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11月17日訊】2008年7月22日上午10時，我從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把弟弟俞頌蓀接出來。他像飛出籠子的小鳥那樣興高采烈。我說，今天是父親的忌日。他頓時愣住了，喃喃自語：「苦命的父親啊！」
右派分子家破人亡
家父俞彪文（1926－1957），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國際貿易系，在上海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中央信託局從事保險業；因從小受其父俞頌華的影響，崇尚民主進步，積極參與社會活動；1949年沒有隨國民政府去臺灣，受中共指派前往北京，參加開國大典，參與創建保險公司；擔任中國人民保險總公司辦公室副主任、中國民主促進會財政部支委負責人；參與我國保險政策和各項業務規章的制定，組織歷次全國保險工作會議。家父為人坦誠，工作勤奮，政績卓著，曾受到時任財政部長李先念等領導和同事們的好評。1949年以後，保險業在我國被一些人認為是資本主義的產物，社會主義不需要保險，致使業務發展時起時落。1957年，家父響應黨的整風號召，提出改進保險工作的意見，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份子」。同年7月22日，不忍屈辱，含冤去世，終年31歲。（圖：2007年9月，燕遯符、李泰倫等10多位右派前輩和俞梅蓀在八寶山送別新華社右派劉乃元之後，前往革命公墓西6室祭俞彪文墓。）
祖父俞頌華（1893－1947），1919年任上海《學燈》雜誌主編，曾為青年毛澤東刊載文章；1920年，在梁啟超的支持下，和瞿秋白（俄文翻譯）赴蘇俄，採訪列寧、托洛斯基等，發回的連續報導；後任上海《申報》總主筆（總編輯），1937年初，赴延安採訪毛澤東、周恩來等，在《申報週刊》連續報導，還把延安城樓相片刊在封面，為結束「長征」的中共在全國擴大影響；1945年，應周恩來之約，和家父到重慶曾家岩中共辦事處會面；1928至1949年，祖父、祖母和家父，時常為瞿秋白、範長江、石西民等中共地下黨提供各種幫助，還掩護他們秘密住在家中。
家父去世後，全國保險停業，在北京市保險公司工作的家母鄭珍經批准，攜4歲的我和1歲的弟弟，搬家回到上海市長寧區江蘇路480弄76號，投奔祖母錢梅先。祖母身為上海人民銀行黃浦區辦事處業務骨幹，老年喪獨子又受株連被勸退休（工資減半）。隨後，家母又被責令回北京，到農村勞動改造，後在北京清河毛紡織廠工作。
我和弟弟由祖母撫養成人，從小被看成「狗崽子」，備受歧視，至「十年文革」更甚，被抄家被辱罵……，以致弟弟在中學畢業分配時自殺未遂，患了抑鬱症。1969年我初中畢業，到江西農村插隊，1977年回北京頂替退休的母親而當了鉗工，後來上大學，在北京從事立法工作；弟弟一直在上海，與祖母相依為命，30多年來，每隔7、8年要住院治療。家庭的不幸遭遇，使我倆從小怨恨家父帶來的不盡苦難和屈辱，平日從不談及家父，連想都不願去想。
1979年4月，中國人民保險總公司復業，為要求給家父平反，家母攜我上門求見家父當年的頂頭上司，時任公司黨委副書記兼副總經理，他在辦公室裡傳出話說沒空。我們到公司人事處，處長查閱家父檔案得出的結論是：「俞彪文當時犯有錯誤，定為右派份子，非正常死亡，開除公職，現予改正。」我對此結論不服。他說：「現在寬大就算不錯了。」
為搞清家父究竟犯了什麼錯誤，我在北京圖書館查到1957年5月下旬《人民日報》題為《像在家裡談心一樣》的報導如下：
本報訊，中共財政部黨委會於5月18日邀請該部和所屬單位的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二十九人開座談會，協助黨整風。財政部副部長胡立教代表黨委在會上說：「整風的目的是為了改進工作，因此希望大家對中共黨組織的缺點提出批評，要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個會就像開家庭會議一樣。」民進財政部支部副主任委員俞彪文說：「保險公司現在處在危險狀態。解放以來，保險公司的領導上只滿足於一些方針政策性的問題和一些理論問題的探討，對當前的實際業務工作不夠重視。1953年以前，保險公司的業務工作方法都是舊社會的一套。‘三反’以後，這一套全盤被否定了，對蘇聯的一些先進經驗的學習又採取了教條主義的態度。農業合作化以後，公司里許多人對在社會主義國家裡是否還需要保險的問題發生了動搖。在這個問題上也有著各種不同的看法，所以使公司的業務工作上在執行中也產生了各種意見和矛盾，對工作的影響很大。我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裡是否還需要保險的問題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但是，絕不能因此影響到當前的實際業務工作。」
根據報導，家父的言論切實而中肯，根本就沒有任何錯誤。我以此據理力爭，人事處長啞口無言，終於在結論中寫入「含冤去世，平反昭雪」。由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追悼大會，財政部副部長戎子和等數百人到會。此舉成為突破中共中央對右派份子只「改正」而「不平反」的一個例外。
海淀區民政局按照家父的行政14級副處級待遇，按1957年的標準補發撫恤金360元，我提出應該按照1979年現行標準1500元發給，被拒絕。保險總公司發給500元補助款，家母和我用此款把家父的骨灰移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
每逢7月酷暑，家母都痛苦不堪，甚至要大病一場，我和弟弟格外小心，但卻從不關心家父的忌日。2003年，家母在最後一個7月（半年後去世）說，當時要把我送給大姨，把弟弟送給西安的二姨，自己要投河自盡，但多次深夜徘徊在故宮護城河邊，終因不忍拋下我倆而未果。她感慨道：「中年喪夫，老年時兩個兒子一個進冤獄一個進精神病院，這輩子活得太苦太累太難。」。我每每打斷她的話而安慰之，卻從不詢問家父的去世經過。她在晚年，常以是馬寅初的學生為榮，並欽佩其在反右派運動中堅持「人口論」的傲骨。
2007年初，我參與反右派運動50週年活動，開始思考家父之事，為探求歷史真相，我去拜訪與家父同在一個辦公室工作的同事，到達方知其在月前剛去世。我根據家中的老照片找到舊居——北京市月壇北小街5號院1門（財政部宿舍），鼓起勇氣登上4層樓，查看家父從5層陽臺的跳樓之處；在底層101室的窗前徘徊觀望，卻沒有勇氣叩開「我家」房門。家父去世，我家搬走，家母再也沒有來過此院。
北島記述家父之死
詩人北島先生在其童年軼事中提到：「同公寓另一戶人家的男主人跳樓自殺了。那天中午聽到這消息，我懵了，好像是個猜不出的燈謎。他身後留下寡婦，還有個小我幾歲的男孩，叫俞梅蓀。那留在歷史深處的哭聲，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又有誰能聽見？多年後得知俞梅蓀為民請命的故事……」（北島：《三不老胡同1號》，北京《財經週刊》2008年第3期）
北島的敘述，撕開我封塵在兒時腦海深處的懵懂記憶：那天中午我從院子裡的托兒所回家午飯，烈日下，見到家父躺在地上掙扎，周圍似乎沒有人；在後來的一個夜晚，家母帶我到阜成門人民醫院的昏暗病房，家父全身綁著白色繃帶格外醒目，似靠在床上；再後來，常在夜半聽到家母那撕心裂肺的哭聲。這是我4歲開始記事的頭三個瞬間影像，至於家父的長相，在我的記憶中模糊不清。50年來我從不會想起，更不會說起，也未向家母考證。直到1979年在為家父平反時聽說，那天下午要召開批判家父的大會，「他經不起黨的考驗而走上絕路」，在醫院搶救3天，因內臟被震錯位無法恢復而去世。之後，家父被以畏罪自殺，對抗反右派運動的罪名打成反革命右派份子，開除公職。
2008年4月以來，我去醫院探望弟弟時，平生頭一次與其談論家父。他認真地看著北島文和舊居照片，提出不少問題，我倆一起尋找那失去的記憶，探求家史真相。家父在給家母的絕筆中，要其努力把我倆養大。我倆頭一次為慘死的父親而落淚。
祭奠不予改正的大右派彭文應
我倆出了醫院，我提議去郊外祭奠彭文應先生，弟弟欣然同意。我倆乘公交車至上海最南端的奉賢區海灣路盡頭的海邊，進入海灣寢園公墓已是正午。烈日當空，天色湛藍，海風習習，偌大的寢園，只有我倆。弟弟興奮地說：「我來到了天堂啦！」我糾正道：這裡分明是地獄嘛。
我倆來到彭文應先生銅像前，他揮著手，似乎正在講演憲政民主，基座鐫刻著1950年周恩來在上海對陳毅市長說的話：「要記住這個朋友」。這是我國唯一的右派份子銅像。
彭文應，早年留學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為政治學碩士；1932年回國從事抗日運動，反對政府「剿共」，曾資助當時被通緝而在逃的周恩來；1947年以後，領導上海民盟的地下鬥爭，幫助中共取得政權；1949年以後，歷任民盟中央委員及其上海市副主任委員、市政協常委、市人大代表；1957年5月，響應中共號召，積極參加整風，呼籲發展民主與法治建設，遂被定為「章羅聯盟」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集團的骨幹分子，人民日報、解放日報、文匯報、光明日報等載文大批判，因拒不認罪而被定為極右派份子，撤消一切職務，剝奪工資，監督勞動，全家被趕出花園洋房而住進斗室，其夫人猝死，就讀上海師院的次子精神崩潰而身亡。1962年初，彭文應致信毛澤東和周恩來：「建議在全國範圍內結束反右派鬥爭，摘去所有右派份子的帽子，團結起來，建設社會主義。」同年底，他在貧病中去世，終年58歲。
1980年6月，中共中央關於右派複查請示報告的批復中指出：「擬維持反動派原案（即不予改正）的5人：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彭文應名列第三；1989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部長在彭文應85歲誕辰座談會上指出：「彭先生的一生是愛國的，進步的，值得緬懷和紀念。」
彭文應是江西省安福縣人，與羅隆基、王造時為同鄉，分別考入清華大學而赴美國留學政治學，均在1930年左右回國，以大力支持中共而名震全國；1957年都被定成「極右派份子」而被迫害致死，為「安福三傑」。
在彭文應夫婦和兒子的三人合葬墓前，其夫人鄧世瑢終年44歲，我注意到她卒於1957年7月19日，正是家父跳樓之日。弟弟注意到，其子彭志平終年19歲，而痛心不已。我說：「他是自殺的，你在17歲也3次自殺：通電把手掌灼傷；服了大量安眠藥；服下敵敵畏，半夜被我發現，灌水洗胃後送醫院，警察聞訊上門調查；幸好每次都搶救及時，躲過死神。」可見，青少年在成人之際，如被社會不容，往往導致精神崩潰。
弟弟提議，我倆深深的三鞠躬，並代表幾位委託致意的師友，向被反右而奪去生命的三位英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天上人間的家庭團聚
我倆在墓地裡倘佯，這裡安葬著不少名人，墓碑或塑像的製作精美，造價昂貴，其中有劇作家右派份子吳祖光和我倆喜愛的作家雕像，也有一些極盡奢華的商人之墓。看到不少亡者年紀甚輕，惋惜不已。弟弟感慨人生苦短，要珍惜生命，要寬大為懷，與世無爭，不應有恨。
1997年，我冤獄釋放，母親帶我倆去八寶山革命公墓西6室，她要我倆向父親墓鞠躬後，仔細擦拭骨灰盒，痛哭不止。由於我從來不理解父親，一向拒絕母親要我去掃墓，要不是弟弟說起此事，我已忘得一乾二淨。50年來，陸怡（祖父的學生、文匯報記者右派份子）和家父在上海的兩位右派摯友時來我家探望，家父在北京的一位老上級一直關懷我們，如今均已作古。
亭子周圍是小橋流水和鮮花樹叢，空曠靜謐，沒有任何人。大嗓門的弟弟高談闊論，放言無忌，我倆盡情交流各自知道的往事和信息。我取出食物，被連連回絕，他有太多的話要訴說了。3小時後，經我再三催促，他依依不舍地起身，挽著我的手臂，自言自語道：「我到了天堂。」我附和道，這裡真是天堂啊！
我倆漫步在公墓牆外的海堤，面對碧波蕩漾，一望無際的杭州灣，我唱起：「大海啊，就像媽媽一樣，走遍天涯海角，總在你的身旁……。」不覺流下眼淚。1997年，我出獄陪母親返回溫州老家之後，航行在杭州灣回上海途中，我對著母親，唱起這支歌。
傍晚，我倆乘歸途的末班車，送弟弟回到在閔行區顓橋的精神衛生中心分院，問其有何感想？晒得滿臉通紅的他開心地說，今天一日游，是此生最高興的一天。又問對父親有何感覺？他說，願父母親的在天之靈安息吧。我想，一家四口，今天終於溝通而融合，在天上人間團聚了。
六十年祖居被侵吞
夜色降臨，我獨自出了醫院，經由市區返回借住浦東川沙鎮地鐵工地旁的外地打工仔家中，又回到悶熱污濁，浮躁壓抑，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上海灘。我要為弟弟討回住房而努力。
1997年，由於祖母去世，弟弟到北京與母親暫住養病，上海的祖居住房閑置，被曾去醫院探視過弟弟的「知青朋友」惠進德借用，無償居住一年後，他以保留我倆的永久居住權並永不轉讓，以及日後代為管理我弟弟回上海住院事宜為由，要求廉價轉讓我家祖居的部分使用權給他。2002年弟弟回上海住院以來，他迴避保留居住權的承諾，使我倆陷入困境；2007年春，他隱瞞醫院的出院通知，完全不理代管之事，與入住我家祖居之前，判若兩人。
2007年底，弟弟滯留在醫院已6年，深感住房被侵佔，出院無望而成「無期徒刑」，在絕望中尋死自殺，幸被及時發現，施以電休克療程，每每使其昏死過去而喪失記憶。為此，我向這位已擔任長寧區政協委員的工商界代表惠進德討還我弟弟的住房，竟被斷然拒絕。他還對我從事反右維權之事嗤之以鼻，並告誡我「要識時務」。
無奈，我只好求助律師調查，驚悉我家祖居早在10年前，已被私企老闆惠進德聯手房管人員冒用我弟弟俞頌蓀的名義並偽造其私章和簽名退掉住房，遷到郊外北新涇的虛假住房，把我家祖居非法過戶到他的名下，他再利用離婚，轉過戶給「前」妻，又將其兒子的戶口遷入俞頌蓀戶籍並立為戶主，他自己又遷走而「完全脫身」。我弟弟竟成了戶口本和身份證上有法定住址，卻無住房的黑戶。當年我剛出冤獄回故鄉，卻遭上海灘拆白黨暗算，陷入欺詐陷阱，我家三代居住64年的祖居竟早已被悄然奪走。事隔十年，物是人非，我家祖居被「幾經易手」，以各種盤根錯節的非法手續，貌似「合法」地侵吞殆盡，如今要重返家園，談何容易。
維權上訪路漫漫
2008年初以來，為調查祖居被非法侵吞的過程和照顧弟弟，我在故鄉上海流浪，時而住旅館，時而借住郊外朋友家或外地打工仔家，時常把弟弟接出來小住幾日，使他回歸社會而恢復正常。我倆回到祖居，只能在樓下的花園裡徘徊，偌大的上海灘，已無我倆的棲身之地。年底我回北京，向我的原單位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反映，受到重視而把我的材料轉上海市信訪部門處理。
2009年2月，我接到上海市長寧區政府信訪辦通知，滿懷希望回到上海。沒想到，新長寧（房地產）公司信訪辦硬說是弟弟到場辦理的退房手續，區政府信訪辦在複查中，以對方提供的自相矛盾的證據，偏袒對方，使其更為囂張，以致我和弟弟回祖居被其趕出大門，還嘲笑上訪之無用，引起周圍鄰居的公憤。
我向上海市政府複查覆核委員會、市政府信訪辦公室提出複查申請，4個多月無回音，困頓在上海已半年多。在居無定所中照料出院的弟弟掙扎度日，貧病交加。依法維權上訪，竟反而更被侵權，舊債未了，又添新債，上訪維權難於蜀道。
慘烈遭遇何止我一家
我曾遇到不少右派老人及其子女，他們至今境遇很差，仍被歧視，被侵權，有的住房被侵佔，多方上訪，求告無門，在貧困中掙扎。
2008年在上海，給我和弟弟以多方關照並支付兩萬元律師費的黃肇川女士，其父在1957年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份子」，在安徽勞改20餘年獲釋，其祖居住房早已被人佔去，無處說理，只能借居他處，不幾年就在貧病中客死他鄉。成都84歲右派份子黃紹甫（1943年赴印緬英勇作戰的抗日遠征軍老兵），勞改20餘年獲釋回原單位，右派被改正不久，又被陷害而判了無期徒刑，12年改判獲釋（累計坐牢34年），1996年出獄，其祖居住房早已被人侵佔，他孤身一人，長期借居，經常搬家，靠每月120元低保金維持生存。
可見，在反右派運動中慘遭劫難的何止我一家，家家都有血淚史，令人痛心的是，時至今日，反右派運動的危害仍未結束。
林肯在葛底斯堡的著名演說中講：「我們要從這些光榮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獻身精神，來完成他們已經完全徹底為之獻身的事業。」謹以此意來紀念反右派運動的殉難者們。
（本文初稿2000餘字，原載《開放》雜誌2008年9月號、《往事微痕》第6期、被有關網站轉載，收到二十多位右派前輩和數十位師友的來信鼓勵，使我和弟弟深為感動，現修改補充，新增「維權上訪路漫漫」一節。）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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