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專制基礎主要是50年代至60年代出生的人，主力是跳廣場舞的大媽們。
【看中國2015年06月03日訊】26年前的北京六四事件，成為蘇東劇變（西方社會稱之為1989年系列革命）的開端，這是中國知識份子與大學生群體對世界民主化運動的偉大貢獻。當時，人們幾乎都相信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的預言，人類意識形態之爭已經到達終點，自由民主已經取得了最終勝利。但其後經歷20多年政治演變，人們終於發現，由極權、專制走向民主不是單行道，一些曾經走上民主化或開明專制的國家正面臨極權回歸的災難。
俄羅斯回歸極權的民意基礎
現階段正在抱團且互相模仿學習的非民主國家中，伊朗是個政教合一國家，中國從來就沒有過民主，只是在開放姿態之下，有過80年代的半開明專制，現在正在回歸黑暗專制的道路上狂奔。但俄羅斯在歷史上有過西化經歷，上世紀90年代後曾在民主化道路上走過一段時間，剖析俄羅斯，可能會對社會轉型過程中民主並非單行道的現實認識更清楚。
普京回歸極權，當然與他的克格勃職業經歷有極大關係，這種人偏好專斷與強權，更何況俄羅斯從彼得大帝時期開始直到斯大林，其間數百年養成的專制文化根基之深厚，可能僅次於中國。我在《普京主義是如何煉成的》（2014年）一文中，指出普京主義是一把由大國沙文主義與強權政治鍛造的劍，但它卻經過所謂民意淬煉。因為俄羅斯與中國不同，還有個民主制度外殼。
在西方的話語系統中，「人民的選擇」是政治正確的象徵，不能觸碰。但在專制國家中，民意容易被強權裹挾，我在那篇文章中的重點敘述是：「俄羅斯政治的明顯轉向，始於普京執政之後。普京上臺之前，俄羅斯曾一度告別專制、走向民主。自1999年開始，普京充分利用了他嫻熟的政治駕馭能力，帶領俄羅斯，逐漸完成了回歸專制和霸權這一政治演變，他本人則從民選總統成功變身成為獨裁者。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政治上的每一個重大轉變，都得到了俄羅斯的主流民意支持。當然，這話也可以這樣說：普京巧妙地迎合了俄羅斯民族的大國沙文主義傳統，成功地利用了俄羅斯人數百年對威權的依賴，最終實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成為俄羅斯今天的彼得大帝。」簡言之，普京的支持者是農民階層與青年一代，反對者是集中在莫斯科、彼得堡的中產階級，前者數量遠超過後者。
中國人有個流行看法：中共的專制基礎主要是50年代至60年代出生的人，主力是跳廣場舞的大媽們，等他們這代人逝去，年輕人自然而然就具有民主意識。這話缺乏事實支持，因為中國毛左當中有不少80、90年代出生的人。
普京的社會基礎中，鐵桿支持者就是號稱「青年近衛軍」。這一前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青年組織，曾是青年英勇戰鬥的象徵，俄羅斯執政黨「統一俄羅斯」的青年組織於2005年改用這一名稱，現在已成為俄羅斯最大的青年政治組織。「青年近衛軍」的「業績」不少，在反「顏色革命」中充當急先鋒的角色，與舉行反普京遊行的青年發生激烈衝突；抗議愛沙尼亞搬遷蘇聯紅軍解放紀念碑；攻擊摩門派教堂是美國情報部門的窩點；支持普京出兵烏克蘭等等。幾乎是普京指向哪裡，青年近衛軍就打向哪裡。
青年近衛軍的成員多出生於蘇聯解體之後，這批青年是通過什麼方式教育出來的，尚未看到系統的研究。其存在確實警示著中國的民主人士：意識形態教育的洗腦後果有多可怕。
民粹與反美兩大支柱承托的「查韋斯社會主義」
委內瑞拉是民主制外殼下民粹政治裹挾社會的典型。「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查韋斯依靠民粹與反美，在委內瑞拉建成了「社會主義」，研究拉美的政治學者將此稱之為「查韋斯革命」。這場「革命」許諾搞社會主義合作社，改進醫療和教育體系，權力歸於人民。假定查韋斯沒有中國政府在統計數據上造假的惡習，那他算是實現了諾言：通過實施各項社會計畫，10年內委內瑞拉有近300萬窮人擺脫了貧困，貧困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從75%下降到26%；基本掃除了文盲，識字率高達96%。外交政策上，查韋斯時時表現出和「美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姿態，塑造自己「反美英雄」的形象，贏得了不少掌聲。
有了這兩項成績做為「錦被」，儘管委內瑞拉目前是拉美最腐敗的國家之一，在全世界排名第138位；儘管該國出現了一個「玻利瓦爾資產階級」，其構成包括徵收「額外收費」的政府官僚、石油買賣的中間人、在黑市和灰色市場上的活躍份子、洗錢以及毒品走私組織，但查韋斯仍然宣稱他建設的是「社會主義」，並聲稱只有他的社會主義才能救世界。我幾次想弄清楚他究竟是不是毛澤東的好學生，但最後發現，他的意識形態來源太多元化了，玻利瓦爾、耶穌、馬克思、印第安人……似乎都是他的思想來源。
對於委內瑞拉的窮人來說，麵包與福利最重要，「查韋斯式」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他們並不想弄清楚。於查韋斯而言，什麼主義不重要，通過各種忽悠保有權力才最重要。這其實與北京政權差不多，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本義是什麼不重要，拿著它做意識形態工具排斥異己最重要。
查韋斯現在雖已故去，但他留下的問題卻正在困擾委內瑞拉。查韋斯依靠石油資源的豐厚獲利提高給窮人的分配份額與福利，提升了他們的經濟生活水平。但這種為窮人提供奶瓶而不是讓窮人獲得發展機會的政策，隨著石油價格下跌而難以為繼。委內瑞拉的上層和中產階級對查韋斯非常反感，認為他扼殺了社會的創新與發展動力。查韋斯在任期內那種廣泛的政治壓迫和人權侵犯劣跡正被大量揭發。美國阿姆赫斯特學院的委內瑞拉問題專家哈維爾·克拉雷斯指出，「通過使用、濫用和缺用法律這三種方式，查韋斯成功地擴大了總統的權力並壓制了反對他的人，不僅僅是反對派，而且包括政府內部的反對聲音」，並通過提高原油價格，然後給周邊國家小額補貼的方式，很好地控制了周邊國家的民主化進程。
正如《紐約時報》一篇文章的標題所說，「查韋斯解脫了，委內瑞拉還在掙扎」。
中國政府：暴政者俱樂部的重要粘合劑
極權回歸的一大趨勢是這些極權國家之間有密切的政府合作，互相效仿對方扼殺民主的戰略和具體手段，遏制本國及區域內的民主化進程。在這些暴政國家之間起粘合劑作用的是中國政府。
委內瑞拉與中國有密切的經濟合作關係，經常從中國得到大筆無償援助。中國與伊朗的關係比較複雜一點，按中國的宣傳是「中伊關係糾結40年，伊朗從罵中國到傍中國」，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伊朗歷屆領導人都對中國重視有加，甚至將中國視為‘救命稻草’」。中俄關係於2014年被雙方提升成「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還要「可持續發展」，眼前最重要的政治合作就是「共同抵制美國等外部勢力發動的顏色革命」。
上述國家並無中國政府那樣雄厚的財力開髮網路監控技術，因此中國政府非常「無私」地發揮了「國際共產主義」精神，將巨資開發的網路監控技術慷慨地免費贈送給這些國家，同時將組建五毛製造民意的經驗傾囊相授，為這些國家之間開展五毛之間的「民間交流」奠定了基礎，美中不足的是最近委內瑞拉政府因經濟拮据而取消了五毛。中國當然也善於學習他國控制國民的先進經驗，比如普京組織了青年近衛軍，習總書記立刻心領神會，將中國的共青團員大批量變身為志願者五毛。
可以說，獨裁國家充分認識到，同類必須抱團取暖，才能讓自身不成為「國際孤兒」。時值六四運動26週年之際，分析當代世界極權回歸這一現象，意在提醒中國人，獨裁國家重組暴政者俱樂部確實加大了中國民主化的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