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不懂「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
在德國首都柏林市中心，相當於北京前門及歷史博物館東側的地段，有一片紀念碑群，佔地超過兩個半足球場。2700多個水泥碑，長寬如單人床，密密麻麻排列著，沒有任何文字元號。參觀者可以從各個方向進入碑群，好像進入一個街區。地勢高低起伏，碑體高低錯落，低的不及膝蓋，高的足有四米。行走其間，越進越深，嚴整逼仄，眼前一片灰色，困惑也愈發濃重：這是什麼意思？
2008年我路過這裡，轉了一圈，沒有看懂，也沒有深究。2011年11月，在德國綠黨伯爾基金會的安排下，我隨幾位中國學者訪問德國，主題便是「德國社會如何面對和反思歷史」，再訪此地，有機會請教專家。
碑群東南角，一道樓梯通往地下。地下有一個信息中心，包括一道長廊，七個展廳。迎面是六位男女老少的巨幅照片，有名有姓，代表著被納粹屠殺的600萬猶太人，凝視著每個來訪者。長廊一側排列著歷史圖片，從1933年到1945年，講述著一個被屠殺群體的故事。
一號廳，地上有四行燈板，展示受害者留下的日記、書信和遺言的手跡。牆上是歐洲各國被殺害的猶太人數字，最多的波蘭，290-310萬人。少的丹麥，116人，精確到個位。
二號廳，展示了15個被害猶太家庭的照片，有全家福，有結婚照，有的還有家庭電影。每個家庭成員的下落都很清楚，有生有死。
三號廳是姓名廳。黑暗中，一個聲音宣讀著被害者的姓名和簡歷，相應的文字在牆上流過。從頭到尾聽一遍，需要六年七個月零二十七天。
四號廳是集中營展廳。通過電影和照片介紹了220個集中營。
五號廳介紹有關大屠殺和二戰的紀念館、博物館和紀念碑。
六號廳擺放著電腦，參觀者可以查到390多萬名受害者的情況。
七號廳也擺放著幾台電腦，以不同的語言播放著對七位大屠殺倖存者的採訪。
在七號廳裡，歷史學家亞當·科佩爾-弗隆紐斯（Adam Kerpel-Fronius）回答了我們的提問。我的問題是：紀念碑佔地面積為什麼這麼大？設計者如何解釋他的設計思想？
科佩爾從波恩遷都柏林說起，談什麼是首都，翻譯了幾分鐘，還在解釋首都的意義。我懷疑翻譯沒有抓住要點，便強調了一句：我想問的是，紀念碑的設計思想是什麼？
科佩爾說：我就要說到這個問題。首都不僅要漂亮，還要代表德國。我們要尋找德國人的特性，首都要體現德國人的身份認同。
在德語裡，特性或身份認同（Identity）的發音和英語相似，我聽懂了。這是一個不容易翻譯的詞，有特性、身份、身份認同、同一性等不同譯法。但是，不管怎麼譯，這個詞都在回答一個問題：某某到底是誰？這個「誰」，不僅包括了當事人的姓名、身份和種種特徵，還包括他在社會甚至歷史中的定位。
德國人到底是誰？他們認為自己是誰？他們的特性何在？
我有點吃驚。這位歷史學者居然把紀念碑與「德國人是誰」聯繫起來，這是我不熟悉的思路。
科佩爾說，建立這個紀念碑，是幾個公民在1988年倡議的。他們徵集簽名，聲勢越來越大，1999年成為國家大事，進入議會討論。聯邦議會投票決定建立紀念碑，2003年開始修建，2005年建成開放。既然確認了德國的歷史責任，德國人就要承擔責任。承擔責任，就要有這個紀念碑。
聽到這裡，我明白紀念碑與「德國人是誰」有什麼關係了。德國人以嚴謹著稱，這種認真負責的態度，也體現於承擔歷史責任。紀念碑群規模之巨大，體現了承擔之大。碑群位置之重要，體現了承擔之重。如此一想，我對德國人果然有了新看法。
科佩爾隨後介紹了紀念碑的設計思路。有成千上萬個方案，聯邦議會採納了美國人艾森曼的方案。這個設計強調感性。你越往裡走，越小心翼翼，疑問越重，越想知道發生了什麼。進入地下信息中心可以找到答案。這些答案也是感性的，先認識一個個具體的受害者，認識他們的家庭，再深入瞭解整個事件。
一輪提問之後，我追問科佩爾：你認為「德國人是誰」？在這個問題上，紀念碑能說明什麼？
科佩爾說：「至少可以說明，德國人是有擔當的。我認為德國人最重要的特徵就是承擔責任。以德國名義所做的事情，我們都要記住，要承擔。有了這一點，才有可能彼此理解和深入交往。」
從信息中心出來，我試圖消化科佩爾的思路。我們熟悉「以史為鑒」的思路，卻不熟悉「我們是誰」的思路。我向陪同的德國人徵求意見，問他們「德國人是誰」。
伯爾基金會亞洲部主任梅凱琳女士說，那個年輕的歷史學家說得太輕了。德國人，不僅意味著有擔當，還意味著有罪責，必須認罪。翻譯考爾夫（Oliver Corff）先生說，我們是負債者。還不清的歷史債務，影響了我們和以色列的關係，也影響了我們和巴勒斯坦的關係。這不是可以隨意解脫的。
在重複問答中，我努力進入這種新思路，以這種思路審視自己：我們是誰？我們對歷史責任有承擔嗎？如何承擔？如此一問，歷史居然直逼當下，闖進了我們的人格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