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幹部老婆吵架 垃圾堆裡的情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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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監中花絮

•花絮之一•受不起這樣的抬舉•

開初，集訓隊犯人都像是「打懵了的兔」，一批兩批三批……不斷地從各個中隊送進來，有時三個五個，有時十個八個，一共聚集了約百一二十號人。進監以後，大家都有些忐忑不安，似乎覺得自己原本是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堂堂正正的勞改犯人，政府說過，是要把我們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公民」的。現在忽然一下子成了「牛鬼蛇神」，連人都不是，將來還能成「公民」嗎？後來忽然聽說連國家主席劉少奇、共產黨的總書記鄧小平都作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被打倒了，就擔心這翻天覆地的運動，會不會像龍王爺發大水，在大水衝垮太行山的時候，會捎帶著把沿路的螞蟻窩一鼓蕩平。至於螞蟻窩裡那億萬條生命是不是算數，龍王爺是沒在意的。加上，幹部們這時候的「文革語言」也常常使人驚心動魄，動不動就說：「你們這些牛鬼蛇神，都是劉少奇鄧小平的腳腳爪爪嘛！你們要敢於亂說亂動，只有死路一條！」犯人覺得非常委屈，怎麼無緣無故地就把我們算作是「劉少奇、鄧小平的腳腳爪爪」了呢？

於是，有一天，一個老犯，就在學習會上談自己的思想，說：「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在舊社會裏，我也在國民黨手下幹過些對不起人民的事情，所以，在土改時，農民群眾說我是縣長和土匪惡霸的腳腳爪爪；到了勞改隊，政府幹部認為我是蔣介石國民黨的腳腳爪爪；在抗美援朝和越南戰爭打得緊的時候，又說我是美帝國主義的腳腳爪爪。這些，我想來都有點沾邊。因為地主、國民黨、美帝國主義都是一鼻孔出氣的嘛。但是，這回，文化大革命一來，幹部又說我們都是劉少奇鄧小平的腳腳爪爪。我仔細一想，覺得這只有那些解放後當過幹部、在劉少奇鄧小平領導下做過事的人，才算得上，我是算不上的。我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政府幹部把我這樣的人，也算成是劉少奇鄧小平的腳腳爪爪，我曉得，這是抬舉我，不過，我受不起這樣的抬舉！我的殘餘刑期只有4年多，家裡婆娘娃兒都在望我刑滿回家，我實在受不起這樣的抬舉！……」他說到這裡，嘴唇囁嚅，神情激動，而別人卻只覺得滑稽可笑。有個「小鬼」，學習以後，悄悄裡取笑地說：「我是撈摸犯罪，人家一喳口就說我是小偷，臉上很不光彩，這回能夠當上大人物的腳腳爪爪，是我這一生最大的光榮。不過，我也還是害怕，害怕將來遇到那些真腳腳爪爪要打我兩耳光，說我是冒充的。……」

當時，某些極「左」政治觀念之荒唐混亂，大致都和這差不多。

•花絮之二•幹部家屬吵架•

集訓隊對犯人的管理是很嚴的，在「文革」開始以後，幹部傳達了《公安八條》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只准革命人民造反，不准牛鬼蛇神翻天。」農場的內鬥信息，對犯人是保密的，一點也不向犯人透露。

但是，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在「奪權」鬥爭緊張的時候，我們出工時，看到桂花大隊的陳大隊長和蔡教導員都被罰在公路邊捶石子，就知道他們兩個大概是被打倒了。有一天，我們出工，從幹部家屬居住區的路上走過，忽然聽到幹部家屬在吵架。吵架的雙方，一位是桂花大隊陳大隊長的夫人，一位是大隊部一位姓容的幹事的妻子，我不記得她姓什麼了。她是從成都調來的，原本是成都磨床廠的廣播員。人很年輕，活潑，在磨床廠時，我們天天聽她的廣播，那時候，她對犯人也沒有什麼傲慢和歧視的表現，笑嘻嘻的，大家對她的印象不壞，似乎是「勞改隊之鶯」。可是，這回一聽她們吵架，才發現，這位廣播員竟已經變成了造反的「闖將」，她居然在桂花大隊幹部對「走資派」的鬥爭會上，衝上去，打了陳大隊長一記耳光。因為，我們聽到，陳大隊長的夫人在罵她：

「你個嫩屄婆娘，你為什麼要打他耳光？他那麼大年紀，他跟毛主席南征北戰，你還在你媽的爛屄裡沒有鑽出來哩！你打她，你夠格嗎？你有什麼本事？你就是會賣！賣你的屄好啦，你賣一千個人，他也沒有管過你，你為什麼打他？賣你的好啦！……」

陳大隊長原先是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的一個營長，團長就是雷馬屏農場的場長兼場黨委書記常勝，常勝這個團，在解放戰爭中是有很大戰功的。後來常勝調到這個農場，陳大隊長就跟著調來了。他的夫人是北方人，大概是農民出身，沒有多少文化，罵人罵得很粗魯，她為丈夫挨打，憋了一肚皮氣，罵起來是肆無忌憚的。而容幹事的妻子，一向作廣播員，根本不會罵人，她只好用「文革」的語言來回罵：

「你們還想騎在人民頭上？你還想當母老虎呀？現在不行了！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我們不怕你！你有本事，到大會上來辯，看誰有理，看今天是誰家的天下！……」

陳大隊長夫人說：「大會又怎麼啦？毛主席說，只許文鬥，不許武鬥。他有錯誤，你們可以提意見嘛！你打人，你故意違反毛主席的教導，你要向毛主席請罪！你個嫩屄，我看你不會有好下場！……」

我們一邊聽，一邊忍著笑走過去，走遠了，還聽見陳大隊長的夫人一口一個「嫩屄」的在罵。大家就從幹部家屬的吵架，知道陳大隊長在鬥爭會上挨了耳光。我當時想，這大概就是「文革」社會的一個縮影，這運動對黨和國家機關幹部的團結與社會人際和諧的破壞，是可能使一切都被撕裂。但這是誰也沒法的事。當時，農場已經亂成一團，常勝也已經「靠邊站」，聽說是養病去了。

•花絮之三•犯人的情報來源•

在集訓隊裡面關著，對外面「文化大革命」的動態，除了聽讀報，本來是一無所知的。可是，有一天，「熊笨三」被派到外面去打掃清潔回來，忽然把他撿到的兩張紙拿給我看。原來，那是油印的造反派的「快報」。那上面不但有周恩來接見四川造反派代表的消息，還有成都造反派迫使檢察院趙副檢察長自殺的報導，標題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趙××昨晚自殺狗命嗚呼」。看了這樣的東西，的確使人驚心，雖然不清楚那檢察院是成都市檢察院還是四川省檢察院，但這運動竟然鬥到使檢察院的副檢察長自殺，而沒有人能阻止他們，可見那造反的亂局已經無法收拾了。我看過以後，便叫「熊笨三」不要亂傳，最多傳幾個人，便把它毀掉。同時，又問他是從哪裡撿來的，他說是從圍牆外面那個垃圾堆裡撿到的。我說，以後有機會，多注意一下那個地方。

這以後，他竟然有好幾次把這樣的材料撿了回來。不但有四川造反派鬥爭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的材料，還有林彪委託江青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批「文藝黑線專政」的材料。後來，我才知道，可能是在集訓隊的武警居住的某個房子裡，有一個臨時搞起來的電臺，電臺不知道是農場的還是武警部隊搞的。他們每天要工作一個短時間，通過電臺蒐集情報，油印出來，可能是供領導參考。印廢了的紙，就隨便丟在垃圾堆裡。這垃圾堆就成了犯人的情報來源。

這些情報，有的是觸目驚心的，有的也促使我作進一步的思考。特別是關於斗李井泉的「反毛主席罪行」和批周揚的「文藝黑線專政」，由於這兩個人牽涉我的一些個人怨憤，心底下真有許多說不出的複雜情感。我感到，運動中把這兩個人當作所謂「反毛澤東思想」的「走資派」或「修正主義分子」，實在是胡亂加上去的罪名。但是，這兩個人，也確實有不可原諒的罪錯，那不是對毛澤東有罪，而是對人民、對文藝界知識界有罪。李井泉一貫左，「反右」運動中，四川知識界劃右派人數之多，是全國第一的；「大躍進」運動中的虛報浮誇之盛，也是名列前茅的；後來四川農村中餓死人數之多，尤其令人髮指。李井泉對這些事，是有直接責任的。至於周揚，他一貫執行毛澤東的文藝政策，哪有什麼他的「文藝黑線」？他個人的罪錯，主要是宗派主義，解放前反魯迅，解放後反胡風，把文藝界搞成「一派掌權、排斥異己」的死氣沉沉與離心離德的局面。「反胡風」運動，完全是由他一手製造出來的。在「反右」運動中，他作為文藝工作的領導幹部，不但沒有緻力於保護文藝界少受傷害，反而火上澆油，盡量擴大「反右」的範圍與聲勢。他確實是中國文藝界的罪人。我過去想過：假如「解放」後的文藝工作，不由周揚而由馮雪峰作領導，也許會少出許多冤案。但是，平心而論，李井泉和周揚，他們對毛澤東都是忠心耿耿的，把他們打成「反毛澤東」的「走資派」或「修正主義分子」，純粹是亂彈琴。這不過是因為毛澤東在他的極左路線搞壞了國家大事以後，看到黨內高層存在著要「糾偏（反左）」的意向，他自己年事已高，害怕在自己身後，會遭到像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那樣的批判和「毀墓焚屍」的對待。所以，他必須先下手，把這些有可能成為「中國式赫魯曉夫」的老幹部，一律打倒，另行提拔一些絕對忠於自己的年輕幹部，來做自己的接班人。同時，他知道自己在「反胡風」、「反右」、「大躍進」這些運動中的作為，已經在文藝界、知識界和人民群眾中招來了許多怨恨，他需要找替罪羊，讓這些老幹部去承擔「不執行毛主席政策路線」與「實行文藝黑線專政」等方面的罪責。這樣，一方面，消除了知識份子與群眾中長期壓抑的怨氣；一方面，借群眾的鬥爭來把這些老幹部打下政治舞臺，使他們再也不可能在群眾中對毛澤東進行批判。這樣，就從根本上消除了心腹之患。豈不妙哉？——毛澤東的深沉大智，雄猜陰狠，翻雲覆雨，縱橫捭闔，在中國歷史上，確實是千古一人！

可惜，不久，那個電臺似乎撤走了，我們就再也看不到垃圾堆裡的情報了。

2。格鬥士戲劇的轉化

集訓隊每天只出半天工，其餘的時間都是學習。所謂「學習」，除了聽幹部講話，聽讀報，主要就是開會討論，或叫犯人互相揭發檢舉。一年到頭，都是這樣。在「文革」期間，犯人也要學會背語錄，唱語錄歌。不過，日子長了，揭發檢舉就只有在幹部佈置了以後，犯人才會緊張起來。幹部沒有佈置揭發檢舉的時候，那學習就只是叫犯人談對文件、報告以及時局的認識與體會。這樣的學習，雖然幹部強調每個人的發言都必須聯繫自己的思想，但犯人往往把學習時間拿來「說空話」。可是，這「說空話」還真是一種不容易學會的本領。因為，每天的學習時間很長，下午四小時，晚上還有兩小時，要說很多話才能把學習的時間填滿。而集訓隊的犯人又都是有「思想包袱」的，許多人在學習時都在想自己的心思，不願多說話，甚至根本不說話。其中，有的人是生來的木訥，有的人則是害怕說錯了話要挨批挨鬥。但如果一組人坐在那裡，沒一個人發言，冷了場，幹部發現了，或有人向幹部反映了，那是要挨訓的。全隊分為兩個分隊，學習通常都是以分隊為單位。我是一分隊的學習組長，要負責按時開會和作學習記錄。每逢沒有人發言的時候，我就得提醒大家「不要冷場」。幸而，後來新收監的犯人中，來了一位「空話大王」，他一發起言來，可以從五年前偷雞蛋，三年前摳黃鱔，談到昨天打牙祭，又從打牙祭談到當前大好形勢和毛主席的英明偉大，再從電影上毛主席的神采奕奕想到了《南征北戰》的戰略思想，又從《南征北戰》說到《上甘嶺》那位女演員唱的那支歌，再從唱歌說到有一次學唱語錄歌因為喉嚨腫了唱不出，別人以為他裝怪，自己又氣又著急，生怕唱不好語錄歌今後改造不好，後來幸虧是衛生員張駝子在山溝溝裡找到了一窩「開喉箭」，拿來煎水當茶喝才醫好了。然後聯繫到毛主席說過西醫要學中醫，又說到我們勞改隊的衛生員應該向農村的赤腳醫生學習，再說到醫病不如防病，防病不如鍛練，你看我們農場的幹部，每一個都紅光滿面，就是因為思想先進又鍛練得好；不像我們勞改犯人，思想反動，除了勞動就不曉得鍛練，弄得來一個個黃皮刮瘦。再說到幹部對我們的改造，關懷得無微不至，看到有人在工地上暈倒了就喊衛生員來打針，讓他好了可以繼續勞動。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學習，爭取早日改造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公民……等等等等。他一個人，可以包場，從學習開始說起，一直發言到學習結束，說得滔滔不絕，似乎說的也都和改造有關。但你如果要仔細想想他到底說了些什麼，你才會發現，他說了幾小時等於什麼也沒有說。我們組上自從有了他，就再也沒有冷過場。就是從他身上，我才懂得了「說空話」也是一種本領。在集訓隊這樣的場合，沒有「說空話」的人，那學習就會是很惱火的。

實際上，集訓隊的幹部，對於進了集訓隊的犯人原先在中隊上犯了什麼錯誤，一般是並不過問的。只有那些犯了「重案」關進「獨居」正在交代問題的犯人，是特殊情況，要由農場的「駐場檢察員」隨時提訊，決定是否起訴判刑，而那也不由集訓隊幹部管。所以集訓隊的幹部最重視的，是犯人在集訓隊裡面，是否有新的反改造活動。每年年終的「冬訓」，是最緊張的時候，幹部要號召犯人互相檢舉揭發。平時則只有發現了問題，才開批鬥會作出處理。而集訓隊裡面最嚴重的問題，主要是兩類：一類是「越獄逃跑」，另一類則是「反改造言論」。「越獄逃跑」的情況，多半是發生在刑事犯身上，因為他們逃出去以後，仍可以以盜竊為生。「反改造言論」則往往發生在「右派」犯人身上。監中還有不少在國民黨中任過職的「老反革命」，因為改造時間長，大都已經退了火，謹言慎行地不容易出問題。在集訓隊的「右派」犯人中，有兩個人最被幹部注意。一個是一分隊的任世同，一個是二分隊的楊長虹。這兩個人在集訓隊幹部眼裡，是一貫反改造的頑固分子。「文革」開始以後，他們兩個人又得到了一個新的封號，叫「反改造祖師爺」。

任世同原先是在北京參加工作，最初在中央軍委機關工作過一段時間，後來調到了重慶，在一個工廠裡工作。1957年劃為「右派」以後，被送勞教，編入了四川省勞改局所屬的415勞教筑路隊。後來因為在成昆鐵路的筑路勞動期間，涉嫌用糧票和錢，資助兩個「右派」分子逃跑，被逮捕審查。415筑路隊的領導幹部，懷疑他有計畫地組織犯人逃跑。同時，415筑路隊裡面發現了一個名為「馬克思主義者聯盟」（簡稱「馬盟」）的組織，既然他有「組織逃跑」的嫌疑，就進一步懷疑他與「馬盟」有組織關係，被戴上腳鐐手銬審查了一年多。後來，因為查不出他與「馬盟」有關的證據，那兩個逃跑的「右派」抓回來審問，也沒有交代出什麼與「馬盟」的關係，莫名其妙地判了他13年徒刑，送到了農場。他一到農場就被送進了集訓隊。我第二次收監以後，在一分隊擔任學習組長。他進來的那天，管教幹事就交代我：「這是一個極端反動的死不認罪的反改造分子，交給你負責，要好好地監督他。」我覺得這事情責任重大，就把他的床位安置在我的旁邊。從外表上看，他雖然有一米七幾的個子，卻骨瘦如柴，臉色蒼白，走路踉踉蹌蹌，弱不禁風的樣子。我覺得，這是一個因貧血而身體衰弱到極點的病人，並沒有什麼可怕。漸漸地我開始瞭解他犯案的情況。據他說，他確實與「馬盟」沒有什麼關係。只是因為筑路隊的管教幹部，認為「馬盟」是一個大案，就把一個普通的逃跑案件，和「馬盟」聯在一起，硬逼著要他承認。他不承認，在法庭上與檢察員公開辯論，就被認為是「死不認罪的頑固分子」。在審查期間，戴腳鐐手銬是準備把他判死刑的，如果經不起折磨，被逼著胡亂認罪，就冤死了。「馬盟」的主犯周居正，原本是重慶解放前夕從國民黨集中營裡面逃出來的共產黨員，後來就因為「馬盟」的問題被處死刑，槍斃了。他說，他雖然曾與「馬盟」的個別「右派份子」來往過，但他並不知道他們搞了什麼組織，甚至「馬盟」是不是真有那麼一個組織，他也覺得是可疑的。他懷疑是「逼供信」逼出來的。至於他資助別人逃跑，他說，主要只是同情其中一個「右派」想逃出去結婚。當時為了朋友義氣，沒考慮事情的後果，他還寫了一個字條，讓那兩個逃跑的「右派」去找自己的妻子幫忙。就為這，他就被認定為是組織逃跑的要犯，而且，連帶他的妻子，也被判了五年刑。他本來只差個一年半載，勞教期滿就可以回原機關的，原機關也已經在考慮他回去以後的工作安排。可就因為他的「朋友義氣」，自己差一點喪命，還把一個好端端的家庭也毀掉了。他說他解放前就參加過學生運動，根本沒想過反黨反社會主義。現在這樣整他，他沒法不反改造。

任世同在我擔任學習組長的那個時期，他也並沒有什麼反改造活動，只是因為戴腳鐐手銬坐牢的時間太長，身體虛弱，常常因病不能出工，有的人說他裝病，消極怠工。當我經過山西寨的「社教」，又被「橫掃」進集訓隊的時候，發現他已經成了集訓隊幹部的眼中釘。主要是因為他常常在集訓隊的一些「小鬼」（年輕的刑事犯）中間，作一些類似「思想啟蒙」的工作，有些「小鬼」在他影響下，搞了些搗亂的小活動（如把靠攏政府的犯人的盆盆碗碗偷偷砸了，或把他們的雨鞋在夜間偷去甩到廁所的糞坑裡之類）。另外，他跟一分隊的某些「老反革命」，關係搞得不好，這些老反革命就常常打他的小報告，說他是那些「小鬼」背後的「祖師爺」。我感到，這是很危險的。他其實是個很單純的人，政治上是相當幼稚的，這從他仗義氣去資助別人逃跑和在集訓隊叫「小鬼」們去搞小活動，就可以看出來。我想，在「文革」這樣的情勢下，無論如何，得讓他收鋒斂跡，別再受打擊。

楊長虹，家在上海，聽說原本在海軍裡面工作，1957年劃為「右派」後，大概是在勞教時，逃跑了一年多，抓回來後，判了20年徒刑。因為他在二分隊，住在另一所監房，集訓隊的犯人是不許串監的，所以我和他接觸很少，對他的情況，不很瞭解。他被看成是集訓隊的「反改造祖師爺」的原因，也和任世同差不多，也是因為犯人中的「小鬼」，很聽他的話，往往是因為那些「小鬼」在傳播「反改造言論」時，被揪出來鬥，鬥爭會上，便有人揭發，說這些「小鬼」的反改造言論，都是從楊長虹那裡學來的。而集訓隊的那些「小鬼」，又都是些「泥鰍」和「潑皮」。雖然都是些刑事犯，卻一個個能言善辯，平日既不容易被別人抓住短子，鬥爭會上又敢於「滾釘板」。哪怕被捆得骨頭喳喳地響，寧肯自己擔待也決不把「祖師爺」扯上。所以，楊長虹究竟幹了些什麼反改造活動，集訓隊的幹部明明知道他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擺八卦陣，卻總是查無實據。因此，對楊長虹是切齒痛恨的。

集訓隊幹部也不是無能之輩，他們都有管理犯人和懲治反改造分子的豐富經驗，其中最厲害的一招，就是利用犯人之間的矛盾，讓他們互相檢舉揭發。用集訓隊幹部的話來說，這叫搞「狗咬狗的鬥爭」。就好像古羅馬鬥技場裡面，看奴隸格鬥士互相廝殺，無論誰被殺死殺傷，對看格鬥的貴人們來說，都是有益無害的。

我被「橫掃」進集訓隊之後不久，就聽「熊笨三」告訴我，說現在楊長虹和任世同之間，由於幹部追查誰說了「文革是狡兔死、走狗烹」這句話，兩人互不信任。幹部認為這話在他們兩人中，二者必居其一。楊長虹懷疑任世同想嫁禍於人，任世同懷疑楊長虹為了自保就會叫「何小鬼」來揭發他。「何小鬼」向「熊笨三」說，那話本來是他從任世同那裡聽來的，他並沒有想揭發，但如果任世同要攻擊楊長虹，他就只能站在楊長虹一邊。「熊笨三」還說，「何小鬼」這個人，並不算壞，原來他本想自己承認是從川戲裡學來的，現在看到兩個「祖師爺」都怕擔責任，心裏就有點慌，不知道自己擔不擔得起。——我聽「熊笨三」這麼一說，就感到，如果這兩個「右派」在這時候上演一場格鬥士戲劇，必然是兩敗俱傷。而且，這是一場非常危險的「生死決鬥」，弄得不好，還會牽連其他「右派」。怎麼辦呢？唯一的辦法，是首先讓楊長虹與任世同停止互相猜疑，絕不要互相攻擊。然後，就必須轉移幹部的注意力，把檢舉揭發的方向，轉到別的方面去。把幹部想搞的「狗咬狗的鬥爭」儘可能搞成一個「人打狗的鬥爭」。

在沒有別人可以調解任世同與楊長虹的矛盾的情況下，我只好冒險地自己出面。我叫「何小鬼」把楊長虹約好，在晚飯後與上學習前的那段空閑時間裏，到一分隊後面那個僻靜無人的空房子門口和我見面。我把任世同叫到和我一起。三人見面時，我說：「現在，時間很緊，我只說幾句話：現在你們兩個的處境很危險，決不可以搞內鬥。從現在起，你們兩個都休息，沉默下來。其他問題，由我來處理。」他們都點頭同意，隨即各自走開。就這樣，我總算把一場格鬥士戲劇的兩個演員叫停了。

接著，我就和「熊笨三」商量怎麼把鬥爭目標轉移的問題。「熊笨三」認為可以從檢舉「有人賣包谷粑」的問題下手。我同意試試看。

所謂「賣包谷粑」問題，是這樣的：監獄裡的伙食，通常每人每頓只有一個四兩糧的包谷粑。可是，有的犯人在食堂吃過飯以後，還有人把包谷粑拿出來吃，甚至還拿包谷粑送給別人。這些包谷粑從哪裡來的呢？監獄只有一個大廚房，無疑是從那裡來的。要麼是他會偷，要麼就是大廚房在偷偷地賣包谷粑。要說是偷的，難道他能經常地偷到手嗎？如果包谷粑確實是大廚房賣出來的，顯然是大廚房剋扣了犯人的口糧。這不僅違犯監規，而且是破壞國家糧食政策的行為。把這問題揭發出來，幹部是不能不管的。

經常將多餘的包谷粑拿出來吃的那個犯人，是一個慣於在犯人中搞「雞姦」的「不男不女」的傢伙，姓巫，很年輕，大家叫他「巫東朋」。他頗有些通天手眼，別人無法搞到的東西他偏能搞到。他這次收監，是因為他誘騙了一位中隊幹部的妻子，逃出去過了一段浪漫生活。所以，幹部對他也是很憎恨的。我們選擇從他下手，不僅犯人會群起揭發他，幹部也不會輕易放過他。所以，從他下手，容易造成聲勢。

這事情一揭發開，鬥爭的發展竟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原來這「巫東朋」不僅從大廚房買過包谷粑，而且，因為他和集訓隊的衛生員有「雞姦」關係，還經常到衛生員的房間裡去拿包谷粑吃，而衛生員的包谷粑也是從大廚房的炊事員那裡弄來的。

大廚房的炊事員，姓李，原本是農場的管教股長，在肅反運動中，他家鄉的群眾檢舉他在敵偽統治時期做過漢奸，罪惡很大。農場把他撤職判刑以後，便把他放到集訓隊監獄裡來當炊事員。他平日對犯人態度非常惡劣，犯人都討厭他，叫他「老漢奸」。

衛生員的姓名我現在記不得了，只記得他解放前是天津一家報社的記者，是在勞改隊才學會醫病的。在監獄裡，衛生員是有特殊地位的，因為幹部和幹部家屬經常都要找他看病，所以，衛生員深受幹部信任，他向幹部反映什麼情況，幾乎是一句頂兩句，犯人誰也不敢得罪他。他和炊事員的勾結，主要也因為炊事員常常要找他看病。

在炊事員和衛生員被揭發出來以後，發現保管工具的保管員，也有賣包谷粑的情況，也是和炊事員有勾結的。這樣就暴露出集訓隊裡面原來還窩藏著狼狽為奸的一個反改造集團，而且，是最骯髒、最卑鄙、又最隱秘的。這事，使集訓隊的蕭指導員大為光火，於是就連日召開全隊的大會，來揭發他們的問題。

集訓隊的衛生員、炊事員、保管員，是犯人中的「三大員」，是幹部最信任的積極份子，往年，他們都是以打手的面貌，出現在鬥爭別人的鬥爭會上。而今年這樣一來，這年「冬訓」的主題，就成了一連串「斗倒三員」的鬥爭會。追查「賣包谷粑」所牽涉的人，追查「雞姦」還有誰和誰？每天學習會上，揭發檢舉的發言，把會場炒作得非常熱鬧，一反歷年「冬訓」那冷清淒厲的場面。集訓隊幹部原本想看「右派」格鬥士互相廝殺的悲劇，就被轉移成「人打狗」的喜劇了。

這是我在集訓隊生活中最得意的一筆，基本上是用「圍魏救趙」的方式，打擊了「假積極份子」，使兩個「右派」避過了充當「格鬥士」的困境。而這也因為，從「文革」開始以後，我看到那運動進程中許多駭人的極左現象，知道物極必反，「極左路線」已經快走到盡頭了。也許黑暗的盡頭，就會有晨光再現。因而，我對這樣的鬥爭也更有信心。

（但是，楊長虹和任世同在我離開集訓隊以後，仍然遭到了厄運。楊長虹後來病死在總場部的醫院裡。聽說，幹部已經蒐集了他的許多材料，他如果不死，可能會被起訴加刑。任世同在集訓隊軍管時期，被武警打斷了兩隻手膀子，很久才醫好。不過，任世同在1979年後得到了平反，原先打成「右派」和在筑路隊懷疑他和「馬盟」有組織關係，都是沒有事實依據的。後來，他回到原機關，幾年之後，擔任了重慶蓄電池廠的黨委書記，並曾被選為重慶市人民代表。2003年因心臟病猝然去世。）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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