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工在北京一家商店附近休息（2008年10月）
【看中國2015年07月30日訊】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推翻舊政權的革命一度被稱作「農民革命」。在傳統的中國，乃至今天的中國，農民一直佔人口大多數。中共在創立之初就明確表示自己是為工農大眾謀利益，尤其是為農民謀利益的。「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是中共長時期用以號召農民的口號。中共依靠農民兵的力量（外加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軍事支援），打下了中國大陸。
中國農民長期被剝奪
然而，中共革命的成功卻給農民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災難。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即開始對農民進行一輪接一輪的殘酷剝奪。分給農民的土地很快又被以「集體化」的名義剝奪，農民被畫地為牢，幾十年只能在「合作社」、「人民公社」勞作，農產品被政府以大大低於市場的價格「統購」，千百萬農民勞作一年甚至掙不出自己的口糧。農民自己開一塊小菜地、養幾隻雞也會被冠以「資本主義尾巴」，要受到嚴厲打壓甚至沒收。
在1959年到1961年間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人造大飢荒當中，被餓死的幾千萬中國人絕大多數是農民，因為他們生產的糧食被政府強行征走，連口糧也不得保留。中國許多農村地區餓殍遍野，草根樹皮都成為稀缺品。到底多少萬農民被餓死，至今依然是中共當局嚴密把持的國家機密。
對農民的殘酷剝奪，中共政權至今沒有道歉，沒有賠償，甚至沒有明確的承認。
自1970年代末，中共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來，中國千百萬農民工進城打工，又遭受另一種嚴重的剝奪——他們照章納稅，卻得不到起碼的應得住房、子女教育和養老等公共服務。
新時期對農民的剝奪
對中國農民這一輪最新的剝奪，中共當局現在給予了有條件的承認，但遲遲不肯作出糾正。
中共高級經濟顧問、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7月21日在華盛頓參加公共和外交政策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一個研討會的時候，有與會者問，中國農民工在打工所在城市得不到應有的公共服務是否跟城市財務問題有關？鄭新立對這個問題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坦率回答：
「財務問題是一個表象。本質問題還是農民工輸入比較多的城市願不願意承擔農民工落下戶口之後為他們提供公共服務所增加的財政支出。改革30多年，吸納農民工比較多的城市都是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也是財力比較好的城市。為這些農民工在當地落戶，為他們提供公共服務，這些沿海城市才財力上完全可以承受。
「現在就要看要不要承認這些農民工對本地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包括為本地的財政收入做出了貢獻，讓他們在本地落戶，包括給他們提供保障房的供給，讓他們的子女在當地能享受到好的教育，他們的老人也能接到他們所居住的地方去，享受到當地的養老服務，等等。我覺得，改革開放以來，吸納了大量的農民工、促進了當地發展的那些城市應當在財力上為農民工提供公共服務的支出。」
農民工明明為中國各大城市的經濟發展和財政收入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們的貢獻卻長期得不到承認，現在也得不到實際上的承認，他們繳納巨量的稅金只是讓他們打工的城市獲得額外的收入，農民工卻享受不到自己的勞動果實，得不到本應跟稅金相應的公共服務，而這一切只是因為他們的身份是農民，是農村戶籍。農民的社會政治地位空前低下，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當中一個特別容易被任意宰割的階級。
對農民新的剝奪在即乎
在鄭新立做出上述回答之後，在場的一位記者提出一個詳細的問題：
「鄭先生提到沿海發達城市享受到從中國農民工得來的最大的好處，但卻不給他們相應的福利。我的問題是，我要是一個這樣的發達城市的市長，我也會保持現狀——我可以得到免費午餐，還不用付錢，多好。這就是說，我們需要政治的、民主的改革，以便給這樣的市長壓力，使他改革。但現在看來政治民主改革在中國已經死亡，或進了死胡同。怎麼才能走出這種局面呢？」
鄭新立的回答是：
發達的城市應當為農民工提供公共服務。這一條已經寫進了我們的（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這是必須要落實的。這只是時間的早晚問題。我們現在要實行農村的改革，再次農村改革，把農民工市民化，農村承包地可以流轉，宅基地可以流轉。這三項改革要統一地協調進行。讓農民工把承包的土地轉讓給合作社、公司去耕種，獲得一筆轉讓的收入。把他在農村的房子或宅基地轉讓出去，這樣又可以獲得大一筆財產收入。這樣，加上城裡提供保障房，他們就可以有能力在城裡買一套房子，或者租一套房子，把老婆孩子父母接到城裡，全家團聚。實現他們的城市夢。在中國很快就會看到這樣的進展。」
然而，鄭新立描繪的所謂土地商品化的美好改革前景，在許多中國問題觀察家看來卻是令人擔憂的不祥之兆。在這些觀察家看來，中共新一輪的農村改革將是對農民新一輪的殘酷剝奪，是將過去20多年強迫征地的做法合法化。
關於當今中國土地問題的政治經濟學，旅美學者羅慰年最近發表文章，做出了一個非常言簡意賅的概述：
「1993年（北京當局）的分稅制開啟了‘政府資本化’之路。‘分稅制將大部分的稅收收入都塞進中央政府的錢袋子，它導致兩個惡劣的後果，一是地方政府為了生財，大規模地與民爭利，滋生腐敗與不公，這種衝突伴隨著權力的不公正行使，會促成地方民生的進一步惡化，民意的進一步離心；二是中央政府財大氣粗，就會窮奢極欲亂花錢，製造腐敗及其產業鏈。’（蕭瀚：權力的龍變）實行分稅制後，土地徵用是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在經濟不發達地區，甚至是主要來源。在政績考核的壓力下，在巨大房地產開發利益驅動下，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赤膊上陣，採用一切手段，推動土地商品化，抬高土地價格，並通過介入房地產開發獲取土地增值的利益。」
官商勾結強迫征地在當今中國是引發群體抗議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權貴資本主義」成為禁忌話題的當今中國，公眾普遍抱怨說，「改革」已經成為權貴竊國和剝奪國民的代名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