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顯示顧彬貶損高行健的最新報導是：
顧彬：中國文學每況愈下
時代週報特約記者 何鄉2009-08-03 09:50:06 第17期
但在轉載過程中，時間提前了，標題也變了：
顧彬炮轟高行健：他的小說差得很
2009年03月13日 09:53時代週報
除了拒絕與顧彬「相逢一笑泯恩仇」外，面對顧彬的謾罵，高行健這十年來用沉默作答。他不愧在對魯迅的「崇敬」中長大。魯迅說「惟沉默是最高的輕蔑」，說者沒做到，高行健做到了。
在高行健得獎的同一年，貝嶺因在北京實踐「自由出版」，被中共逮捕，在國際壓力下被驅除出境。從此他也像高行健一樣飽受顧彬謾罵。二〇〇九年，貝嶺被中共排擠出法蘭克福書展前的一個國際研討會，從而成為德國媒體的焦點，顧彬對他的詆毀也達到高潮。
貝嶺在法廣中文節目採訪時，憤然回擊，指出顧彬至少捏造了四個事實誣蔑誹謗他，並斥責顧彬為「逐臭之徒」。這個封號符合顧彬崇拜魯迅，追求紅色名利的事實。
就像魯迅扣在別人頭上的帽子，比如，「流氓加才子」都最適合他自己一樣。顧彬罵貝嶺「沽名釣譽」，無疑也是他的自畫像。顧彬指責中國文人放棄、投降、賺錢，可他們是被迫，而顧彬是自願。
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讓德國之聲中文節目成為眾矢之的，一年後，極權中國借法蘭克福書展搞的「文化奧運」既讓顧彬出盡風頭，又讓他喪失信譽。
顧彬固然可以自由地在德國為中共粉飾太平，說什麼「今天中國沒有人因為寫和寫什麼而進監獄」，「人們可以想說什麼說什麼，想寫什麼寫什麼」，但會被人們恥笑，畢竟任何有點頭腦的人都知道這不是事實，更何況顧彬總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簡言之，顧彬作為漢學教授的觀察能力、判斷能力和學術信譽因此受到廣泛質疑，雖然他還不曾用德語講述他的「代表論」、「雙語論」和「一國之聲論」 等遭人駁斥的「垃圾論」。
瞭解顧彬及其德國漢學界的還學文，在回顧法蘭克福書展時，特意在第四部分駁斥顧彬，表示，「書展前前後後，顧彬教授一直不遺餘力地攻擊和傷害貝嶺和流亡的異議知識份子，大有不置死地不罷休的勁頭，但是在捍衛他學院生涯安身立命的基本價值上，卻幾無聲響。」
早在二〇〇九年七月份，顧彬就在德國電臺表示堅決反對，因中共當局血腥鎮壓維吾爾民眾而取消大陸作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的資格。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北島的「所有作品都出版了。他在西方寫了什麼，就在中國出了什麼。一個逗號都沒有改變」。即使這是事實，顧彬用北島的特例也無法掩蓋大陸沒有出版自由的現實。
針對顧彬的「胡說八道」，還學文還特撰文加以點評，因為顧彬一邊用德文對不懂中文不瞭解中國的德國聽眾「自由」無礙地兜售他不真實的中國圖景；一邊用中文對不懂德文不瞭解德國的中國人傾銷他在德國、在西方隱而不言的德國觀。而他這種面西言東、面東言西的論說實在離譜，他的妄言太過大膽，以致逾越了雖不說真話但不講假話這樣一條不可逾越的底線。
還學文明確指出，「這些年顧彬益發地尖銳極端，敢說敢罵，但他狂批濫罵的目標卻是高度精確，它可以是當今中國文學的整體，可以是他不能容忍的作家個人，就不是中國官方，它的意識形態、它的言論控制、它的出版檢查。這就是為什麼批評與叫罵，他還是能常來常往於中國，還是官方中國最受歡迎的西方漢學家，還受到中國政府的獎勵。」
還學文對顧彬的評價與德中兩國知識界對顧彬的批評一致。
在「謊言帝國」走紅的顧彬難以在德國受到敬重。連親共的北京歌德學院負責人阿卡曼 （Michael Kahn Ackermann）都公開表示，「我跟顧彬很熟，這個人比較激烈，有時候喜歡極端，有時候乾脆就是胡說八道」，就更別提那些獨立的德國知識人了。
二〇〇五年，顧彬在得不到德國筆會的接納後，加入奧地利筆會。他為奧地利筆會網站翻譯的師濤因「六四」而作的白話詩《六月》成為同行們的笑料。聽聞後，我特意查看了他的譯詩，也覺得好笑。師濤詩中沒有絲毫輕浮之意的「戀人」一詞，在他的譯詩中變成一個比「情人」還輕浮的昵稱。可是顧彬卻一再宣稱如果不是他，被翻譯的作品沒人願讀。在上述報導「炮轟高行健」中，他還說「自己在翻譯中國詩人楊煉的作品時，要把他慷慨激昂的情緒冷化，否則，德國讀者受不了」，當記者對此表示質疑時，顧彬說:「是。你說得非常非常對。這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但是如果我不這樣做的話，它在德國會沒有讀者。而他是一個不錯的詩人。」
這就是顧彬作為翻譯對待他稱為「世界第一流的詩人」楊煉等的態度，幸好他們讀不懂顧彬的譯詩。
能讀懂顧彬譯詩的是張棗，但《「甜」—與詩人張棗一席談》透露，張棗認為，「詩歌是完全不可翻譯的。我非常不願意翻譯。我翻譯那些作品的一個原因，是我的朋友需要我做這個事情。我相信詩歌命定是不可譯的，所以我會刻意挽留其中的某些部分。翻譯是一件比創作更麻煩的事，因為你必須依賴另一個意志，它規定你不能瞎發明。」
二〇〇七年，顧彬在大陸召開的「漢學視野下的20世紀中國文學圓桌會」上「胡說八道」，遭到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等中外學者學生的駁斥。陳平原也意識到顧彬在「譁眾取寵」，而一位荷蘭漢學者則斷定，顧彬在「在玩兒遊戲」。按照學術中華網站公布的《「漢學視野下的20世紀中國文學圓桌會」現場速記》來看，如在場的一位學生發言總結所說，「絕大部分人認為顧彬教授說的是錯誤的」。可喜的是這位學生還「認為顧教授涉及的面比較窄，他沒有涉及到民間文學和民間文學家，或者說非主流作家，事實上中國有一大批非主流作家，他們的作品也是非常優秀的，所以我想顧教授有可能是一種霧裡看花、水中望月。」
這之後，張棗卻出面吹捧顧彬，在專訪《顧彬有他的道理》中，他甚至說顧彬「所翻譯的中國詩歌都是高段位的，翻譯水準非常高，翻譯得也很全面」。很遺憾，不知什麼時候，張棗放棄了要創造一種「張棗式的漢語」的理想，而開始沿用他曾經突破了的「假大空」的共產黨話語。
可能顧彬翻譯過他的詩集，張棗要報知遇之恩，但更重要的原因應該是，他在德國主要在漢學界求學任職，沒有脫離共產黨文化，沒有認識到毛澤東和魯迅的危害，像顧彬一樣推崇魯迅，把魯迅的破壞性當「現代性」詮釋
與吹捧，甚至在他二〇〇九年主編的《黃珂》一書裡，他還在與黃珂的對談中沿用共產術語「三年自然災害」，這種中共享來掩蓋它造成的史無前例的大飢荒的假話。
張棗的《春秋來信》得到顧彬的青睞，則可能因為原作的頹廢與譯者的憂鬱一致。無論如何，顧彬很難讀懂張棗，在譯後記中「不得不承認他的困難：真的，在譯者漫長的中國文學翻譯生涯中，這是最難的一次。因此，譯者在這兒很想化用和補充評論界評述張棗的一句話：與其說張棗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好的詩人之一，我更想說張棗是二十世紀最深奧的詩人」。
其實文字晦澀並不意味道理深奧，在上述「一席談」中，張棗表示，他所在的圈子「寫作一開始就不想為這個時代承擔什麼，沒有意識形態針對性，而是想要為整個中國詩歌帝國做什麼……我們那時覺得中國第一次出現了無用的文學，寫作就是一件無用的事，是浪費生命、青春年華的頹廢行為，這也是我們當時的口號，就是追求失敗」。
與張棗同齡的虹影，雖然也曾對魯迅不無崇拜，在一九九六年還「在東京拜訪一事無成者周樹人」，不過她也能斷定魯迅有「憂鬱症」，況且虹影天性開朗，有苦就倒，有淚就流，有話就說，有福就享，不會被魯迅的陰影籠罩，不會像張棗一樣借酒澆愁，借煙抒懷，在美食中，揮霍才華，慢性自殺。 在大陸同行渴望自由時，張棗放棄自由，因為他更愛故國，代價則是自我束縛思想，大肆吃喝玩樂。
虹影獲知顧彬在《鏘鏘三人行》中再次把她的作品斥為「垃圾」後，憤然在博客上加以駁斥。虹影質問顧彬「張大口時，讀過我的作品嗎？」
虹影有五本作品被譯成德語，其中《背叛之夏》可能是第一本以「六四」屠殺為背景的小說。虹影的自傳《飢餓的女兒》好評不斷。英文版出來時，就有德國同行向我推薦，後來我向民運志士、《悲愴的靈魂》的作者張林提到虹影時，他答覆在大陸的銅陵監獄裡讀到《飢餓的女兒》並表示，「我當時特別驚詫，大陸怎麼會出版她？這本書文筆流暢，非常真實地再現了70年代中國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我仔細地讀了一遍，然後又推薦給別人。我認為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是對紅色中國的一幅細緻的白描，反映了那個悲慘時代的普通中國城裡人的苦難處境。該書的冷灰色語調與書中情境特別吻合，讀來令人感傷、震動、憤怒。這本書的特別意義還在於，她揭示了中國人的實際精神狀態，那種麻木的、介於人和猿猴之間的、與文明人類距離遙遠的生命狀態。」
簡言之，虹影是位難能可貴的當代作家，因為她落實了魯迅的空話，敢於直麵人生，真實地披露她及當代大陸人在極權專制下的非正常生活狀態。對此，二〇〇九年她在大陸《時代信報》的專訪中，披露新作《好兒女花》背後的心路歷程時，表示，「真實往往是很殘酷的。你也看到了，小說裡家族中的人的變態和多面性，人性的殘酷，男女關係的醜惡……生命中最能傷害你的是誰？不是別人，而是你最親的人，你的親人！這就是生活的殘酷。生活本來如此，不能迴避」。
虹影還問顧彬「幹嗎板著臉學那種喝棒打死人的中國文革遺風」。不過顧彬不是什麼「文學上的種族主義者」，因為他最推崇的是魯迅，而不是歌德、席勒或哪位德國作家。不過如還學文駁斥的那樣，顧彬「反美」，這是共產黨文化人的共同點，魯迅如此，顧彬也一樣。
總而言之，顧彬像魯迅一樣，用文字造假，迎合共產黨，這與高行健、虹影等用文字追求真實，揭露真相背道而馳。貝嶺則關注被中共遮蔽的傳統—極權中國的地下文學。顧彬迴避的寫作者，被貝嶺視為同道。
所以，虹影與貝嶺會不約而同地撰文，「祝高行健生日快樂」，「高行健榮開七秩」，雖然他們既為名韁利繩羈絆，也沒有認識到顧彬以他們為敵與魯迅的關係。不過虹影在駁斥顧彬時，透露他確實像魯迅一樣眥睚必報。
德國納粹通過宣傳，通過語言控制民眾，德國納粹破壞德文就像魯迅、毛澤東破壞中文，控制讀者一樣。這些知識顧彬顯然掌握，因為他在《鏘鏘三人行》也說，「如果馬克思沒有翻成中文的話，沒有什麼新中國」並承認， 「普通話和中國四九年以後的那個發展是分不開的」。
顧彬再一次證明只有知識，缺乏良知，必然像魯迅一樣淪為共產黨的工具，無論他是有意，還是無意，無論他是黃種人，還是白種人。
註釋：
顧彬現任妻子張穗子是中共黨員來自她當年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參考研究部社會科學諮詢室的同事的回憶《斗轉星移說顧彬》。文中說，「忽然一次，德國來信炸了希特勒沒做成的原子彈，信是兩份，一份是穗子所寫，稱將與顧彬結婚，要開證明。全信沒有解釋，至今我只記得一句：希望不要開除我的中國共產黨黨籍。並交了兩年的黨費。另一份是顧彬所寫，……先回家離了婚。有如此這般把戲並不是想騙大家，而是出於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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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