的創造力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
三、「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很少有人再記得約翰·肯尼迪1963年柏林牆邊的演講了，甚至也很難嚴肅地對待它——它不是冷戰宣傳的一部分嗎？
同樣的，也很少有人會再去認真地思考香港昔日的故事了。中國日漸強盛，它的榮耀早已遮蔽了香港的獨特性。至於40年前深圳河旁的悲劇，它是歷史早已翻過的一頁，沒有太多品味的餘地。
我們生活在一個相對主義的時代，所有昔日確定無疑的價值觀正遭遇質疑。隨著悲劇的淡忘，就連「自由」、「民主」這些基本價值觀也開始被忽略和嘲諷。進而，一種歷史感的消退開始瀰漫，它的直接結果將是我們「思考的無能」，而思考的無能將導致文明的衰退和某種莫測的災難，所有之前已經爭取到的成就，也將因此而被毀壞。
柏林牆與深圳河，這歐洲與亞洲的兩個小小的路標，提醒著我們，這一路走來是多麼的艱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