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陸豐農民運動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被毛澤東譽為「農民運動大王」、有「菩薩」美名的彭湃，毅然背叛自己的階級，為窮人打天下，這是一種什麼精神？家庭誠可貴，革命價更高，多少熱血青年因彭湃而澎湃，義無返顧地步其後塵。
黨文化將彭湃包裝成一個無比醒目的革命符號：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殺人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為了正義的事業，盡可不擇手段，背棄人倫，殺出一個各取所需的世界。
1921年10月，25歲的彭湃從日本留學歸來，在海豐縣赤山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會。1922年冬，彭湃在海豐縣龍蛇埔召開農民大會，把自己分家所得的田契、鋪約全部拿出來，先公布田契的地點、畝數和佃戶的姓名，然後一張張地當眾燒燬。彭湃站在弱者的立場上，與自己的家族公開決裂，在當地引起極大的轟動；其事跡後被寫入大陸小學課本，感動了「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的幾代人。
1958年7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共元帥徐向前撰寫的《奔向海陸豐》（曾收入全國中學語文統一教材）：「蘇維埃主席彭湃同志在會上講了話。他只有二十多歲，身材不高，臉長而白，完全像一個百分之百的文弱書生。他身穿普通的農民衣服，腳著一雙草鞋。海、陸豐的農民都稱他為'彭菩薩'。他宏亮的聲音，革命的熱情，堅強的意志，對革命的前途充滿著必勝的信心，都使我們永懷不忘。」
彭湃這樣推崇列寧：「他的法律，是沒有什麼詳細的，反動的就殺，他的工人農民，不用報告什麼工會、農會、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紳、地主、資本家殺卻」，「准群眾自由殺人。殺人是暴動頂重要的工作，寧可殺錯，不要使其漏網」，「將這批豪紳地主剖腹割頭，無論任何反動分子，都毫不客氣的就地殺戮，直無絲毫的情感」。海陸豐存在的短短兩個月中，一萬多人被殘酷處死，「反動的鄉村有些全鄉焚燒」[1]；彭湃提出要對「土豪劣紳」「大殺特殺，殺到他干乾淨淨」，殺到海港的水「都成赤色」，各人的衫褲「都給反動派的血濺的通紅」，並要參加海豐縣工農兵代表大會的代表每人負責去殺20人[2]。
費正清、費維愷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年下卷》，在「第六章農民運動」裡，專門有一節「彭湃與海陸豐農民（1922--1928）」：在彭湃的領導下，蘇維埃「有計畫地採取恐怖活動——像往常一樣，著眼於動員農民。農民既需要鼓勵，從心理上擺脫屈從的枷鎖，也需要使之參加破壞和屠殺的行動，使他們不可能後退或開小差。」蘇維埃顯然更要殘酷：「更大量的不公開示眾的處決，到兩星期過了以後，蘇維埃政府也無需給行刑者以報酬：赤衛隊員（大多是青年農民）非常樂於執行這種令人羨慕的光榮任務。對一個反革命來說，沒有受拷問就被殺死是一種恩典。比那些被砍下一肢，親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後被殺死的人是幸運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塊，另一些人（例如捷勝地區的一個地方官）被關在一個板箱裡，被慢條斯理地鋸成一塊塊，而行刑者們還不時停下來喝茶休息，以延長其痛苦。」
「彭菩薩」原是殺人如麻的大魔頭，由於罪孽深重，令人髮指，在中共建政之後仍然招人痛恨：成千上萬被虐殺的亡魂的後代，藉助政治運動開始了對彭氏家族的瘋狂復仇。
1966年6月19日，在幾個中共海豐縣委常委的支持下，華南農學院黨委委員、水稻生態研究所副主任兼黨支部書記、彭湃之子彭洪，從華農校園被拉回海豐批鬥，9月1日被活活打死。
1967年8月26日，「反彭」進入高潮，5000多人攜帶機槍、衝鋒槍、步槍進入海城鎮，對彭湃的親屬、當年的戰友及家屬展開血腥鎮壓和長達半月的圍剿，100多名幹部群眾被殺害，800多人被打成殘廢或重傷，3000多人被打傷；8月29日下午，彭湃侄兒彭科逃到郊外的將軍帽山，一個姓洪的中年男人，聽到彭科的名字，大聲喊道："我要報仇！"舉著篾刀，連砍帶割砍下彭科的頭顱，掛在城東門的電線桿上，示眾三天；彭湃的堂弟彭勁、彭湃的堂侄彭株等彭家親屬也相繼遇害[3]。
好一個「我要報仇」！南都的記者隱諱而又直白地道出了慘案發生的緣由，「反彭」動機至此浮出水面。彭家後人未要求嚴懲凶手，反倒一致認為要向前看，不應怨怨相報，否則永無了結，可謂痛定思痛。
1979年1月25日，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勛對海豐反彭湃事件作了定性：「這是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矛頭指向周總理、葉副主席（指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一次反革命事件。」
官方無疑是在自欺欺人，反正那個年代的事兒，林彪、四人幫是個筐，啥都可以往裡裝。
時至今日，共產革命的偶像一個個進入了黃昏，可是，那些被共產革命怨殺和虐殺的亡靈，以及被坦克碾壓、機槍射殺的英魂，還在歷史的深處眺望，期盼著昭雪和正義到來的那一天。
註釋：
[1]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開放出版社，2006年9月。
[2]郭德宏《彭湃的農民運動及土地革命思想》，《黨史研究與教學》，1991年第5期。
[3]許黎娜、肖雪龍《提棺驗屍十年沉冤終得雪》，《南方都市報》，2008年5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