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一場災難悄悄降臨(圖)

追憶父親劉文恆

作者:劉茨利 發表:2014-11-18 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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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4年11月18日訊】又是一個春雨飄灑的清明,我與姐弟們駕車行駛在通往家鄉的公路上。風雨瀟瀟,再一次把我們那痛徹心肺的傷痛喚起。

父親離我們而去已整整二十年了,可他那音容笑貌無時不顯現於我們的腦際。來到父親的墓前,我們跪拜不起,號天泣血,淚灑沾土。望著父親的遺像,我的胸口很堵得慌,又一次在心裏痛罵著自己:父親那遭受政治迫害的冤屈,我沒能面對面耐心聽他傾訴;幾十年的養育之恩,我也犢情未報。讀到《石鼓灘頭》(衡陽反右史事),更激發了我要寫寫父親的願望與衝動,用這篇拙文來告慰九泉之下的亡靈。

父親1929年出生在衡陽縣欄壠鄉下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家中兄弟姐妹多,他排行老五,靠我爺爺養豬,二伯做長工才斷斷續續讀完小學和初中。期間,他還得替人放牛。1951年父親高中畢業後,先後到市文化館、江東區文化館任宣傳幹事、館長。1955年調入衡陽日報社工作,很快由記者、編輯提升為文藝科科長,負責編副刊。

父親對自己鍾愛的事業滿懷著美好的憧憬,然而,隨著1957年夏季的到來,一場災難悄悄降臨於我父親。他在頃刻間被當時的報社領導強扣上「右派」帽子。「罪狀」有三條:一是公開擁護右派份子言論,從黨內支持和接應;二是反對黨在人事上的安排;三是認為黨不能領導文藝,拒絕黨的領導,反對黨的民主集中制,對社會主義不滿。其依據是:一、父親當時在登有市委統戰部召開民主人士座談會的消息的報紙上寫「鳴的開始,放的開端」八個字。二、工交科副科長李升平(當時是非黨員)寫了一篇《為牢騷說幾句話》的雜文,被報社當作反動文章,讓大家批判。父親說:「黨外人士發牢騷也是好的,何況我們過去工作中確實存在某些錯誤和缺點……」三、在一次整風會議上針對當時領導(總編羅光澤)要求大家提意見,但又左定條條,右定框框的作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既要大家提意見,又要求恰如其分,這讓人家怎樣提?」

說起羅光澤,確是個心胸狹窄、顛倒黑白、手段卑劣的小人。1957年,經他精心策劃、蓄意謀害,使我父親和李升平、劉學德等一批有才有志青年,斷送了青春、才智、姻緣、事業、前途,掉進了苦難的深淵。父親逝世後,我在清理他的遺物中找到一篇申訴材料,才較為清楚地瞭解到個中原委(父親從不與我們談起他的那段經歷)。申訴材料中寫道:「羅光澤為什麼要這樣置我於死地呢?因為我對他那種獨斷專行、專橫跋扈、欺上壓下、動不動就罵人、攆人家走的惡劣作風看不慣,平時頂上一兩句,特別在開展整風運動會上公開提了他的意見,因此,他懷恨在心。另因他為找女朋友兩次請我做媒,而我卻沒按照他的‘旨意’做,他覺得丟了面子(其中,他看中了本單位的一女同事,我沒幫忙,而那女同事恰又與我同科的劉學德談了朋友,所以他氣極敗壞),不僅報復了我,也報復了劉學德」。

1957年的那場災難,給被錯劃「右派」的人們帶來多大的精神打擊和身心摧殘呀!父親戴「帽」後,被開除黨籍降級降薪,安排在單位搞衛生,干雜活、重活,同時每晚還得接受同事們的批鬥。父親他們幾個涉世不深的年青志士,正意氣風發想大幹事業之時,卻在一夜間成了人民的「敵人」。他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開始感到震驚,並極力爭辯,可最終無法抵擋那場由最高當局刮起的來勢洶湧的風暴,從此變得沉默、害怕、無奈……

我恰是個不幸的1957年8月出生的孩子。那年父親被打成右派,清早出去深夜歸,全家人成天提心吊膽,害怕他會被勞教關起來。由於父親挨鬥,沒能送母親上醫院,直到晚上8點多我生下後,狀況不好,外婆急忙跑到報社,父親才得以准假到醫院看望我一次。我出生才幾個月,突然生病出麻疹。由於家境困難,拖延了治療,我奄奄一息。父親百般無奈,只得將家中唯一值錢的舊單車賣掉,算是撿回了我一條命。母親因父親的緣故,失去了自己事業中的美好前程。最為酸楚的是,本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優秀教師,卻不得不在每一次的大小會上向自己身上潑髒水:「我不好,我是右派份子的妻子,我要檢討」。

1958年,父親被衡陽日報社趕出大門,到市郊岳屏公社水東大隊監督勞動。那年冬天,父親帶去的一床舊棉絮被小偷抱走了,靠稻草當被子抵寒。實在凍得受不了,只好每天拖著疲憊的身體步行幾十里黑路回到市裡的家中睡覺,第二天天不亮又趕回鄉下。幾個月下來,父親身體垮下了,全身浮腫。 

1961年,父親摘了「帽」,先後被安排到市廣播電臺、市花鼓戲團、市群眾文藝館工作。「摘帽右派」依然受歧視,在「四清」、「文革」運動中,被下放到老家勞動改造。無論精神上還是身體上父親都被擊得很深、很痛,使得他不得不有過「輕生」之念,可他又哪能拋下自己鄉下的雙親、家中的妻子兒女們呀!自我記事起,父親在我腦海印記的就是多才多藝、心地坦誠、善良的形象。他從不打罵三個兒女,深愛著每一個家人,對鄰里和同事們也都是謙恭有禮。再難再苦,他都是用一張笑臉相待,時不時還會向人逗樂幾句。後來我才明白,父親的「幽默」裡蘊藏著多少辛酸。父親內心的痛楚,從不向家人與旁人訴說,更不把眼淚流出。可那年他隨大批右派集中在農場勞動時,我因患急病昏厥過去,家人們哭成一團,父親得知後連夜趕回家,抱著我流下了不輕彈的眼淚。

父親在市花鼓戲劇團工作期間非常辛苦,不僅當編劇、導演,有時還得放幻燈、跑「龍套」等。工作繁重,長期熬夜,不得不用瘦弱的身軀抗爭著一切。由於工作環境,他養成抽煙的習慣,而且煙癮很大,可家境困窘,他一直抽著劣質的「喇叭筒」。他總是省著、苦著自己,就是每晚劇團散工後的一點夜宵,自己也忍飢不吃,端回家中讓家人們「分享」。

1973年我在衡陽市二中讀高中時,因表現突出,被學校共青團團委初審定為發展對象。那天,我懷揣著「申報初審表」,雀躍般回到家中,驕傲地將表遞向父親並大聲叫著:「爸,我要入團了,你快幫我填表吧。」父親當時是喜上眉梢,急不可待地戴上老花鏡,仔細看著表格,與我一同認認真真地填著。等呀,盼呀,我心焦火燎地盼著站在團旗下宣誓的那一天。然而最後等到的是學校團委書記找我談話:「你的父親未恢復原職,還存在著遺留問題,所以你入團政審未能通過……」。我當時傻眼了,驚愕了:「為什麼?父親不是群眾文化館的一名國家幹部嗎?」長期的政治磨難中,父親在兒女們面前總是默默忍受著傷痛,可此時從不輕易表露情感的他再也壓抑不住,眼淚奪眶而出。

父親自從踏進文藝界,始終偏愛文藝創作,特別是對地方戲劇情有獨鍾。就是在遭受各種摧殘時,父親也沒有頹喪,對於自己一生酷愛的事業從未放棄追求。甚至在批鬥會上,他假裝煞有介事地聽別人的發言,其實思想早已開了小差,去玄想某個學術上沒解決的問題或某個劇本的創作了。我們會經常發現他回家時帶回許許多多零散的紙片,甚至還有煙盒紙,上面寫著密密麻麻的小字,原來這都是他在政治迫害的夾縫中辛苦積累的寶貴資料。我們知道,他對自己事業的追求,從未打算改弦更張。他熱愛祖國的文學遺產、朝斯夕斯,克服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三十多年的文藝創作生活中,父親改編的花鼓戲《打鞭進城》、《趕鴨》等作品,獲得湖南省花鼓戲劇本文學獎三等獎;並收入湖南省地方戲劇叢刊、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兩次發行(單行本)。與同事們一起共同創作了花鼓戲《焦裕祿》、《初升的太陽》和《安安送米》,許多讀者和觀眾以及同行都說作品如其人,有一股鄉土味。

「粉碎四人幫」後,父親的冤案追憶父親劉文恆

劉茨利

又是一個春雨飄灑的清明,我與姐弟們駕車行駛在通往家鄉的公路上。風雨瀟瀟,再一次把我們那痛徹心肺的傷痛喚起。

父親離我們而去已整整二十年了,可他那音容笑貌無時不顯現於我們的腦際。來到父親的墓前,我們跪拜不起,號天泣血,淚灑沾土。望著父親的遺像,我的胸口很堵得慌,又一次在心裏痛罵著自己:父親那遭受政治迫害的冤屈,我沒能面對面耐心聽他傾訴;幾十年的養育之恩,我也犢情未報。讀到《石鼓灘頭》(衡陽反右史事),更激發了我要寫寫父親的願望與衝動,用這篇拙文來告慰九泉之下的亡靈。

父親1929年出生在衡陽縣欄壠鄉下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家中兄弟姐妹多,他排行老五,靠我爺爺養豬,二伯做長工才斷斷續續讀完小學和初中。期間,他還得替人放牛。1949年下期入衡陽縣立中學(現存的衡陽市二中),享受政府助學金才讀完了高中。1951年父親高中畢業後,先後到市文化館、江東區文化館任宣傳幹事、館長。1955年調入衡陽日報社工作,很快由記者、編輯提升為文藝科科長,負責編副刊。

父親對自己鍾愛的事業滿懷著美好的憧憬,然而,隨著1957年夏季的到來,一場災難悄悄降臨於我父親。他在頃刻間被當時的報社領導強扣上「右派」帽子。「罪狀」有三條:一是公開擁護右派份子言論,從黨內支持和接應;二是反對黨在人事上的安排;三是認為黨不能領導文藝,拒絕黨的領導,反對黨的民主集中制,對社會主義不滿。其依據是:一、父親當時在登有市委統戰部召開民主人士座談會的消息的報紙上寫「鳴的開始,放的開端」八個字。二、工交科副科長李升平(當時是非黨員)寫了一篇《為牢騷說幾句話》的雜文,被報社當作反動文章,讓大家批判。父親說:「黨外人士發牢騷也是好的,何況我們過去工作中確實存在某些錯誤和缺點……」三、在一次整風會議上針對當時領導(總編羅光澤)要求大家提意見,但又左定條條,右定框框的作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既要大家提意見,又要求恰如其分,這讓人家怎樣提?」

說起羅光澤,確是個心胸狹窄、顛倒黑白、手段卑劣的小人。1957年,經他精心策劃、蓄意謀害,使我父親和李升平、劉學德等一批有才有志青年,斷送了青春、才智、姻緣、事業、前途,掉進了苦難的深淵。父親逝世後,我在清理他的遺物中找到一篇申訴材料,才較為清楚地瞭解到個中原委(父親從不與我們談起他的那段經歷)。申訴材料中寫道:「羅光澤為什麼要這樣置我於死地呢?因為我對他那種獨斷專行、專橫跋扈、欺上壓下、動不動就罵人、攆人家走的惡劣作風看不慣,平時頂上一兩句,特別在開展整風運動會上公開提了他的意見,因此,他懷恨在心。另因他為找女朋友兩次請我做媒,而我卻沒按照他的‘旨意’做,他覺得丟了面子(其中,他看中了本單位的一女同事,我沒幫忙,而那女同事恰又與我同科的劉學德談了朋友,所以他氣極敗壞),不僅報復了我,也報復了劉學德」。

1957年的那場災難,給被錯劃「右派」的人們帶來多大的精神打擊和身心摧殘呀!父親戴「帽」後,被開除黨籍降級降薪,安排在單位搞衛生,干雜活、重活,同時每晚還得接受同事們的批鬥。父親他們幾個涉世不深的年青志士,正意氣風發想大幹事業之時,卻在一夜間成了人民的「敵人」。他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開始感到震驚,並極力爭辯,可最終無法抵擋那場由最高當局刮起的來勢洶湧的風暴,從此變得沉默、害怕、無奈……

我恰是個不幸的1957年8月出生的孩子。那年父親被打成右派,清早出去深夜歸,全家人成天提心吊膽,害怕他會被勞教關起來。由於父親挨鬥,沒能送母親上醫院,直到晚上8點多我生下後,狀況不好,外婆急忙跑到報社,父親才得以准假到醫院看望我一次。我出生才幾個月,突然生病出麻疹。由於家境困難,拖延了治療,我奄奄一息。父親百般無奈,只得將家中唯一值錢的舊單車賣掉,算是撿回了我一條命。母親因父親的緣故,失去了自己事業中的美好前程。最為酸楚的是,本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優秀教師,卻不得不在每一次的大小會上向自己身上潑髒水:「我不好,我是右派份子的妻子,我要檢討」。

1958年,父親被衡陽日報社趕出大門,到市郊岳屏公社水東大隊監督勞動。那年冬天,父親帶去的一床舊棉絮被小偷抱走了,靠稻草當被子抵寒。實在凍得受不了,只好每天拖著疲憊的身體步行幾十里黑路回到市裡的家中睡覺,第二天天不亮又趕回鄉下。幾個月下來,父親身體垮下了,全身浮腫。 

1961年,父親摘了「帽」,先後被安排到市廣播電臺、市花鼓戲團、市群眾文藝館工作。「摘帽右派」依然受歧視,在「四清」、「文革」運動中,被下放到老家勞動改造。無論精神上還是身體上父親都被擊得很深、很痛,使得他不得不有過「輕生」之念,可他又哪能拋下自己鄉下的雙親、家中的妻子兒女們呀!自我記事起,父親在我腦海印記的就是多才多藝、心地坦誠、善良的形象。他從不打罵三個兒女,深愛著每一個家人,對鄰里和同事們也都是謙恭有禮。再難再苦,他都是用一張笑臉相待,時不時還會向人逗樂幾句。後來我才明白,父親的「幽默」裡蘊藏著多少辛酸。父親內心的痛楚,從不向家人與旁人訴說,更不把眼淚流出。可那年他隨大批右派集中在農場勞動時,我因患急病昏厥過去,家人們哭成一團,父親得知後連夜趕回家,抱著我流下了不輕彈的眼淚。

父親在市花鼓戲劇團工作期間非常辛苦,不僅當編劇、導演,有時還得放幻燈、跑「龍套」等。工作繁重,長期熬夜,不得不用瘦弱的身軀抗爭著一切。由於工作環境,他養成抽煙的習慣,而且煙癮很大,可家境困窘,他一直抽著劣質的「喇叭筒」。他總是省著、苦著自己,就是每晚劇團散工後的一點夜宵,自己也忍飢不吃,端回家中讓家人們「分享」。

1973年我在衡陽市二中讀高中時,因表現突出,被學校共青團團委初審定為發展對象。那天,我懷揣著「申報初審表」,雀躍般回到家中,驕傲地將表遞向父親並大聲叫著:「爸,我要入團了,你快幫我填表吧。」父親當時是喜上眉梢,急不可待地戴上老花鏡,仔細看著表格,與我一同認認真真地填著。等呀,盼呀,我心焦火燎地盼著站在團旗下宣誓的那一天。然而最後等到的是學校團委書記找我談話:「你的父親未恢復原職,還存在著遺留問題,所以你入團政審未能通過……」。我當時傻眼了,驚愕了:「為什麼?父親不是群眾文化館的一名國家幹部嗎?」長期的政治磨難中,父親在兒女們面前總是默默忍受著傷痛,可此時從不輕易表露情感的他再也壓抑不住,眼淚奪眶而出。

父親自從踏進文藝界,始終偏愛文藝創作,特別是對地方戲劇情有獨鍾。就是在遭受各種摧殘時,父親也沒有頹喪,對於自己一生酷愛的事業從未放棄追求。甚至在批鬥會上,他假裝煞有介事地聽別人的發言,其實思想早已開了小差,去玄想某個學術上沒解決的問題或某個劇本的創作了。我們會經常發現他回家時帶回許許多多零散的紙片,甚至還有煙盒紙,上面寫著密密麻麻的小字,原來這都是他在政治迫害的夾縫中辛苦積累的寶貴資料。我們知道,他對自己事業的追求,從未打算改弦更張。他熱愛祖國的文學遺產、朝斯夕斯,克服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三十多年的文藝創作生活中,父親改編的花鼓戲《打鞭進城》、《趕鴨》等作品,獲得湖南省花鼓戲劇本文學獎三等獎;並收入湖南省地方戲劇叢刊、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兩次發行(單行本)。與同事們一起共同創作了花鼓戲《焦裕祿》、《初升的太陽》和《安安送米》,許多讀者和觀眾以及同行都說作品如其人,有一股鄉土味。

粉碎「四人幫」後,父親的冤案也像他的鶴髮蒼顏一樣,大白於天下。他油然想起古人的詩句:「莫嗟黑髮從頭白,終見黃河到底清。」他惋惜虛擲虛耗的大好光陰,以只爭朝夕的精神,筆耕不輟,彌補蹉跎,接連交出十多部稿子,如:1980年改編出新的古裝花鼓戲《恭伢子縫衣》、現代花鼓戲《蛙緣》、《老來緣》等作品,獲得了湖南省戲劇匯演三等劇本文學獎,成為優秀保留劇目,並在全國性雜誌《劇本》發表。在75、79、81以及85屆湖南省兒童文藝匯演上,父親創作的《三隻貓》、《比爸爸》、《拆蛙釣》等分別獲得兩個一等獎和一個三等獎,並在省人民出版社《麗麗與小白鵝》一書上發表,省電臺錄像播放。那段時間,父親發表的著述引起了老朋友們的注意。有人曾驚嘆說:「真乃神來之筆」。而我深知,在這些成果的後面,乃是父親幾十年來每日清晨三四點鐘開始的勞作,是政治迫害下無聲的吶喊,是長期寂寞中的辛勤耕耘……

父親還勇於修正自己著作中的不足和疏漏。有的朋友讀了父親的作品,來信提出不同看法,父親認為正確,便立即採納。如在《狐裘傳》、《回春曲》、《並蒂瓜》、《青春》、《醫生》、《第一次上門》等劇作作品的創作上充分聽取和吸收了不同的意見,並獲得了成功。父親逝世前,是衡陽市戲劇工作室主任,湖南省戲劇家協會會員,湖南省戲劇文學學會理事,衡陽市戲劇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並擔任《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湖南卷·(衡陽分卷)》常務副主編。在編撰《衡陽湘劇志》和《衡州花鼓戲志》中,父親負責編輯審稿,在修改《衡州花鼓戲志》時,四易其稿,每稿長達25萬餘字。對《湘劇志》中的《醉打山門》、《水漫蘭橋》等作品,反覆修改達8次之多,其工作難度和辛勞可見一斑。父親終因病魔被奪走了生命,原湖南省畫院院長、著名畫家鐘增亞先生在報上撰文《鐵漢劉文恆》寫道:「你走得那麼匆忙,那麼清白,那麼寧靜……一個堅強鐵漢,你坎坷的遭遇,高尚的人格,引發多少同行志士在流淚,在痛哭呀!

父親走得匆忙,卻為我們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在幾十年逆境中從不頹喪的生活勇氣,他在長期寂寞中不墜青雲之志的風骨,令我們兄弟姐妹心儀神往,永誌不忘。在我家牆上挂有父親手書的絕句一首:「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這當視為不是遺囑的遺囑吧。而今我雖已過耳順之年,但每當看到這幅字時,總是感受到父親對子女不盡的關愛和無聲的鞭策。而今而後,在漫長的人生道路上,我們及我們的子女們都將永遠以父親的精神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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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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