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7月01日訊】事情得由我身邊的朋友說起。
我所有朋友都是反對專制的，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做朋友。但是在反對專制的大原則下我們還是有一些不同，最主要的就是我一直擔心我所處的這個專制國家變得強大，而一些朋友則認為不論國家專制與否，國家強大總是好的，因為這是關乎愛國與不愛國的問題。
從表面上來理解，他們的邏輯是：希望國家強大就是愛國，不希望國家強大就是不愛國。
於是在我的內心深處有一個不敢輕易示人的秘密：常常會擔心自己所處的這個專制國家變得強大，甚至希望它越來越弱小，一推就翻。
原因很簡單：一個強大的專制國家，人民想要反抗它將更為困難。由此可以看出，我是一個想要終結專制政權的人。
於是乎，我的心底陰鬱地徘徊著這種擔憂——害怕我所生活的這個國家強大；同時我又為我的這種擔憂而擔憂：我這樣是不是就是一個「不愛國」的人。
這對於一個自小就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人來說，無疑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從小黨就教育我們說：祖國等於母親。我能夠不愛自己的母親嗎？在我的成長中，母親是一位絕對合格的母親。為了我，她除了付出，基本上就沒有得到我的回報。如果要問有什麼可以回報她，那就是能夠離開她時，通過自己一個人努力而在這個嘴上掛著人人為他人，而事實上是人人為自己（甚至政府都在與民爭利）的國家中不失體面地活下去。
母親說：「你有出息了，比給我吃再甜的糖都要甜。」這樣的母親，我能夠不愛麼？
就這樣一直糾結了很久。終於有一天，我通過自己的思想將我所處的國家與我的母親分開來：
專制國家是一個大大的虛無，是一張草稿紙，執筆者永遠不願將紙上的文字定稿，永遠都是在路上，或者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為一旦定稿，他們就沒有折騰的空間了。如果執筆的人是一個流氓，那麼這張紙上寫下的就是流氓的歷史——執筆者越流氓寫下的歷史就越無恥；而我的母親是一個具體而完整的個體，她的所有行為都是已經完成了的——將我撫育養大——這是不能改變的事實。用一個看不見的可變的虛無，來對等一個看得見的不變的事實，明顯就不合適。
我還明白了，一個民主的國家就是一張寫好契約的白紙。白紙黑字，板上釘釘。就是法制。國民們依據契約有自由、有約束、有條理，明明白白地活著，不用擔心哪一天「上級」變臉而大禍臨頭。
為了不使國家被冤枉，接下來我就要確認我所處的國家是不是一個專制的國家。
1、一個民主國家的政府，首先是要經人民同意。政府向人民收錢也要經過人民的同意，不能巧取豪奪。我們的政府說了：為什麼要經過人民同意？這可是我們用槍桿子打下來的呀！我也知道這是你們用槍桿子打下來的，但是，你們把國家的名字叫著「人民共和國」，那麼這個國家就與我有關係了——因為我就是人民中的一員。如果要想讓人民徹底死了「民主」這條心，那麼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將這個國家更名為「共朝」——名正言順。以後，想當奴才的就做走狗——混吃；想當英雄的就去革命——犧牲。這樣也讓每一個國民做奴才也做得明明白白、做英雄也做得干乾淨淨。柔順的柔順、剛烈的剛烈，不要讓人民一個個像精神分裂者一樣活著，張嘴吃飯、低頭罵娘。
2、在民主國家，法應該是最大的。這麼多人口，是應該要制定一個規則，大家根據規則行事，井井有條，進退有據——這才是一種自己可以掌控的生活，沒有對未知的恐懼和前途的害怕。如果他一邊說「依法制國」，一邊又跟你說「黨大還是法大是一個偽命題」，那就證明他不想跟你說清楚。專制的特徵就是模糊，需要怎樣就怎樣。國家的這張草稿紙，任他圈圈點點塗塗改改。於是，專制國家的百姓便養成了一個希望出現「青天大老爺」的心理，哪怕執筆者是個小流氓也是謝天謝地了。
3、權力有一種天然的「道義」感。從來就是只為給他權力的人服務：你給了我權力，我就為你服務。因此，如果權力是人民給的，那麼權力就必然為人民服務。如果是某一個人（或某一個組織）給的，他就只為這個人（或這個組織）負責。比如出了什麼事情，掌權者只要做到將給他權力的人（或組織）瞞住就行了，只要給他權力的人不知道，那麼他的權力也就保住了。所以，如果一個權力不是人民給的，組織說他是「為人民服務」的，就一定是一句騙人的鬼話。也許他們並不是想騙活著的人，因為活著的人沒有與其對抗的能力。是的，他們是想騙鬼。幾百上千年以後，後代們看著「執筆者」塗畫出來的歷史，會感嘆：那是一個多麼好的時代——法律健全、人民自由、依法制國、政府「為人民服務」。後代們根本就不會知道厚厚的法律文件只是用來騙人的，最終結果全都握在「上級領導」的手裡——他們依據自己的現實利益來做決定。
他們在現實中獲了利，還要在未來獲得名。名利雙收。如果我們現在沒有能力用自己的筆記錄下另一個真實，他們的名利雙收就會成為現實。天底下哪裡能有這種好事？這種好事出自於我們的愛國，致使專制政權變得強大，而在這個強大整體之下遮蔽了個人微弱的聲音。
因之我最害怕的就是專制國家會真正變得強大。但是，下面這個故事讓我徹底放下了這種擔憂：
「瑞士一個著名的鐘錶大師進了監獄。監獄長是一個鐘錶的狂熱愛好者，讓他在監獄裡繼續做鐘錶，提供一切製表所需的工具，並享受別的囚犯沒有的待遇。在監獄，大師認真積極地工作著，以打發監獄中漫長寂寞的時光。然而他發現，在監獄裡做的表誤差都比較大。
「二百多個零件都是按照同樣的工序做的。況且在監獄裡花的時間也更多了，也是同樣認真，為什麼就製作不出精確的表呢？他反覆思考，找不到原因。監獄長也因為他造不出更好的表而怪罪於他。他在監獄裡的待遇一下子從天上墜到了地下。
「後來，終於熬到了出獄。再又操起了老本行。發現自己又能造出精準的表了。他終於理解了，是因為自由。在監獄裡，沒有自由，靈魂總是被壓抑著。即使投入極大的精力與時間，但是沒有自由，身心就不可能完全的愉悅。
「一個人只有在自由狀態下，心情完全放鬆的時候，才可以做出精準的鐘錶。」
從上面的故事可以得出——專制之下，人民不可能將事情做到最好。如果專制者告訴人民，他很強大，甚至超過了民主自由的國家，那可以斷定這是在騙人，是在提虛勁，是在暗示這個國家的人民：「我很強大，你們不要跟我爭鬥」。
因此，在專制國家中，最大的愛國就是反對獨裁者，讓他們把自由還給人民——讓人民在充分的自由之下，將國家建設得更美好。
在專制國家中，獨裁者最大的幫凶就是「愛國者」。說出這句話，對那些單純的不是以「愛國來盈利」的「自干五」很殘忍，也許他們就此失去精神支柱，生活變得沒有方向。
據說，喊醒一個夢遊者有兩種結果：一是夢醒過來回到真實，一是接著夢遊把夢境當作現實。
寫這篇文章，也是我對自身的一次梳理。我很確定地得出了答案：一個專制的國家沒有變得強大的基本條件——自由。
我放心了。我希望有如我這種擔心的人也放下心來。
2015年6月12日於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