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開始，正常的教學秩序就被打亂了。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學毛主席語錄，開批判會和參加遊行示威。統治者強行向學生灌輸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理論」，其目的就是要把學生馴化成沒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只有統治階級意志的忠實奴僕，成為他們可靠的「接班人」，能夠在關鍵時刻為他們挺身而出，成為他們的打手。
對學生來說，學知識、長見識、增智慧，培養健康心智和學會謀生本領，是最迫切和最重要的。這一涉及家家戶戶和每個學生的切身利益的大事，統治者是不屑一顧的，甚至將這一正常需求批判為「個人奮鬥」和喪失了「共產主義」理想。
那時的學生，沒有經過嚴格的閱讀和寫作訓練，又沒有養成在日常生活中細緻觀察環境和事物的習慣，看人和事都是粗線條的、籠統的。都受大氣候的影響，喜歡以時髦的觀點給人貼標籤、下結論。再加上剛接觸社會，缺少經驗積累，沒的自己的獨立見解。
更為嚴重的是，恐怖氣氛下，有點見識的人都擔心禍從口出，都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的，真情實感都不敢流露。學生們學不到真知灼見，許多人就把教科書和廣播、報紙上宣揚的革命、鬥爭、暴力的理論當成真理。而一旦相信和接受了這套「理論」，那就無異於病魔附體了：它讓人迷信、癲狂、偏執、僵化、愚昧和暴戾。在以後的歲月裡，如果不以頑強毅力同這個病魔搏鬥，那就很難擺脫它的控制，而成為事實上的廢人。
很難想像，在這樣環境中生長的小孩能寫出富有人情味又生動活潑的文章來。所以，那時候最煩的就是寫作文，每遇寫作文，都覺得大腦一片空白，無從下筆。
當時的作文有兩大類，一類是大批判文章，一類是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的文章。大批判文章，主要是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以及劉少奇鼓吹的「階級鬥爭熄滅論」、「剝削有功論」、「唯生產力論」等所謂的修正主義的一套東西。這類文章，當時的小學生、初中生根本沒有能力寫，只能從大字報上摘錄，或者從報紙上照抄。
活學活用毛澤東著作這類文章，其實就是寫記敘文，當時叫寫「好人好事」。可以寫自己經歷的事也可以寫自己的見聞，但都必須突出是毛澤東思想教育的結果，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這個中心。
正如前面所說，當時的學生，既沒有生活積累也沒有知識儲備，思維又受到嚴厲掣肘和限制，哪裡寫得出像樣的文章？寫來寫去就是那乾巴巴的幾句話。比如，一天，放學了，某某同學正往家走，看到一位老大娘提東西很吃力，就不顧自己還餓著肚子，跑過去幫這位老大娘提東西，老大娘連聲稱謝。這位同學就說，莫謝我，是毛主席叫我這樣做的。他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榜樣，我要向他學習。
老師對這樣的「豆腐塊」自然不高興，就要我們儘可能地寫詳細一些。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同學們雖然很努力，個個冥思苦想，可仍然寫不出令老師滿意的文章來。
1967年的夏天，我們公社召開學習毛主席著作講用會。一位學生比我大不了多少，也就十二、三歲的樣子，被評為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份子，在大會上發言。因個子太小，與會的人又都想看看這位小「積極份子」是啥模樣，主持人就索性把他抱到講桌上。他就站在桌子上，介紹他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體會。他不看講稿，侃侃而談，一口氣講了近半個小時，台下不時爆發出掌聲。
其實，他講的事，跟我們平時記敘的事差不多，都是幫老大娘提東西，給五保戶送柴禾之類的事。只是，他加進了一些心理活動，講出了做好事的動力來自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指示辦事，並且有「上綱上線」的自我批判，所以，聽起來就覺得內容翔實，曲折生動。
比如，他在自留地幹活時，看到一位老人拉板車，上坡，很吃力。是去幫助老人拉車，還是繼續干自己家的活？思想開始了鬥爭，猶豫不決。就在他打算放棄幫助的想法時，耳邊突然響起毛主席教導：「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這位老人是老貧農，是階級親人，應當發揚階級友愛精神，幫助他。想到這裡，就放下手中的活計，幫助老人拉車。雖然很累，心裏卻是甜的。同時，為剛才「一閃念」的私心感到羞愧，這說明毛主席著作學得不好，毛主席的話還沒有成為自己的自覺行動，沒有達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以後還要繼續努力學習，抓緊改造世界觀。
無獨有偶，區、縣組織的學習毛主席著作講用會上，「積極份子」們在講學習毛主席著作體會時，也都不約而同地出現了上述那位學生所描述的場景：在要不要幫助他人舉棋不定時，耳邊突然響起了毛主席教導，於是就高高興興地幫助了別人。
一次語文課上，老師給我們念了報紙上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專程送針》。講的是一支部隊野營拉練時，一名戰士的衣服破了，就找當地的鄉親借了一根針縫補衣服。後來集合號響了，就匆匆忙忙離開了駐地。行軍一天後，到了新的宿營地，發現針沒有還給老鄉。怎麼辦？是往返近百裡還針還是就此作罷？正在猶豫時，耳邊迴響起了毛主席教導：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於是就決定專程送針，連長支持他的決定，並批了一天假。這名戰士就返回原駐地，把這根針還給了老鄉。
這樣的事看多了、聽多了，同學們也就「無師自通」了，總結出了一套寫這類文章的規律：發現了需要幫助的對象，起初猶豫不決，繼而打算放棄，突然想起了「偉人」教導，於是決定幫助，最後以批判「一閃念」私心結尾。同學們都以這種既定的程式寫「好人好事」。
一天上午，學校組織召開學習毛主席著作講用會，輪流上臺介紹學習體會的同學，都按照這種新「八股」套路講授自己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體會。當台上的同學說道：是幫助老大爺還是不幫助呢？這時——還沒有等台上的同學說出下文，台下的同學已經異口同聲地替他說出來了：耳邊突然響起了毛主席教導。於是，同學們哄然大笑。一上午，這樣滑稽又令人捧腹的場面重複了多次。
一個社會，把有大腦、能思考的人整治得不敢想、不會想，讓人們不敢說真話，說人話，只能說假話、大話、空話和胡話。只能學習接受並讚美一種思想，不能有任何質疑。只能按既定模式去思考、表達。除了朦昧野蠻的非理性歲月，還有什麼時代能演繹這種「神話」？
人們動輒得咎，噤若寒蟬，不得不自我封閉、畫地為牢，造就了一代甚至幾代思想僵化、思維貧乏的人。這對民族的戕害該有多深，還不值得深刻反思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