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恐怖的泗坪（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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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恐怖的泗坪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1959年12月29日清晨，我從成都南門武候祠旁汽車站乘車南行，沿途鵝毛大雪，白茫茫大地一片粉琢銀妝。到達雅安時，天已傍晚，電燈開始亮了。街面一片冷清，關門閉戶。住宿在車站附近的旅社。住宿要檢查證件和介紹信。旅社食堂憑省糧票或全國糧票供應大米飯。買大米飯時可配搭一小盤沒有油葷的水燜厚皮菜。如果不買大米飯則不供應厚皮菜。旅途勞累一天，又無油葷怎麼吃肚子也沒有飽的感覺，只有悶頭睡覺。30號、31號兩天辦完工作調配的各種手續，分在專區醫院門診部口腔科工作。第二天是1960年元旦，放假一天。我獨自一人漫步在雅安的大街上，離開了德昌右派群體的互相照顧的溫暖，像一隻失群的小雁感到孤獨和悲涼，頭上還有沈重的緊箍咒。

雅安各個主要街道的街面都是一片蕭條、淒涼、冷清，從前的商業店面大多數已變成街道居民住家的臥室。糖果、糕點、肉類、禽蛋、水果，一切可以進口的食物都絕種、絕跡，無影無蹤。僅存幾家寥若晨星的飯館，都是和車站附近的旅社食堂一樣，憑全國或省糧票供應大米飯時才能配搭一小盤水燜厚皮菜。郵電局可以寄信件，有一家新華書店裡面充斥著紅色讀物和少得可憐的科技書籍。稀稀落落偶爾可以看見一家國營百貨公司的商業店面或者是縣供銷合作社賣原始農具的店面，裡面也是貨架空空。日用百貨不僅要憑票證供應，而且全面匱乏，即使有供應的票證，也不易買到。偉人通過黨再通過政府全面控制中國民眾的衣、食、住、行、用、讀書、就業、醫療、衛生、婚喪嫁娶、文娛體育，一切生活活動無所不至的都在黨的控制之中。無論是雅安縣糧票還是成都市糧票都買不到街上的熟食品，只能到當地政府指定的糧店購買票上面額的糧食。除了政府、組織、單位指派的出差人員以外，一般工作人員哪裡可能有全國或省糧票呢？更不要說城市街道居民！如果是農民，那更是連想都不敢想！像成都市這樣的省會城市，後來才在給市民每月發糧票時，在其中劃分出百分之幾的份額為可以在街上買熟食的熟食證。因此可以說在街上飯館吃飯是政府控制的行政行為。

這天在街上信步漫遊時，不期與當年樹德中學女同學曾有容邂逅相遇，曾不僅是我樹中同學，而且她又是在四川醫學院五官專業畢業後分配在雅安專區醫院工作的五官科醫師。曾善良、正直、熱情，她完全不理睬我的右派身份會給她帶來什麼影響或牽連，主動與我接近友好，特別是在我成家有妻室兒女之累以後，更給予我很多熱情的幫助和關照。

元月二日到口腔科診療室上班，科上一名30歲左右叫帥正容的女人對我非常熱情，不停地問這，問那，說這，說那。一看就是一個製造矛盾，撥弄是非難纏的長舌婦、是非婆。我只有微笑著適度回答。早上是空腹上班工作。到上午十點鐘時，門診部的管理員（工頭）才搖鈴喊：「吃飯了！」這是第一餐，既非早餐，也非午餐。憑飯票買用刀切割的像蛋糕一樣的，一兩一兩的米飯塊。菜是一小塊體積為2×3×5厘米的咸豆腐乳。下午四點開第二餐，每一個人可以買一小盤水燜厚皮菜。科醫療組長告訴我：「醫院裡的每一個工作人員都必須自備一把鋤頭、一把鐮刀、一個背兜。隨時都要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第三天就叫我背上背兜去郊外割豬草。原來門診部對每一個員工的工作安排是，每週搞業務工作一至三天，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四至六天，沒有休息日。冬天的任務主要是割豬草。草是豬的主要的或者說是唯一的飼料（豬已經變成草食動物了）。醫院自已餵豬自已吃。每一個人都有割豬草的定額任務。完不成定額者沒有肉吃。我背著背兜出城到了郊外，看見遍山遍野都是各行各業背著背兜割豬草的人。天寒地凍，哪裡有什麼青草，何況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在搶割，鐮刀派不上用場。我只有蹲在小溪邊用手扯溝邊細嫩的蛾蛾小草。傍晚回院交草，過磅登記，別人都是30多斤，最少也是20多斤，我只有13斤。第二天在割草時，遇見一位30多歲其他單位的衣著整潔的女人，她手足快捷利落，沿著另一條小溪，把帶青色的小樹枝、樹葉、茅草，統統割下。我跟隨她走，照樣畫葫蘆。大有收穫。回院過磅時，20多斤，但是受到生產隊長（此人的本職工作是財會人員）袁成湘的嚴厲指責，說我把樹丫都割回來了，豬怎麼吃？

白天割豬草，晚間還要政治學習到深夜，學習內容無非是形勢大好，一條心！一個勁！一股繩地繼續大躍進。

元月中旬，醫院派我和另一名34歲的口腔科女醫生曾雲霞兩人同赴榮經縣泗坪公社防治水腫病。泗坪在雅安以南70公里，公社衛生院坐落在泗坪場口，衛生院的田院長向我們介紹情況時說：「泗坪的水腫病是病人多，病情重，發病急。當前任務是要立即成立腫病醫院，集中收治病人。同時也要巡迴到病人的家裡去看病發藥。」次日早晨，我們由田院長和衛生員陪同到泗坪場的街上去走家串戶的看病發藥。同時熟悉情況。泗坪場的官稱叫「民主大隊」。街道狹窄，路面高低不平，用石板鋪成，兩側的房屋破爛不堪，梁歪檁斜，牆壁稀牙漏縫，多數是前清遺留下來的木板房。街上沒有一家商業店舖。只要一踏進任何一個病人家的門，立刻就有一股腐臭、屍臭、霉臭、屎臭、尿臭、汗臭混合的惡臭、怪臭扑鼻而來，令人感受到難以忍耐的噁心和窒息。屋子裡陰冷、潮濕、昏暗、骯髒，難以下足。病人個個都是面部和軀體上部呈現出一層枯萎、臘黃色粗皮包裹著一付骨骼。看不見一點皮下脂肪和肌肉。其面部毫無表情，神情木訥、痴呆反應極其遲鈍。有的病人面部腫得像一個大南瓜，皮膚呈粉白灰色，兩隻眼睛腫脹得像一條細縫。下肢腫脹得硬綁綁的，皮破處流清水不止。腹部腫脹像一個鼓。行動非常困難，極其遲緩。憨坐在門邊或角落裡。我們對其說話時必須放大嗓門，反覆幾次，良久才有含糊不清的回答或呻吟。這幅場景，比美國電影《巴黎聖母院》乞丐窩的場景還要悲慘、恐怖、可怕得多。這就是一年半前我在德昌永郎時，郭福長狂呼飛奔的共產主義天國樂園。

我們對病人進行的檢查、診斷、治療的整個過程是固定公式程序。用聽診器象徵性毫無意義地在病人的胸部杵一杵，用手指按一按病人小腿看其產生的窩凹的深度。診斷為「中度腫病！」或「重度腫病！」。治療藥物也是規範化的，固定的，統一的。第一種藥稱「康復散」，配方是用細米糠，麥麩皮加少量的黃豆面再加極少量的黃糖，揉搓呈沙粒狀即成。發藥時每一個病人發給2—3小匙不等。第二種藥稱「小球藻」。是一種生長繁殖率很快的藻類植物。它凝聚成大小不同的鬆散團塊，飄浮或懸浮在水中。用尿作培養基的養料。煮沸後給病人一小杯。據說此液含蛋白質，但其味苦澀，尿臭難嚥。少數病人再發幾片維生素B1或維生素C片等藥物。

當時對腫病病人的治療方針是集中治療。以公社為單位的集中治療點稱「腫病醫院」。以生產大隊為單位的集中治療點稱「大隊療養院」。

公社「腫病醫院」設在泗坪場口外不遠處的一個院落裡。這個院落是一幢前後兩重的四合院，建築設計，梁、棟、門、柱都很氣派，是前清士大夫的府第。現在分給許多農戶居住。但因多年失修，已十分破落。公社在這個院落內調節出幾間比較好的房屋給「腫病醫院」使用。醫院集中有三、四十個病人，醫療工作由我主持，另外有幾個衛生員協助。病人分住幾間大屋，床是用木板釘的連鋪，上面睡五、六個或七、八個人不等。檢查、治療內容和外面巡迴醫療的內容大同小異。只是每一天要給病人發二次「康復散」，衛生員要煮沸二次「小球藻」發給病人。另外醫院除備有一般常用藥物外，還配備有20毫升安瓿的50%葡萄糖注射液若干盒，供搶救低血糖昏迷病人使用。

腫病危重病人在低血糖昏迷情況下，注射高滲葡萄糖，在施行靜脈穿剌時，其靜脈血管壁的彈性、韌性完全喪失。只要注入皮下的針尖剌入血管壁，血管立即破潰，產生巨大的皮下血腫，而且將針尖擠出血管，很難把注射針保持在血管內。常常需要穿剌二、三次才能注射藥物。昏迷病人經搶救復甦，也很難存活，很快就可能發生第二次昏迷。昏迷次數越多，存活率越小，有時還在推注藥液時，病人就已經死亡了。

醫院僱有一個炊事員，每天給病人做兩餐飲食，每餐給每一個病員一碗稀糊糊。其內容是少量玉米麵加細糠皮加紅苕籐和青樹葉磨成粉混合煮沸成糊糊。僅此也比醫院外的公共食堂分配給社員的同樣食品的量要多得多。最令我難忘的是院子的角落住有一戶人家，是一對青年的夫婦，兩人都有一點文化，帶有一個2—3歲的小孩，每天兩餐盛三碗少得可憐的稀糊糊，那女人既要讓丈夫，又要讓孩子多吃點，她幾乎每天都沒有吃。那種飢餓、痛苦、悲慘的情景，真令人心酸不忍。

腫病醫院內外的水腫病人每天都在大量的死亡，醫院外的死亡率比醫院內要高得多。因為很多病人行走十分困難，沒有體力能走幾里路甚至十幾里路來「腫病醫院」集中接受治療，就死在家裡了。最初，人死了，死者的親屬或近鄰還要拆幾個樓板或牆壁板，裝釘一個木匣將死者放在匣子內抬去掩埋。後來死的人越來越多，樓板、牆板沒有了，抬死人的人也沒有了。活著的人都是有氣無力，完全沒有力氣抬死人。只有將屍體拖出門去丟在田裡或坡地的低凹之處，隨隨便便蓋上幾鏟泥土，草草了事。但是常常在夜裡，就有人把泥土刨開，將屍體大腿和臀部的肉割走，而任由屍體暴露。初始時，人們對此還有議論。後來割屍肉的事頻繁發生，而且連屍體的內臟也被挖走，習以為常後也就無人問津了。

公社幹部包括衛生院的醫務人員，是在幹部食堂用餐。和專區醫院一樣，干飯是將大米盛在方形的鐵匣內蒸熟後用刀切成塊狀出售，以求份量精確。稀飯則是在煮熬時加有小蘇打（碳酸氫鈉）這樣，即使用很少的米也可以熬出很粘稠的稀飯。（這種弄虛作假的方法煮熬的稀飯，在鹼性溶液裡，稻米內所含的水溶性維生素已被破壞殆盡。）食堂裡面沒有菜蔬供應，僅在餐桌上放有一小碟用清油炒過的鹽，供進餐者食用。

1960年春節來臨。腫病醫院所在地的社員公共食堂供應了一次豬肉，也分給我一份。共三塊，每塊比棗子還小，第一塊是豬皮，第二塊是豬尾，第三塊是筋骨。幹部的春節物資供應是每一個人憑糧票購買二斤挂面，另配2兩（64克）花生、2兩核桃、2兩柿餅。這些物資在當時都是極其珍貴的救命之物。

有一條奇聞。泗坪公路旁的山坡上是泗坪鐵鍋廠。公路上的行人都可以看得見鐵鍋廠鍛鐵的火焰。春節時坡地上掛著醒目的紅色橫幅大標語：「感謝黨！春節給我們吃回鍋肉還要煮蘿蔔湯給我們吃！」這條動人的標語非常真實，令我刻骨銘心，永生難忘。

衛生院在大飢餓來臨之前，還有婦女生孩子的時候儲備了一些胎盤。那個年代沒有冷藏設備，他們用火把胎盤烘乾，磨成粉末儲存。現在成了最佳營養品。春節前夕，不知道他們在哪裡弄來一個新鮮的胎盤，煮熟後請我共享。哦！天哪！那是人肉，我連看都不敢看。

衛生院全體醫務人員每天晚上都要與公社幹部一起去泗坪郵電所參加縣委召開的電話會議。會議內容是全縣各個公社逐一匯報該公社的腫病病人當日的發病人數，當日死亡人數等數據。所以說三年大飢餓的死亡人數國家必有準確的數據。

春節過後，二月下旬，衛生院通知調我去河西大隊療養院。到達時天已快黑，大隊書記安排我住在一個空倉庫裡面，其內已經住有一位名叫胡遠闊的從成都市下放到榮經泗坪的住社幹部。稍後屋子內陸續來了七、八個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坐在一起東拉西扯地談論一些極其無聊的話題。又過了一些時候，八點半左右，衛生院田院長和一名公社副書記匆匆趕到。坐在一起，所有的人都很興奮。談話的題目越扯越雜。後來談的就全是女人和男女性事。我疲倦極了，這些人不走，也無法睡覺。

午夜12點到了。其中一個人大喊：「幹事！」其餘的人同聲應和：「干！」這夥人就一齊向倉庫後院走去，室內僅留下我一個人。過了十多分鐘，我實在忍不住，就慢步前去看個究竟。小院那邊一間屋子燈火通明。房門半掩。我走近一看，這夥人全在裡面，一爐大火，熱氣騰騰。一個粗漢，全身赤膊僅穿褲衩，手握一柄30公分長的匕首狀尖刀正在殺牛。牛頭已落下，肚皮也打開了，腹腔內熱氣騰騰。霎時，還是那個人又高喊：「割肉了」。屠牛者一刀、一刀地割下大塊、大塊的肉。司儀者又呼：「公社某書記五斤，某書記五斤，……某主任三斤，某秘書三斤。」……然後是生產大隊幹部，再後是生產隊幹部。按官位品級高低分肉。最後說給療養院病號一斤，醫官來了，也給一斤。該生產隊收錢的出納姓王，是個小夥子。我當即將一斤牛肉的價格三角四分付與王。次晨，我看見王出納背著被蓋卷。王說：「全體大、小隊幹部都要到縣城集中，開全縣五級幹部會議。」從此就再也沒有看見過王了。

幾天後，聽到一些流言蜚語，說我偷吃牛肉沒有給錢。我當時並不以為然。

三月中旬，公社召開全體幹部部署春耕生產動員大會。衛生院全體醫務人員也奉命參加。

會議主持者報告說：「春耕生產為什麼上不去？主要是階級鬥爭激烈，階級敵人破壞春耕生產。階級敵人破壞春耕生產的典型事例就是右派份子偷吃牛肉。」緊接著就是一片口號聲：「把右派份子揪出來！」我被揪出後，耳光、拳頭不斷地落在身上。一頓毆打之後，主持人講話：「現在階級敵人已經被揪出來了，階級陣線分明，形勢大好，大家一定要把春耕生產搞上去！」鬧劇就此收場。

會後，住隊幹部胡遠闊帶我回到住宿的倉庫。胡深表同情地對我說：「老熊，以後你不要再同這些農民打交道了。你需要吃什麼，大米、酒米、玉米麵、挂面、湯元粉子、清油，我的床下樣樣都有，你想吃什麼，就拿什麼，盡量拿，沒有關係」。胡又說他本人是從成都市石室中學高中畢業後，被分派去成都市公安局工作。當年成都市各高校的整風、鳴放、反右運動的整個過程全部都是在公安局的全面監控之下。他們配發有各高校的紅色〈教職工〉、白色〈學生〉兩種校章，背面都有編號。方便他們在任何時候視工作的需要以教職工的身份或者學生的身份出入於各高校。他本人就在川大批判馮元春的大會會場擔任過攝影的任務。

胡在談論反右運動時，其思想感情完全是同情右派，傾向於右派的。但是胡的為人又有與此完全相反，而我當時尚又不能理解的另一面。

此時正值春耕，該生產隊在點播玉米時發生了一件事。一個農民還不到夜晚的時候，就去刨開玉米窩上面蓋的泥土，將窩內裹著666藥粉，還帶有泥巴的玉米種粒放入口內生吞下去。（這件事發生在人類20世紀的和平年代，簡直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可怕！）這個可憐的農奴在被抓到後，胡命令生產隊的打手將其吊捆在樹上。用床栓（100×6×4厘米的粗木條）毒打。我後來常常想到此事，可能是他長期職業習慣養成的殘忍、毒辣，同時又沒有法律制約而產生的蔑視人性，喪失人性的獸性。

我由於長期缺乏菜蔬和油葷，又吃了伴有細米糠的玉米饃，因之發生嚴重的便秘。解大便時肛門口像被一個硬的瓶塞緊緊塞住。無論直腸內的糞便有多大的脹意，都屙不出屎來。下腹和肛門的疼痛，痛得我在農民的豬圈廁所的地上滾。肛門脫垂，鮮血直流，痛苦難忍，這是我親身的感受。

大飢餓反應在人體最敏感的生殖器官系統的表現就是大腦垂體促性腺激系的分泌機能和睪丸或卵巢本身的性激素分泌機能同時降低，甚或枯萎。無論男女，性要求和性衝動都銳減，幾近喪失。青、中年女性長期閉經，由於缺乏性激素的剌激，更增加了人體各個組織、器官衰老、枯萎的惡性循環。婦女比男姓還要多受一層痛苦。由於子宮韌帶張力減退，農村婦女比城市婦女承受了更多更重的體力勞動，因而導致子宮脫垂。子宮垂掉在外陰部的外面，大如核桃或更甚，粘膜受摩擦，糜爛、感染、發炎、流血。其狀慘不忍睹。如果你看見的這個女性是你的母親，你的妻子、你的姐妹、你的女兒，你將有什麼感受？

三月下旬，公社腫病醫院又收納有大量病人，死亡率節節攀高，我又調回腫病醫院。有天夜裡，我感到全身特別是腰腹部痒痛難忍。我點燃煤油燈一看，內褲、內衣上面爬滿了虱子，再一看，枕下，鋪床的谷草裡到處都有，無法徹底清除。只好換去內衣，第二天清理了一次被褥，去掉鋪床的谷草。這就埋下我以後患病的病因。

四月初，一個夜晚，我臥室隔壁住的女衛生員與一個軍人談戀愛時在爐火上煮紅苕。她們倆好心地給我盛了一碗。我吃的時候感到紅苕有些味苦。那個年代，爛紅苕也不能丟棄。拂曉時，我腹部劇痛，然後是嘔吐，再後是急劇地腹瀉。典型的急性胃腸炎。服藥後，第二天我就向衛生院請假去榮經縣醫院看病。衛生院見此狀，也不好不准。

到榮經後，我即向縣衛生科馮科長請假，說痔瘡出血，肛門嚴重脫垂，需回雅安手術。馮曾經是雅安專區醫院副院長，見我如此，也就准了。

返雅後，我因痔瘡的原因，立即被收住外科病房，手術切除。出院後，四月下旬，醫院又通知我，要我再去榮經泗坪。我實在不願意再去了，第二天早晨，我在雅安汽車站買了去成都的車票。我想鄧榮貴不是也是從永郎逃回成都了嗎？我也跑回成都算了。

（十）流串犯

當年我不滿25歲，名牌醫科大學優秀畢業生，成天頭腦裡思考的問題對於今天的青年學生來說是做夢也想不到，根本無法理解的。榮經泗坪之行以後，我每天想的全是監獄、死亡。窒息、割斷股動脈、橈動脈，鈍器傷，搞嗎啡，巴比妥，與人對車，同歸於盡。噩夢連篇。

那時雅安到成都每天只有上午九點發一班客車。汽車沿途修車，走走停停，行車16個半小時到次日凌晨一點半才到成都南門汽車站。此時正當午夜，遍街都是一隊又一隊荷槍實彈的民兵和警察在巡邏。街上沒有一個行人，氣氛陰森、緊張、恐怖，我一個從單位逃跑的右派份子，隨時都有被抓的可能，何況是在半夜三更的時候，我又背著被蓋卷。當時我根本不敢出站，幸好緊挨著車站有一個雞毛店。我立即入內，此時已是凌晨二時。登記旅客住宿的是一個老頭。我說我是雅安專區醫院的醫生，家在成都，他問我有無證件，我說在被蓋卷裡，老頭就給我登記了。這家旅店連床位都沒有了，我在一個水泥臺板上打開被蓋卷。剛睡下約有半個小時，三、四個背槍的民兵來查夜，我說我是雅安專區醫院的醫生，回家養病。幸好我身上有幾張醫院伙食團的飯、菜票和外科出院證，才過此一關。次晨日出，我才鬆了一口氣。

我家只有我和父親兩人。父親現在北門外昭覺寺籌建成都市動物園新址。我住在城內體育場附近姑母家，姑母家只住有姑父、母兩人，姑母十分疼愛我。歸家次日，我即給四川省衛生廳和雅安專區醫院各寫了一封掛號信，申言我不願意接受國家分配給我的工作，願意回家接受當地群眾的監督改造，並把醫院發給我的五月份下鄉應享受的31斤四川糧票隨信寄回雅安，以示謝絕。我姑父為此專程去北門動物園新址通知我父親。兩天後，我父親進城來看我。一家人相對無言，心情沈重，十分悲涼。我父親說：「只好如此，聽天由命。」

五月初，一天中午二點過鐘，我一個人在家，一個30多歲穿便衣的男人突然闖進我家。他第一句話就問：「你是不是熊習禮？」回答：「是」。他說：「我是派出所的，跟我走！」我即隨他走進鼓樓南街派出所。一個穿草綠色警服的警察已經在等著我了。我一進派出所後那警察立即給我戴上手銬。他們兩人在一張紙上簽字，我想大概是交接人犯。然後那警察就把我押解上路。我帶著手銬走前面，他腰間皮帶上插著手槍走後面。當時我腦海裡一片空白，反正走就是了，毫無恐懼，因為我早就有思想準備。走到文武路成都市第二看守所，進大門後，穿越了兩、三重厚牆中間開的一扇小門，每個小門的兩邊都有持槍士兵把守。然後進入一間大屋，屋內有一個30多歲的中年男人，押解我的這個警察又同樣和屋內的這個人交接後就走了。屋內這人命令我把我身上所有的物品都搜出來放在桌上。手錶、指甲刀、手巾、很少的錢幣、糧票……然後，他開始問話並記錄，姓名、年齡等等常規外，他問我：「案由」我說：「我完全不知道！」他又說：「你究竟犯了什麼案，才把你逮到這裡來？」我說：「我是四川醫學院畢業的學生，是右派份子，工作分配在雅安，我不願意，就跑回成都來了。」他說「哦！你是流串犯！」這個問話人自始至終，問話時態度十分溫和，毫無刁難之意。然後他帶著我又穿越一重厚牆，進入監房。監房的建築結構是兩排很長的平行的平房，每間房門都是黑色厚厚的鐵門，鐵門的一側的牆壁的很高處開有一扇不大的，鑲有鐵條的鐵窗。兩排監房各自都有相對的約一米寬的屋檐，中間有一個2—3米寬的天井。

帶我進住的監房名19組，又稱「寄押組」。監房的內面積約有20平方米。正對監門的後壁牆的頂上方開有一個橫形的約100×40厘米鑲有鐵條的窗子。順著窗子的下面放著一張上下鋪的木床，窗子剛好在上鋪的上方，室內共安放有四張上下鋪的木床。另外，室內有一張簡單的雙人寫字桌，兩條長木凳，屋子的角落裡放了一個馬桶。屋內羈押有大約20個人多一點。兩個50歲以上的老頭坐在寫字桌後面的長凳上在書寫，其他人犯都坐在床沿上。老頭問明我的情況並記錄。我進監房時已經五點多鐘了。晚間七點多鐘進來了一個30歲出頭的體格健壯的人。一些人向他問好，並說：「組長回來了！」八點多鐘，獄管人員進屋點名。全體人犯分幾層站在屋子中間的空處，獄管人員點到某人的名字時，此人就將腰間的皮帶或褲帶解下遞給他，然後蹲下，點名完畢後，他把所有的褲帶、皮帶全拿走，然後關閉鐵門，在門外上鎖。收繳褲帶有兩個意義，一是如果人犯越獄逃跑，沒有褲帶必受制約，逃跑不便。二是防備夜間用褲帶作為自殺或他殺的凶器。獄管走後，大家兜著褲子站起來。接下來是組長安排每一個人的夜間鋪位。四張上下床，八個鋪位，組長單人睡靠前窗的上鋪，兩個老頭睡靠後壁窗的上鋪，其餘近20人則分睡剩下的二上、四下六個鋪位。上鋪不能睡太多的人，否則人被擠掉下床會發生傷害。下鋪危險性較小，可多擠些人。每一個鋪位的設施是一個篾床笆，上面放一張麥草蓆，一床沒有被面的光棉絮。當夜我被安排在有五個人的下鋪睡覺。我都不知道軀體是放在床的何方，只覺得重重疊疊，昏昏沉沉，不知不覺到天明，獄管人員發還褲帶。

次日上午，組長叫我到監房外的屋檐下問話，問明後，他說：「不要緊，我也是因右派罪下獄的，我是成都市公安局的幹部，公安系統的右派份子大多要被判刑，我被判三年，現在很快就要滿了，我每天在外面勞動，我做的是木工。你是醫學院畢業的大學生，這又不是什麼大問題，回去寫個檢查，認識一下就行了。」談畢，組長即外出務工。

看守所的伙食是每天兩餐，每餐六人一席，在一個大院壩裡蹲在地上開餐，每席兩個約40厘米直徑30厘米高的木盆，一盆盛玉米糊，糊呈中等粘稠度，約有容器的3/4的量。另一盆是燜厚皮菜，燜熟後燴了一下，約有1/3盆的量，另外每一個人還有一塊用刀切的約5×5×2厘米的玉米饃。開餐前六人中選一個人當席長，自報公議，這是一次大家都無異議的很民主的選舉。席長的任務是給大家公平地分糊分菜，席長的報酬是分完糊和菜後可以用食指去刮殘留在盆底與盆壁交角處的糊或鹽汁，然後再舔吃食指。玉米饃又冷又硬，我咬了一口，像一個小石塊，我說：「不想吃。」其他人立刻就爭著要去了。監獄裡的伙食和開餐情景比之於榮經泗坪的國家主人翁，工農聯盟中的老二哥的境遇實在是太幸福了！太文明瞭！

獄友談，開餐情況也並非全都文明，時有因席長不公而發生吵架甚或鬥毆。開餐後回到監房，房裡的氣氛很和諧，或坐在床沿閉目養神，或互相低聲交談。所有的人的心情都是一樣的，等候傳喚。有一個30多點歲，衣著整齊，面情和善的人坐在我近處，問我的案由。我告知後，他很興奮地說：「嘿！我們是同案。」他名謝國柱。重慶市人，工作單位是雅安縣草壩區委。因和縣領導在某一問題上發生矛盾，一氣之下跑回重慶，也不例外地成了流串犯被抓進獄裡。他不斷地給我打氣：「老熊！不要怕！」

在押人員，不許擅出監門去上廁所，大小便統統在室內坐馬桶方便。每天下午從四點開始是倒馬桶的時間。程序是發一個牌，每一個監室將此牌順序傳遞，持牌監室即著一人，提馬桶去廁所洗刷，其他人不得前往。馬桶也可以成為懲罰犯人的器具和方式，有違犯監規者可以馬桶懲戒之：將桶的提手掛在被懲戒者的頸上，桶置胸前，下頜頦部幾近桶沿，令其低頭點數桶內或浮於液面或沉浸於尿液裡的大便條的數目，名曰「數金魚」。有時還要令其點數幾次，不能有誤差。

下午，兩個老頭坐在條桌後面審問一個扒手，叫我作記錄，有時我也要詢問一、兩句。真想不到才進獄一天多的時間我就有官職了。室內囚犯，多是扒竊，鬥毆，各種各樣的刑事犯以及一些莫名其妙的案件。囚徒們的文化程度都很低。我在此間聽到兩則新聞：一則是在一次監獄管理人員給犯人分飯時，犯人認為給少了，不滿意，爭吵之際，犯人對其揮拳一擊。這一拳獲刑14年。另一則是本看守所不久前押有一竊賊，此賊竊技甚高，進監獄後，惡習不改，繼續在獄內作業，偷管教幹部的錢。此賊只要一拍別人的衣包或褲包，不但知道包內錢幣的數額，還能判斷各種面額錢幣之張數。一日，管教幹部對他說：「你太猖狂了！敢在這裡面作案，老虎嘴角捋鬍鬚，偷我們的錢。今天，你當眾表演，拍一下我褲子的後包，說出錢鈔數額和各種面額錢鈔的數目。說對了，此事就饒你，說錯了，老子吊你一回鴨兒浮水。」此幹部在抽屜裡面隨意取了一些各種面額的錢鈔，自已也不知道有多少，放在褲子的後包裡。那賊當眾將其後包輕輕一拍，報出的錢鈔數額、幣面與清點分毫不差，眾皆警駭。

入夜，組長分派鋪位時，指派我和那兩個老頭一起，三個人睡那個靠後面窗子的上鋪，前一夜五個人同睡一下鋪，這一夜三個人同睡一上鋪，一下子感覺鋪位好寬呀！而且靠窗子的上鋪空氣又新鮮，一夜熟睡好香呀！清晨醒來，臨窗眺望。發現窗外是女監的走道。一些年青的女犯，在走道上過來過去。

在監房內住了三夜，第四天上午，上次那個逮我的警察由監管人員陪同在監房門外高聲喊叫：「謝國柱、熊習禮出來！」我知道是要離開此地了。領取前次交出的物品後，一付手銬把我和謝國柱兩個人連環銬在一起。我走在前面他走在後面，向南門武候祠汽車站走去。謝低聲對我說：「老熊！不要怕！他狗日的是老子的部下，他不敢把我們怎樣！」當晚宿邛崍看守所，到達時已天晚，是夜我和謝兩人住在一間很小的木板屋內，室內沒有床，泥巴地上放了一塊大木板，上面放了些稻草，沒有被褥，我和謝胡亂地在稻草上和衣躺到天明。次日在看守所呆了一天，伙食同樣是兩餐玉米糊，沒有饃，厚皮菜也要少些。這裡關了十多二十個在押人員。上午、下午全部在押人員都集中在一個很大的過廳裡政治學習。一個人在念報紙，其他人則似聽非聽，似睡非睡，睡眼惺忪地在打瞌睡。過廳兩側有兩條橫幅大標語：「堅決打擊流串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過廳旁邊有一個崗樓，上有持槍士兵在瞭望。若要上廁所則比較方便，高喊一聲：「報告武裝！上廁所！」就可以了。

第三天上午離開邛崍時，從邛崍看守所又提了一名人犯。此人名植世成，30歲左右，雅安縣城南公社農民，善捕魚，不久前網了些魚到邛崍看親戚時，拿了些魚到邛崍街上去賣，被抓住。有兩個罪，其一，流串犯。此人既未向人民公社的領導人請假，更未持有公社領導的批示和開具的允許其從雅安赴邛崍看望親戚的介紹信、證明、路條，擅自穿越縣境，盲流亂串；其二，長途販私賣魚，明目張膽地反社會主義改造，走資本主義道路。兩罪併發，逮回雅安發落。

下午四點多鐘，車到雅安。在車上那個警察沒有給我們戴手銬，下車時，把我們三個人連環銬在一起，謝國柱較高，居中，左、右兩隻手分別銬著我和植。那警察把手槍插在警服外面，押著我們三個人走在大街上，十分威嚴。我在雅安看守所住了兩夜，這裡的情況和邛崍差不多。第三天傍晚時，醫院派了兩名工作人員。一名是藥劑員趙邦政。另一名是管理員（工頭）李明全。來到了看守所把我帶回了醫院。

（十一）青衣江

當晚趙、李二人將我帶入醫院門診部支部辦公室。裡面坐著三個人，醫院人事科科長閆文、門診支部書記路順、口腔科醫療組長徐玉文。閆、路二人是山西省人，南下幹部。徐是四川醫學院54年的畢業生。主要對我談話的是閆文，閆語氣緩和，對我深表同情地說：「熊醫生！你是大學裡的學習成績優秀生！當了右派！經過德昌的勞動鍛練，本來在適當的時候，我們要考慮摘掉你的帽子，可是你這一跤又摔遠了。」他又說：「我們醫院還沒有這種先例！你為什麼要跑？」我回答說：「我對人生已經厭倦了。恩格斯說，生命是蛋白質的運動形式，我想結束這種形式。」閆說：「你這麼年青，不應該有這種想法。」談話結束時，閆說：「你寫個檢討，好好認識一下。」這次談話，我對閆文充滿了感激之情。

幾天後，醫院通知我每天到城南鄉住院部勞動。雅安專區醫院是由以前的西康省立醫院和雅安市立醫院合併而成。門診部設在城內，住院部設在城外城南鄉。院內有很大面積的花、草、竹、木並且兩個大魚池。可是在以糧為綱特別是大飢餓的年代。花、草、竹、木被砍伐，用來種油菜、玉米、南瓜、四季豆、……等農作物，美麗的自然生態全被破壞。醫院設有專職機構生產隊，職司農業生產，醫院有近二分之一的醫、護、職工每天輪流參加農業生產勞動。事實上是農業生產勞動重於醫療業務工作。口腔科裡的那個熱情的帥正容只要她來地裡勞動時，她就會立刻與我劃清階級界線，不停地命令我幹這、拿那，挑剔、刁難，以顯示她的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與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其他人皆非如此，遇見這個掃把星真是夠晦氣。

五月中旬我病了。持續高燒不退，四肢軟弱無力。我住在一幢木結構一樓一底建築的樓上，初時，還可勉強下樓上廁所或去伙食團買飯，後來無力下樓了，連大、小便都只有解入放在床下的洗臉盆內。同室居住的中藥房藥劑員李克武幫我買過幾次飯，提過幾次開水，我無物可贈，只好將本年度（1960年）配發給的全年度每一個人三寸布票送給李以表謝意。四川醫學院同級畢業的醫療系同學，內科女醫師李慶華診斷我患的病是斑疹傷寒。有一夜樓下大廳裡正在政治學習的醫務人員聽到我在樓上呻吟不止，口腔科醫療組長徐玉文和護士馮秀臣走上樓來，一量我的體溫41℃度，馮給我們注射一支柴胡液、一支百爾定。我才昏昏入睡。疾病的折磨，政治的高壓，環境的惡劣，精神的孤獨，看不到苦難的盡頭，看不見希望。我厭倦了這個世界，想離開這個世界。我父親來信安慰我說：「幸好你尚未成婚，否則再有家屋之累，就更痛苦，更難解脫。你記好，不管別人怎樣批判你，說你多麼壞，都不要緊，「右派份子」這四個字就是壞的頂點，最壞的了，沒有比「右派份子」更壞的事和更壞的人了」。6月4日傍晚，我正在寢室裡尋思，躊躇不定，準備把平時儲存的20多粒苯巴比妥一次吞服。突然生產隊長袁成湘進入室內通知我立即下樓開會。袁四處翻我的衣物並把我衣包裡的硬幣全拿走了。我走到樓下，才知道今晚是開五類分子評查會。門診部一共有五個右派份子：張廉，男，49年以前的內科醫生，一個學者型的正直人士，新朝之初很受尊重，57年中招；鄭靜淳、劉啟煜，兩人均是50年代初大學畢業的兒科醫生；董全森，反右前是門診部護士長、團支部書記。這四個人在評查會上各自自辱和被辱一翻，過場走完後，過關了。我呢？從榮經泗坪跑回來，又跑成都由公安局抓回，過不了關。一陣怒吼，將我按在地上，有個叫徐永忠的放射科的醫士和一個姓馮的護士，革命義憤高漲，耳光、拳頭對我左右開光，評查會群情激昂，怒不可遏。而與會之人，除支部書記路順、口腔科徐、帥外，其他任何人與我彼此都不認識。彼等以此來表示愛黨、愛祖國、愛領袖的態度，其實是值得同情的，是以求自保的可憐應聲蟲。醫院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曾經發生過兩次右派份子「自絕於人民」的事件。四川醫學院50年代初畢業的外科醫師鄧自林用手術刀割斷橈動脈自盡。另一案是孤兒出身的共產黨員內科醫師席立禮，拋下時任兒科護士長的年青妻子奉紹茜、三歲的女兒席慧，和奉腹內尚未出生的遺腹女，跳入青衣江自盡。因之評查會在午夜12時結束後，立即派員監督著我搬進有兩個黨、團員住的寢室以便防範。

6月5日凌晨2點半鐘，我估計這兩個人已經熟睡，我便悄悄地起床，走出醫院，向青衣江奔去。當時正值洪水陡漲，我投河後，即平臥水上，用頭去撞擊江裡的大石，每碰皆被快速的波浪衝向側方，向下游沖流約一公里時，竟被衝到岸邊，岸上三支電筒光一齊射來。除趙邦政、李明全外還有門診部主任張景陶。我上岸後，工頭李明全劈臉就賞我一記重重的耳光，罵道：「你這個狗日的，害得老子一夜都沒有睡覺！」雖然當時正值六月暑天，我全身濕淋淋的，內衣、內褲緊貼著身體，冷得我上下牙齒不停地的打顫，渾身抖索不止。

回到寢室，我什麼感覺也沒有，蒙頭大睡，醒來時已是午後三點多鐘了。烈日當空，我看見窗外的太陽和藍天全呈黃沙一片。我的床前放了一張滕椅，一位護士坐在椅子上看守著我。想來已整整看守我一晝夜了。這一天，我滴水未沾。看守我的人員四小時一換班，24小時全監護。第二天我喝了點水，第三天，看守我的一位護士說：「老熊！我給你買點稀飯！你還是吃點飲食嘛！」求生的慾望驅使我開始逐漸進食，幾天後撤消了24小時的監護，但是，白天的上班時間裏仍然派了一位護士看守著我，令我在食堂用蠅拍打蒼蠅。有一天，看守我的一位女護士一邊織毛衣，一邊問我，她說：「老熊你年紀青青，為什麼要這樣？」我說：「你不瞭解，我對人生完全厭倦了！」又過了幾天，支部書記路順找我談話，路說：「明天開始你去城南鄉住院部勞動，不要這樣，還要生活嘛。千萬不要再亂來！」路是山西人，心地善良，沒有文化，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民出身。這次的勞動與前次大不相同，任我干多干少，無人管我。有時我幹的活反比其他人還輕鬆一些。除生產隊長袁成湘給我指派勞動作業外，沒有一個人與我說話。每晚老和尚唸經的政治學習也沒有叫我參加。六月下旬末，一天晚飯後，管理員李明全突然搖鈴通知：「今晚住院部禮堂開全院職工大會！」我當即感到，這可能是處理我的問題的大會。

會場氣氛很文明，我面對眾人，寥寥草草地檢討了幾分鐘，主持人就勒令停止，說：「現在開始批判熊習禮的反動思想！」說來說去，還是兩件事，一件是不革命跑回成都，二是企圖頑固到底，自絕於人民。最為奇妙的是把我和南斯拉夫叛徒鐵托生拉活扯地硬捆綁在一起批，說我和鐵托是走的同一條路了。我實在不敢想像，我與這位相隔十萬八千里的獨裁者以及你們教門之間的舌戰有什麼關係呢？我幾次忍俊不禁，又不敢笑，面部表情嚴肅沈重。批判會結束，過場走完，我的問題也就劃上了句號。

七月中旬醫院又派我和內科女醫師江一容（川醫59年醫療系畢業生）、護士葉上蘭以及專區防疫站、防疫隊的若干醫務人員同赴漢源縣防治腫病。我和江及另一個防疫隊員分在宜東區。宜東是山區，距公路75華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背著自己的被蓋卷步行。路途上江一容說：「熊習禮！你在學校大名鼎鼎，到雅安又是鼎鼎大名！」我苦笑著說：「我是毒草！是疫苗！是反面教員！提供大家批判，增強免疫力。」到宜東後，我分在距宜東區15華里的三江公社，此地又稱黃家溝，交通全是羊腸小道的深山老林。

漢源縣物產富饒，氣候宜人，丘陵和山區參差交錯。黃家溝非常偏僻。盛產梨、核桃，滿山遍野都是梨樹，成熟季節，夜晚若有風雨，清晨出門，很快就可拾一筐梨回家。大飢餓年代，農民雖然無糧，但此地有梨吃。梨含糖且可果腹，所以此地受傷害的程度和死亡情況都比榮經要輕一些。腫病醫院設在一個農家大院裡，收住有三、四十個病人，由我帶領兩個衛生員管理。有一個縣防疫隊的醫士叫劉康澤，他的職責是在各生產大隊巡迴醫療。此人粗暴、蠻橫，流氓氣習嚴重，隨時跑到醫院來找我的麻煩，找茬，處處刁難，拿小鞋給我穿。「階級鬥爭」、「五類分子」不離口。在病人和醫務人員中，到處罵我右派娃娃！

院子的一角，住有一戶農民，夫妻倆都有文化，帶一個三歲多的男孩。我有時到他家坐一坐，看見男人衣衫襤褸，我將一條舊的哢嘰長褲送給了他。

專區防疫站共產黨員李科長來此檢查防治腫病的工作。李非常關心地對我說：「熊醫生，我瞭解你的工作做得很好！閆科長向我一再交待，要我們關心你，說你不能再出問題，否則就很難辦了。我們知道劉康澤為難你，不要理他，各搞各的工作。」李並說：「你上次送褲子給那個人，他的家庭是富農，今後要多注意。」

李的談話深深地觸動了我的心靈。搞陰謀詭計的是毛，迫害我的人是毛，製造災難的人也是毛，而不能怨恨其他人。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我要忍辱負重，用沉默、不動心、不理睬的辦法來對付劉康澤這樣的毛式痞子。平安過渡，不能再給雅安專區醫院增添麻煩。

1960年冬天，腫病病人直線上升，死亡率節節攀高，江一容從宜東調走，由我接替。宜東腫病醫院設在一個大廟裡，有三、四百個病人，醫療工作和管理都很混亂。我接手後的十二月份病人猛增至600多人。醫院配置有近十個衛生員，並設有專職行政和生活、伙食管理的院長，此人姓王，當過大隊的支部書記，有頭腦，辦事精明，為人正直，在去年的反右傾運動中曾經挨過打，「洗過澡」。其妻在反右傾運動中則因熬不住鬥爭和毒打而上吊自殺。

我接手後立即建立病人登記卡、病人搶救、常規檢查、治療、衛生員技術操作、衛生員分區負責、藥品管理、24小時值班、病房管理等各種規章制度。同時在病房牆壁開窗，改造連間鋪，使病房的採光和空氣質量明顯改善，消除了臭氣，方便了注射、搶救、治療、病人軀體移動等各項工作。王院長又多次與公社聯繫，在可能的範圍內增加了供應而使伙食得到少許的改善。所有這些措施如果沒有王院長的積極支持、協助、配合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王院長還給我講了幾則當地的舊聞：

⑴去年反右傾時，縣委召開全縣幹部大會。不管任何人，只要被喊上臺，打手們就一擁而前，拳打、足踢、扯頭髮，頭髮被一縷一縷的扯掉。先給一陣毒打，然後才是一邊鬥，一邊打。許多人在參加大會之前都要把錢、糧票、手錶等貴重物品放在家裡，並把頭髮剃光以防不測。

⑵一次，他和其他兩個大隊幹部在各生產隊巡迴檢查時，看見有一農戶屋頂在冒煙。進屋一看，一個不是很老的老頭正把一口大鍋煮得熱氣騰騰，揭開鍋蓋一看，大家驚呆了，煮的竟然是他自已家裡的一個三歲的孩子。當場他們把這個老頭綁到大隊部去狠狠地打了一頓，不了了之。⑶前不久，他們抓到一個老婆子在宜東場頭賣的米糠野菜做的饃饃，發現饃饃裡麵包有人肉。

⑷他們大隊有的生產隊的公共食堂每天開兩餐，每餐的主糧竟是七粒胡豆加一碗紅苕葉子煮的湯。

⑸有一個女人，他丈夫死後，他把他男人的大腿、臀部吃掉，他的兒子死了，她又同樣的吃掉。之後，她另外找了一個男人，與這個男人同住在一起，以後這個男人死了她又把這個男人吃了。再以後，她自已也死了。

在大飢荒年代。四川是全國餓死人最多的一個省。雅安專區又是四川省的重災區，榮經縣更是重中之重，餓殍滿地，屍橫遍野，很多人家都已經死得滅門絕戶了。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的西南王李井泉，這個毛的冷酷的忠實走卒、殺人犯，為了掩蓋和推卸自身的嚴重罪責，逮捕了時任榮經縣委書記的姚青這隻替罪羊。

姚青被捕，在雅安地方官場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1960年的冬天，雅安專區各個醫療衛生、防疫部門抽調醫務人員下鄉到農村防治腫病成了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包括雅安衛生學校的學生都全部停課下鄉。各個與腫病有關的行政部門的領導幹部更是頻繁地輾轉於各處農村檢查、指導、督促。漢源縣是專區的大縣，宜東區又是漢源縣的重點地方。我在宜東的工作受到了充分的肯定。閆文到漢源宜東檢查時，見面就對我說：「熊醫生！你的工作表現得非常好，地區領導對你很滿意，你抽空寫個材料，我給你批個意見，好讓上面考慮給你摘帽。」

1961年3、4月份，漢源縣醫院的內科醫師，川醫60年畢業生呂中等人，相繼調來宜東，最初都在腫病醫院工作。漢源縣醫院裡的一個姓羅的院長和另一名縣上幹部也來宜東蹲點。（註：在毛的官本位體制下，任何單位的領導都是一個正職，若干個副職，但在對某副職稱呼時，都要把「副」字去掉，以示尊重，因之，就弄不清某人是正職還是副職了。）此人是個老處女，心理變態，陰暗歹毒，好整人、斗人。據說她是當時漢源縣委書記候麻子的姘頭之一。（註：候麻子因為搞的女人太多，姘婦也多，而且是還犯有強姦罪，又曾被某些被侮辱過但是有背景的女人告發過，名聲實在太狼藉。毛時代對這種違法犯罪真正的壞分子就是如此包庇、縱容，因為毛本人就是一個極端卑鄙、無恥、淫蕩的色狼、淫棍。）羅來宜東後，儼然是宜東衛生界裡的一霸。羅為了立威，首先要大抓階級鬥爭整人、斗人。肅整的第一個對象就是我。但是，由於我時時警惕，再加上呂中（川醫同學關係）、王院長對我的同情和好感，羅多處挑剔，找不出破綻，無從下手。

這時宜東中醫院有一個年青醫務人員，名叫陳漢忠。此人出身成份好，又是基幹民兵，年青氣盛，性情浮躁。生活、工作又多有不檢，常出紕漏，羅找不到鬥爭的對象，就拿陳來小試牛刀。召開了兩次對陳的幫助、批評會（註：還不是鬥爭會！）要陳寫出檢討書。陳那裡受過這種惡氣，一氣之下，就於當天夜晚，將步槍上膛，置於胸前，槍口從頦下對準頭部，板動槍機，飲彈自盡。

陳的死，使羅惶恐了幾天，但是在那個有著魔鬼般的恐怖，草菅人命，大飢荒的死亡年代，當權派逼死一條人命，這是小菜一碟，還要反坐一條罪名：「背叛革命！自絕於人民！」

中醫院死了人。說明階級鬥爭複雜、尖銳，羅把鬥爭的鋒芒轉向了中醫院。挑了兩個替死鬼。中醫院院長曾廣恆，為人正直，不阿諛逢迎，只關注自已的業務，愛說點諷刺話。羅看不順眼，將其莫名其妙地鬥了一陣。抓起來，押解到縣裡去，想治彼一個罪。殊不知，其時政治氣氛正值寬鬆。曾到縣上後，未受到任何責難，僅僅是向縣衛生局匯報了宜東的腫病防治情況後就返回了。另一人是老中醫李明文，他的罪名是：「他每給腫病患者開一張處方簽時，在末尾處都要提行批注三個大字：糖、油引！」意思是說：「在煎熬此劑中藥時，如果在藥液中再加入一些紅糖和清油做藥引子，就會增加這劑藥的治療效果。」批鬥會批判他給社會主義抹黑，說社會主義社會農民缺乏營養，要用紅糖、清油才能治病。左批右批，全是奇談怪論，最後還是不了了之。

五月中旬，腫病醫院完全由呂中等縣裡的醫生和當地的醫生接管。我被調到離公社最遠的八大隊搞巡迴醫療，脫離了羅把持的是非之地。

七月底，專區一級醫療單位下到漢源縣的醫務人員全部集中到公路沿線的九襄公社，我也從宜東調到九襄。

1961年下半年以後，劉少奇給農民分了地，農民也可以回家吃飯了，形勢有所緩和。我們下到農村的醫務人員的工作方式也以走家串戶巡迴醫療為主要內容。這時世界上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蘇阿論戰公諸於世。原來共產黨的陣營不是鐵板一塊，共產主義的問題也是多多的！教派之間，矛盾複雜，鬥爭激烈，黑幕重重；二是蘇共22大決定將斯大林的屍體遷出紅場後焚燬。原來領袖的罪惡也會被揭露，也逃不出歷史的審判，也會遭到焚屍、鞭屍！世界在變化，世界不會永遠黑暗，地平線的遠方已經出現曙光。從此我徹底拋棄了輕生的念頭。我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勇於承受一切凌辱、壓力和艱難困苦，我要努力工作，努力學習，迎接光明的明天。

1962年，地區各醫療衛生單位下到農村的醫務人員陸續返回各自的工作崗位。九月，我從漢源農村返回專區醫院口腔科。結束了大飢荒年代在農村「防治腫病」的歷程。

12月，在雅安地委統戰部舉辦的右派份子學習班裡，我的右派份子的桂冠被摘掉了。我開始了新的身份——「摘帽右派」

（十二）摘帽右派

反右派運動是毛澤東一手炮製的人類歷史上時間最長，性質最為凶殘、慘烈的仇恨文明，仇恨知識和迫害知識份子的文字獄。

毛澤東一生炮製了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階級敵人。「分子」最多時，紅頭文件明文規定達23種人。其罪惡之反人性、反文明、反歷史，其手段之血腥、殘忍、野蠻、狠毒遠遠超過古印度的種姓制度和希特勒對猶太人的種族迫害。其目的就是為了建立和加強他個人的專制、獨裁統治。反右運動，炮製右派份子是他玩弄權術——暴力、恐怖、欺騙、謊言——最得心應手，最為成功之作。它可以最容易，最簡便，最不需要任何實證，隨心所欲地迫害那些最要戳穿他的畫皮，威脅他的獨裁統治，他所最仇恨的知識份子。並且此舉一箭雙鵰，不僅剝奪了全社會的言論自由和知識份子的良知，消滅了整個社會的輿論監督，而且完全推翻和否定了中共八大的正確綱領、路線，堵死了走向民主、憲政、法治社會進步的道路，建立了以他個人乾綱獨斷為基礎的黨天下體制，為過渡到終身制、世襲制的家天下，完成了極其重要的關鍵性的一步。

1959年10月1日前夕，大躍進敗像畢露，許多地方已經餓死人了。為了慶典顯示升平。毛建議：摘掉一部分已經表現改好了的右派份子的帽子！這又是毛的一出高招和謀略。假如他不開金口，又有誰敢多言呢？從此右派份子又多了一個品種「摘帽右派」。

右派和摘帽右派是一個歷史上存在的社會群體。它又是政治學和社會學範疇內一個十分複雜而含意深刻的概念。

右派和摘帽右派有什麼區別呢？

⑴兩者都是右派，兩者具有共同的本質和基因，這是永遠不會改變，也不可能改變的。兩者都是沒有法律保障或基本沒有法律保障，喪失人身自由和人應該享有的最低社會權利的賤民或准賤民。任何人都可以隨意地對他們加以侮辱、踐踏、蹂躪，把人世間的一切不公平強加給他們。他們只有承受而不能有絲毫的反抗。如果稍示牴觸或不滿，則立即以堅持反動立場，抗拒改造的罪名，遭受到更為殘酷和凶狠的迫害，甚至牢獄之災，危及生存。

⑵摘帽右派是已經摘掉了右派份子帽子的右派份子。從語義上講，它已經不應該再是右派份子了。但是，毛的辯證法的特點是極具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結合。因之二者之間，不但沒有明確的界限，而且可以靈活地、隨意地將二者互相轉換。所以二者之間既有本質上的相同點，又有形式上的不同點。

現在用實際事例加以說明，先談有帽右派兼談相關的其他分子：

⑴雅安專區醫院右派份子兒科醫師鄭靜淳、後勤職工邱明偉、桂天順，與反革命分子內科醫師馬俊德等四個人，在文革期間被革命造反派以及革委會勒令停止業務工作，去住院部病房洗刷病人的屎尿盆、拖地板，和打掃全部男女公廁清潔衛生的髒活、累活，以示對敵人的懲罰和專政。直至毛死方休。

⑵雅安專區防疫站裡的四川醫學院50年代初畢業的公共衛生女醫師吳子一在被劃右派後，從57年到62年底摘帽前這五年多的時期內，除了作本職業務工作外還要一個人獨自承擔本單位男女公廁的清潔衛生和防疫垃圾的處理。

⑶1970年5月到7月，我父親因患胃癌在成都四川省醫院外科病房住院期間，該病房每天拖地板，洗刷病人的大小便盆、胃腸減壓瓶等髒物、污物的清潔員就是該醫院的原院長，曾獲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和美國紐約大學兩校的醫學博士的68歲的骨科專家謝錫書教授。

⑷文革期間，一天，雅安物資供銷系統的大隊革命人馬，在大街上闊步前進。走在隊伍最前面的是一個粗漢，手捧「帝像」牌位，像頭紮一顆大紅絲球，兩側懸大紅絲帶。像後十面紅旗招展。再後有二、三十個牛鬼蛇神。這些妖怪，頭上戴著各式各樣畫有牛頭馬面、龜蛇豬狗的高帽，有的還手拿破盆柴棒，邊走邊敲，活像城隍廟裡的菩薩出鑾。後面跟著大隊的革命人馬，場面隆重精彩。總指揮王文廣口吹哨音，在隊伍外側，前前後後，跑來跑去指揮隊伍前進。突然王指揮哨音止落，大呼立正，大隊人馬立即駐足不前。王指揮官跑到一個戴高帽的妖怪面前（註：此妖孽恰好是我的病員，姓黃，華西大學社會系畢業。）二話不說，拍！拍！拍！左右開弓，賞了黃某十多記耳光。可能是王指揮的手打累了。這才住手。大街兩旁，觀者塞道。王指揮官哨音一響，高聲命令：「前進！」隊伍又邁出了革命的大步。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好不威風。

⑸專區醫院兒科醫師右派份子鄭靜淳有次上公廁大便時，旁邊蹲了一個帶扶杖的化驗員楊某。她的扶杖沒有靠穩，倒在地上的尿液裡。楊某當即怒目命令：「鄭靜淳！給我把扶杖檢起來！擦乾淨！」右派份子是20世紀毛統治下比奴隸還要卑賤的政治賤民。

⑹四川農學院對敵專政更有花招，文革期間，所有五類分子一律戴有黑袖套。袖套上面明文書寫：姓名！分子類別。任何人一見便知，這是敵人。這樣，就徹底地孤立了敵人。

⑺四川醫學院右派女學生黃心華，入學前曾經是西南軍區排球隊員。劃右後分派她到學校體育教研組作雜工。負責學生進運動場時發球、收球、場地劃線、清掃場地。充分展示和侮辱這個反面教員。

⑻四川醫學院右派學生徐伯年從德昌返校後被分派到學校圖書館作雜工。徐又犯過失，偷盜圖書，拿出學校去賣，後被抓獲。移交公安機關後被處決。

以上就是戴帽右派及有牽連的分子的境遇。

摘帽右派和戴帽右派的不同點表現在某些結構性、整體性、強迫性的侮辱與迫害有不同程度的減輕甚或免除。而遭受個體性或個案性的侮辱與迫害則因本人所處的環境、單位、職業、領導人的素質、周圍接觸人員的道德狀況等諸多因素而呈現出很大的可變性與差異。

摘帽右派的性質有以下特點，並結合事例予以說明：

⑴摘掉帽子，不等於沒有帽子，你的右派份子的帽子是永遠存在的。只是暫時沒有戴在你的頭上，帽子是拿在群眾手裡，實際是拿在黨官的手裡。黨官想什麼時候再給你戴上，就可以在什麼時候又重新給你戴上。雅安縣城關鎮第一幼兒園女教師薛大年，30歲左右，有三個幼小子女。其夫是雅安鄰縣名山縣中學的黨支部書記。學校裡有一個由重慶西南師範學院分配前來教歷史課的摘帽右派份子。此人常在廢紙上胡亂書寫幾句抒發感情的不滿語言。然後將廢紙揉搓成一團，丟進廢紙筐。同辦公室鄰坐有個告密者，十分注意這個摘帽右派的每一舉動。每次在摘帽右派下班離去後，他便立即搜尋廢紙筐，將摘帽右派所丟棄紙團的語句，整理成材料，連同紙團罪證，一併上報支部。這是階級敵人不滿現實，反黨、反社會主義賴不掉的鐵證。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支書宣布：「這個摘帽右派抗拒改造，重新戴帽。」此後不久，摘帽右派於某日拂曉，潛入支書臥室將支書殺害。當然此犯迅即被捉拿歸案而處絕。僅此一案，就是兩條人命並留下一個寡婦三個孤兒。據各種報導，在全國範圍內，二次戴帽的比例非常之低，可能此舉是太不得人心了。除了毛、康之流熱衷此道外，其他官員都是嘴上說說，敷衍了事。⑵摘帽右派不能擔任政務、機要、意識形態以及宣傳工作，只能作技術性、事務性的工作和雜務工作。例如：四川農學院右派份子，原黨委宣傳部長張巨元在摘帽後改任總務科長。在學校、科研、醫療、廠礦等知識性、技術性強的部門工作時，都是在有形無形的監督、控制下使用。

⑶摘帽右派的工資級別必須要低於同等性質工作的工資級別。我於1957年本科畢業時劃右，62年底摘帽，63年4月工資定級為比剛畢業的畢業生的工資還要再低一級，其他單位莫不如此。直到15年後，1978年趙紫陽任四川省委書記時，明令規定大學本科畢業生工資不能低於行政22級。此時我才領到21年前我應領的工資級別。

⑷政治運動時期不同於平常時期。凡有政治風暴來臨，摘帽右派都必須拿來批一批，過一過場，看有無紕漏，有無新的罪行，予以懲處。因之運動時期的摘帽右派是時時都是如臨深淵，稍一不慎，就會掉下陷阱。

例1：在文革武鬥時期，雅安兩大革命造反派對峙於青衣江南北兩岸。北側醫院因缺乏口腔科醫師，數次動員我去北側工作。這使我兩難，哪一邊都是革命造反派，都可以任意給我加個罪名，隨意地批鬥我。後來我去了北側，南側造反派頭頭王均可每天早晚都在全縣廣播上狂呼：勒令右派份子熊習禮（這時我就不是摘帽右派，而被靈活地的改為右派了）返回南側接受革命群眾批鬥，歇斯底里嚎叫了一個多星期才作罷。（註：文革後王均可因縱火罪，獲刑20年。）什麼叫批鬥？怎樣批鬥？以我親身經歷的兩次批鬥會為例，兩次都是雅安衛生系統批鬥我們醫院原黨委書記劉玉山，一次是造反派還沒有分裂，他們把劉玉山和原雅安地委宣傳部長劉恩等到一長串走資派押解到場時，劉玉山已經被打得不能直立，杵著一根很粗的木棍，勉強彎腰而立，但是仍然免不了走第一程序，打手們一擁上臺將這些「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拳打腳踢一頓暴打，劉玉山當場被打癱在地，還罵他以裝死來對抗毛主席。另一次北側造反派斗劉，更是別開生面，另出新招，兩個打手將劉的雙手用繩子捆綁押上場時，此二打手立即摸出54式手槍，對準劉的腦袋瓜子，碰！碰！兩槍，原來是假槍斃，但是也夠嚇唬人的。再加一個但是，更有敘述價值的是，這些打手文革前都是劉用以整人的狗腿子，都是些學歷不高的地地道道的痞子、流氓，現在對劉下手更狠。還是江青同志可愛，直白了一句大實話：「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毛主席叫我咬誰我就咬誰。」其實所有的打手都是毛主席豢養的狗，而且是惡犬，凶犬，吃人肉的狗。這就是極權社會的本質。

例2。1964年10月底醫院開展小四清運動，因為我是摘右，院保衛科長前來詢問我妻是否是「分子」？回答：第一，我妻不是右派。第二，1949年我妻才7歲，沒有資格榮當分子。即使如此，由於我妻的家庭出身是民族資產階級兼地主，我又是摘右，所以她不能住機關單位，立即將我妻攆出醫院宿舍，逼得我們無處安身，所幸我認識的病員裡有居住在街上居民區的老太婆，才飢不擇食地找了一間條件極差的又窄又爛的居民房以棲身。

⑸1978年春，醫院曾經調整過一次工資，當時我已大學畢業21年，但工資還低於剛剛畢業的最低級別。有一川醫同屆畢業生，在未調前就已經比我高了二級，當時僅僅有人在調資討論會上，將我二人的工資級差比較了一下，此人就勃然大怒地說：「熊習禮憑什麼可以調工資，他是摘帽右派，根本沒有資格參加調資，而我是堂堂正正的本科畢業生，我是必定要調的！」。結果當然是彼上我下，彼就比我高三級了。

⑹摘帽右派的個案性問題的處理，則是因其所遇到的具體當事人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區別，甚或截然相反的結果。現以我個人的經歷為例予以說明：①1962年底雅安地委統戰部組織的右派份子學習班期間，經同時摘帽的「右友」介紹，與四川農學院教師摘帽右派謝加鳳之妹謝加麗相識，次年與之成婚結秦晉之好。對於此事，四川農學院保衛科長何日明定性為雅安專區醫院與四川農學院的右派份子互相勾結、串連，企圖興師問罪，大加撻伐。與之截然相反的是，在我成婚之夜，雅安專區醫院黨委書記，一位團級轉業軍官劉希聖、黨辦主任閆文、院長曾文齊、副院長張景陶、秦世餘全都來到我結婚的小屋祝賀並贈送禮物。何日明知此情後，不敢貿然下手而作罷。

②1970年5月，雅安專區醫院的負責人，剛復職的原黨委書劉玉山組織抽調醫務人員赴漢源縣馬托公社防治克山病。被抽調人員裡面恰巧有我，此時我在成都市園林局工作的父親突患重病，我向劉秉明情況後，劉立即准假一週，假後我一個人單獨去馬托。7月中旬，我父經四川省醫院剖腹探查，診斷為晚期胃癌。我向醫療組長共產黨員豐毅請假，豐深表同情地對我說：「熊醫師！你把你父親的事處理好後再回來，不用擔心此地的事。」我於當晚即啟程返回成都。

此後，我將我父從成都接到雅安由我妻照料，劉玉山為了照顧我而不讓我再去馬托，而安排我去專區醫院兒科門診部工作。8月中旬，我父在雅安病逝，我向當時門診部主任任鈞請假說，我必須去成都我父工作單位辦理我父病故後的諸多事宜。任鈞這個毛式官僚主義幹部堅決不准我的假。（註：請假條和任鈞不准假的批語，我至今仍保留，作為歷史的憑證。）

③文革期間，我大約有五、六年的時間在內科、外科、兒科工作。因為我是摘帽右派，因此無論調我去哪個科，我都要無條件服從。面且還必須把工作做好，不容許有任何醫療差錯，此事我也很樂意。因為我在口腔科工作時，那個是非婆、長舌婦帥正容太欺負我了。凡是經我治療後病人感到滿意，前來複診再找我看病的病人，她都要罵別人劃不清界限！右派立場！同情右派！她甚至在病人病歷袋封面上大書：「此人專找右派醫生看病！」成天開口階級鬥爭！閉口五類分子！搬弄是非，不得安寧。還逢人便說她是黨委派來監視我的。這個女人，心地之壞，品德之惡，我舉一例予以說明：

醫院有個年青護士叫胡平芳。此人64、65年是活學活用毛著的積極份子、標兵。到處做活學活用毛著的大報告，介紹對毛的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學毛著的經驗，紅極一時。文革期間，胡緊跟毛的偉大戰略部署，是無產階級造反派的頭頭，三結合時，胡是雅安地區革委會的委員，又是醫院革委會的副主任、黨委副書記（正職是軍代表），紅上加紅，紅得發紫。胡每次由住院部來門診部時，剛走到門診部的大院壩子裡，帥只要聞聲，就要跑出診斷室，前去迎接。無比親切地高呼：「平芳！平芳！」挽臂搭肩，革命戰友，親密無間，問長問短，說這說那，離不開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監督五類分子、摘帽右派。胡經常也要對我作點完全是走過場形式的十分可笑的指責。殊不知天道好還，毛死江囚。胡平芳成了雅安地區被重點批鬥的幫派骨幹分子。這一下，帥正容立即站穩革命立場，堅決與胡劃清階級界限。胡平芳也是禍不單行，冤家路窄，患上了口腔內大範圍的牙周齒槽膿腫，面頜紅腫，痛不可忍。可憐兮兮地坐在口腔科診斷室門外的候診椅子上，醫生們都像在迴避瘟疫一樣地不理睬她。我見她實是可憐，把她叫進診療室，檢查發現確實病情沈重，我離位去給她取注射藥物，返身時，她就不見了。為什麼？原來當我轉身取藥時，帥正容立即把她攆走，說需用這張治療椅。我只好另外給胡安排一張治療椅，待治療、處理諸事完畢後，我主動給胡開具了病情診斷書和一個星期的休假證明書。我對胡明言：「你無論犯了哪條、哪款，是國家依法處理你的問題，應該由你自已負責。另方面現在你是病人，我是醫生，我應該對你負責，除了治療，你需要休息，我有責任給你出具醫療證明書，我願意承擔此責。至於你能否得到休息，那不是我的許可權。」胡感動得快要哭了，說：「熊醫師！我從前對不起你！」帥在旁邊嘰笑，不屑地說：「劃不清界限！喪失立場！右派本質難改！」（十三）後記一

反右派運動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當時四川和西南地區的最高統治者西南王李井泉一方面是毛的忠實走卒、鷹犬、奴才，另一方面對其治下的臣民卻極其專橫、殘忍、狠毒。在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的1958年，他獨出心裁地在四川省全省的高中畢業生，這些尚未成年的青少年中炮製了一場全國獨創的模擬反右運動（58劫）。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規模性的對未成年人的殘酷迫害。李井泉是極權專制制度下毛豢養的一條地地道道兇惡的噬血毒蛇。

毛是反右運動的總策劃、總導演。李是四川省和西南地區反右運動的二路元帥。四川醫學院反右運動的前線指揮官黨委書記孫毅華卻是一個富有良知、道德和人性的共產黨幹部。孫在毛、李的命令和督促下不敢不反，而且不敢不按照毛、李劃定的框框格式來反，孫自身職權範圍內的活動空間有限。我瞭解的情況是：

⑴58年2月中、下旬張榜公布的全校（包括附屬醫院）師、生、員、工中共劃右派份子約170—180人。加上57年應屆畢業生中所劃右派份子30名多點，再加上58年補課時增添的不多的名額，劃右總人數大約是200人稍多。當時川醫師、生、員、工總人數至少有6000人，因之迫害面積不到5%，可見孫毅華對反右運動態度消極，沒有加碼加註。

⑵被劃右派份子的學術職稱與從事專業的情況：

①高級知識份子：公共衛生系教授陳志潛、生物化學教研組教授蘭天鶴、外文教研組教授劉正剛。②中級知識份子：生物化學教研組講師張玉佃、外文組講師吳福臨、溫紹儀、主治醫師鄧尚平、杜傳禮、藥師劉文芝。

③其餘都是助教、住院醫師和在校學生。

在教師中以外文教研組裡所劃右派份子人數最多，所佔比例最大。以當時閉關鎖國和一邊倒的情況而論，英語是帝國主義語言，屬取締對象，事實上從1954年起學校就停止了英語課的講授（直到25年以後改革開放後才重新開設英語課）。外文組一律開設俄語課，俄語的應用範圍很窄，學俄語是政治秀，並不實用。

以客觀情況論，孫毅華保護了高級知識份子和業務技術的骨幹力量。

⑶下放德昌縣農村勞動的四十多名右派份子中有：吳福臨，男，45歲，外文組講師；溫紹儀，男，約35歲，外文組講師；王俊傑，男，約35歲，附屬醫院財會室主任；薛麗華，女，約30歲，附屬醫院五官科護士長；夏芝愛，女，約30歲，護士；馮清華，女，約30歲，財會總務人員；劉文芝，女，約30歲，藥師。此外還有下列30歲以下的人員：主治醫師鄧尚平、杜傳禮；醫師林震勛、陶弘仁、張思孝、羅世鈞、劉章永、張廷傑。手術護士左渠成（男），護士楊長純、陳福生；57年畢業生蘆葦、劉靖華、熊習禮；學生肖育仁、王誠、林永祥、徐伯年、孫天健、饒弘武、陳加猷、向忠誠、李樹楠、鄧榮貴、李章玉……。

另外有兩名工人，罪名是反社會主義分子。倪文安，男，四十多歲；劉漢祥，男，二十多歲。

以上是我現在尚能回憶起的名單，其他就想不起了。

⑷學校派遣負責管理右派份子的幹部附屬醫院的羅友壁科長和學院人事科幹部彭漢隆兩人對右派份子都持同情態度，從無歧視、苛求，非常寬鬆，對女性和年齡較大的教師更是多有照顧，常常與他們交談緩解思想壓力。因此在這一年多的下放勞動期間，大家都沒有吃過大的苦頭。這固然與羅、彭善良的人性和道德品質有關，但同時也是和孫毅華對右派份子的態度分不開的。

⑸1957年夏、秋，國務院文件明確規定，應屆畢業生中犯錯誤者（此文件沒有定名右派份子的稱謂）分配工作時給予一、二年或三年的工作考察的處分。川醫對應屆畢業生裡的右派份子的處分，所給予的考察年限多數是一年，少數是二年，沒有三年。

⑹四川醫學院所劃右派份子見於四川日報批判者，我只記得有醫療系學生宋影。其他還有一、二人見報者就記不清了。送勞動教養的右派份子最多是二、三人。

⑺反右運動中的特例，外文教研組英語教師楊憲鼎，男，五十多歲的老頭，為人耿直，教學認真。說話常帶有骨刺。反右期間校園內也沒有看見過他寫的什麼大字報。有一天下午，學校突然開大會，公安機關將其逮捕判以重罪，罪名是反革命分子。楊是否因其歷史有什麼過節，運動期間又說了諷刺、挖苦黨的話，方至如此；另外反右運動期間各高校都要捕人重判，以示威嚴，這無疑是上峰統一佈置的項目，楊是否當了指標鬼，就不得而知了。

⑻四川醫學院教職員中所劃右派份子有一顯著特點是，醫療任務非常繁重的附屬醫院所劃的右派不僅在比例上，而且是在絕對數量上也遠遠多於學院校部的教職員。這是有悖於劃右規律的。原因是由於反右初始，附屬醫院確實劃不出什麼右派份子。因為醫務工作實在太忙，根本沒有甚麼政治議論。但是劃右派是上級派下來的指標，是重大的政治任務，非完成不可，劃不出也要劃，這時上峰指派學院黨委副書記鐵桿毛派分子馬俊之坐鎮附院劃右，馬僅就一些有關工作、業務、生活福利、人際關係問題等等矛盾和意見，一下子就揪出一大批右派份子了（註：馬俊之是當時成都市市長米建書的老婆，著名電影演員潘虹的婆婆娘，無怪乎潘虹主演影片《人到中年》裡有一句形容共產黨幹部焦部長夫人是馬列主義老太太的台詞，想來潘虹是深有體會的）。

孫毅華因為良心不黑，不夠左，不夠毛，上峰於1958年又派來新任黨委書記李資平，將孫貶為副職。孫於文革中因熬不住對其殘酷的迫害和侮辱，跳樓自盡。這是毛時代一記擇劣汰優的罪惡和悲劇。

1959年12月31日，我到雅安專區醫院報到。此時反右派風暴已過，後來得知雅安專區醫院被劃右派份子是：張廉，內科49年以前的老醫師，50年代初非常受器重；鄭靜淳，江西醫學院五十年代初畢業兒科醫師；劉啟煜，女，兒科醫師；董全森，門診部護士長；李耀南，財會人員；桂天順，轉業軍人，職工；席立禮，孤兒出身的共產黨員，內科醫師，運動中投河自盡；鄧自林，四川醫學院五十年代初畢業的外科醫師，運動中割斷撓動脈自盡。後來我在接觸中得知這些人哪裡有什麼政治觀點，純屬填指標的冤案。

據雅安衛生學校的教師談：

該校黨委書記、校長王廣是雅安醫藥衛生界裡面資歷最老的共產黨人。在反右期間，告密者向王書記反映該校五十年代初由四川醫學院分配來校的幾個青年醫師陳先品、唐發良等人談論並附和儲安平、葛佩琦的言論，告密者向王提示說：「這不是右派是什麼？」王當即正色告誡告密者說：「這是嚴肅的政治問題！你們懂什麼！以後不許亂說！」

陳、唐等人在王廣的保護下平安過關。

王廣以後在文革中不堪忍受侮辱與迫害，投河自盡。這又是一樁應該永遠銘記的擇劣汰優的罪惡和悲劇。

雅安川劇團有一對夫妻，男人叫王國仁，演川劇丑角，是大學文科畢業生，很有文學、藝術才華，在劇中道白詞裡常常嘲諷時政，49年底前在成都演劇時名噪一時。50年來雅安後，習性不改，諷刺領導，當然是反動派，其妻田笠，也是學文學的，愛打扮，好修飾，衣著時尚，這是典型的資產階級。運動中夫妻雙雙榮獲桂冠。雅安京劇團琴師徐德誠、鼓師陳孝一，皆因為出身書香門第，性格耿直，不善阿諛。此等人內心不滿領導，也是右派。真是荒誕無稽，千古奇冤。

（十四）後記二

1957年的反右派政治運動是毛澤東一生罄竹難書，纍纍罪惡中的一樁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關健性的黑惡罪行。毛在這之前所作的種種諸惡，毛都以牽強附會，文過飾非的詭辯來欺騙、麻痺、矇蔽人們，為其開脫或減輕罪責。

1957年的毛，初則巧言令色，口吐蓮花，說盡謊話，耍盡花招，信誓旦旦地設置陷阱、騙局，誘騙人們提意見。繼則公開背信棄義，自食其言，翻雲覆雨，凶相畢露，蒐集人們的發言，無限誇大地上綱，羅織罪名，以言治罪。再則公然違反和踐踏國家憲法，對知識份子殘酷迫害，株連九族。其對右派的殘忍和狠毒超過了任何法律允許的程度。

這場血腥、恐怖的反右政治運動，摧毀了一代民族精英和國家建設人材。這場運動使得人人恐懼，人人自危，消滅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暖、同情、互助。消滅了人們對不平的正義感。使每個人都為了求生的慾望，為了生存而拋棄一切道義。中國文人集體失語，謊言籠罩了整個國度。說謊成了人們安身立命求生的本能。中國社會走進了瘋狂、沉淪、死寂和逆轉的魔圈。

從此毛不受任何約束與制衡，為所欲為，肆無忌憚地開啟了大惡、極惡的閘門，任意肆虐中華大地，驅使人們作為他做各種烏托邦式的動物實驗和鬥獸表演的工具。

從此人無寧日，家無寧日，國無寧日，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22個寒暑，噩夢醒來，曙光初露，換了人間。經過20世紀全球性的各種思潮血與火的較量，塵埃落定。自由、民主、憲政成為全人類共享的政治文明的結晶，成為不可抗拒的浩浩蕩蕩的歷史洪流。

尾聲魂兮，歸去來兮

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的毛時代已經結束30多年了。反右派運動、大飢饉、文革浩劫也已經是歷史了，歷史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將它篡改或抹煞掉的。特別是全球化、信息化、檔案化的現代社會，任何企圖隱瞞、篡改或抹煞歷史的行為都只能是傻子行為。英國的歷史哲學家阿克頓勛爵留給人類的名言是：歷史對於罪惡具有著永恆的懲罰權。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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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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