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與其書法（網路圖片）
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國學大師王國維與舊派學者瀋曾植的交往與友情向來被傳為佳話。王國維的名篇《瀋乙庵先生七十壽序》，把瀋曾植捧到了天上。連日本人鈴木虎雄都說，王國維很少讚譽什麼人，惟獨對住在上海的瀋曾植，「推許其學識既博且高」。可以這樣說，瀋曾植的文名，雖不是王國維吹出來的，卻與王的揄揚大有關聯。然而，令人大跌眼鏡的是，對瀋曾植的推崇備至的王國維，為何傷心欲絕地斥瀋曾植為神經病人？
瀋曾植是個非常博學的舊派學者。1915年4月中旬，由於羅振玉的關係，39歲的王國維與65歲的瀋曾植在上海相識。據悉，瀋曾植曾經對王講：「天下書痴，唯我輩耳。」兩個書痴遇到一處，自然非常快活。王國維不僅從瀋曾植那裡讀到一些罕見的古籍珍本，為瀋氏編輯詩稿，而且通過聊天，受到諸多啟發，直接促成了一些學術論著的寫作。例如，1916年2月，繆荃孫與王國維談到清代音韻學家江有誥的《音學書》，恰好瀋曾植藏有此書，王即借來閱讀。另據1916年12月20日王國維致羅振玉函，王國維的《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就是在與瀋曾植聊天的基礎上完成的。王國維並在該書的自序中說：「方伯音學上之絕識，與余一得之見合於方伯者，乃三百年來小學極盛之結果，他日音韻學之進步，必由此道。」足見其對瀋之推重及自負之深。不過，對瀋曾植來說，學問已屬自娛之事，所以很少動筆著述。王國維卻是有心人。他不僅及時把兩人的談話內容記錄整理出來，還根據自己的見解予以裁斷，揚棄其「奇突」者，寫成專著。從這個意義上講，王國維確實強化並擴大了瀋曾植的學術地位。
但是，由王國維1918年12月3日致羅振玉手札可知，王國維與瀋曾植之間絕非僅有愉快的聊天，而是同樣伴隨著諸多齟齬和彆扭。
事情發生於1918年12月初。據王國維說，當時瀋曾植將一些貴州漢刻資料交他審閱，以便拿去翻印。王讀後發現，全是贗品，便交給喜歡翻印這些東西的好朋友鄒安（景叔，號道廬）看。鄒瞭解到是假貨，即退給王國維，表示不願意翻印。王國維於是又把這些東西交還給瀋。但是，怎麼對瀋曾植交待呢？王國維感到為難：說假話，顯然不可；直言其偽，對方又可能不高興。於是，他採取了一個折中手段，委婉地對瀋說：「有人說這些東西是贗品，我從文章上看，也覺得有未妥處。」瀋曾植一聽，果真就不高興了，沉默著，一句話沒有說。又過一會兒，兩人聊到兩位日本漢學家，瀋便話中帶刺地影射說：「日本人尚知敬重老輩，今中國北京已非昔比，上海人則更驕，如漢刻一事，彼輩竟斷定為偽。余因知上海評價書畫皆由掮客把持，學術亦由一種人把持內，學術上之物非由彼輩出者，皆斥為偽也。」這顯然是對王國維不滿了。王國維不好說什麼，「僅敷衍，少時而去」。
不過，王國維心裏卻感到很不痛快。他對羅振玉說：今後，瀋氏那裡「雖不能不往，將視為畏途矣。」事情並未就此結束。王國維在信中對羅振玉又談起三件事，以排泄自己的鬱悶和委屈。
第一件：「當《浙江通志》初修之時，先生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一言之，大觸其忌」。1914年，浙江省修《浙江通志》，聘瀋曾植為總纂。其後，瀋曾植聘朱祖謀、張爾田、王國維等為分纂。孔子曾經說：「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左傳》又記孔子的話說，臧文仲做了三件不仁義的事，其中一件是「下展禽」，亦即「使展禽屈居於下位」。展禽就是柳下惠。王國維的意思大概是說，瀋曾植委屈了他，給他的職位太低，卻又不許他表示不滿。
第二件：「維之就哈園而不能兼辦《通志》，亦其一因。」哈園，即英籍猶太人哈同(Silas Anron Hardoon，1850－1931)之宅，俗稱哈同花園。王國維自1916年春開始，在哈園工作達七年之久，鄒安就是他在哈園的同事（也是同鄉）。王國維在哈園是本職，修《浙江通志》乃屬兼差。他覺得，瀋曾植對自己不能專心修志也有所不滿。
第三件：「即維今歲辭大學之招，恐亦為所深悉。」據悉，在哈園期間，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曾委託馬衡邀請王國維去北大任教，王國維猶豫不決，便徵求羅振玉的意見，羅要他聽聽瀋曾植的看法。瀋認為，應該接受北大之聘。但是，王國維最終卻沒有應聘。
從上面所牽連出的三件事，可以看出王國維的神經是多麼脆弱和敏感。後來，他自沉於湖，不能說不與這種脆弱和敏感的神經相關。而且，他還預支了一件對瀋曾植的不滿，說他給徐乃昌（積余，號隨安）的《隨庵吉金圖》寫了一篇序，「此書出後，此老又必生妒」。
據悉，1918年12月，王國維改定《唐韻別考》、《音學余說》二書，合在一起，署名《聲韻續考》，請瀋曾植作序。可是，序未成而原稿卻被瀋氏遺落。這件事，大概也很讓王國維不滿。他在12月21日致羅振玉的信中說，作序這種事，是瀋曾植所樂意做的。詞氣之間，大有「當面輸心背面笑」的意味。
不管怎麼說吧，王國維感覺自己的自尊受到了極大傷害。他甚至說出了「因疑生畏，觸目皆是幻影」，「因緣際會，皆為罪狀」，「非精神異常，又何至於此！」一類過於情緒化的語言。可見，王國維的憤懣已經到了極點。在其心目中，瀋曾植已經和「神經病」差不多了！
可是，就在兩人鬧彆扭之後三個多月，也就是1919年3月，瀋曾植七十壽誕，王國維撰寫了著名的《瀋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說瀋某「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龔自珍、魏源），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錢（戴震、錢大昕），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1922年11月，瀋曾植在上海病逝，王國維撰《挽瀋乙老聯》寫道：「是大詩人，是大學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豈謂微言絕今日；為家孝子，為國純臣，為世界先覺，一哀感知己，要為天下哭先生。」對瀋曾植深有研究的著名學者錢仲聯先生指出：「王氏的這個概括，雖然對瀋氏的學術面目作了一些基本的勾勒，但對瀋氏的整個評價卻有過分推崇之處。」
錢鍾書先生講過一段名言：「歷史上很多——現在就也不少——這種不很合理的事例。更確切地說，很不合學者們的理想和理論的事例。這些都顯示休謨所指出的，是這樣（is）和應該怎樣（ought）兩者老合不攏。在歷史過程裡，事物的發生和發展往往跟我們鬧彆扭，惡作劇，推翻了我們定下的鐵案，塗抹了我們畫出的藍圖，給我們的不透風、不漏水的嚴密理論系統搠上大大小小的窟窿。」王國維與瀋曾植之間的睚眥，為錢先生這段話作了很好的註腳。
當然，王、瀋之間的關係，並未因鬧彆扭而破裂。事實上，1921年8月，瀋曾植還曾手書杜甫詩句於扇上贈給王國維，瀋並於詩後題跋。次年四月，王國維又手書瀋曾植1915年還家雜詩四章以儷之。只是，當我們看到歷史非常順暢理想的那一面時，也該看到不那麼順暢理想的一面。
需要補充的是，1917年7月，瀋曾植曾參與張勛復辟活動，並親赴北平，擔任所謂的「學部尚書」。瀋的這類政治活動，是背著王國維進行的。當時，王國維到瀋家串門，瀋已北上，瀋家人卻托稱瀋某到蘇州去了。問何時返回上海，瀋家只答還須耽擱一段時間；問與何人同去，則雲朱某。可見，在政治上，瀋曾植並不信任王國維。他們的關係，大體以學術為限。
王國維（1877-1927），字伯隅、靜安，號觀堂、永觀，漢族，浙江海寧鹽官鎮人。清末秀才。我國近現代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古文字、考古學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學術鉅子，國學大師。
作為中國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從事文史哲學數十載，是近代中國最早運用西方哲學、美學、文學觀點和方法剖析評論中國古典文學的開風氣者，又是中國史學史上將歷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開創者，確立了較系統的近代標準和方法。
這位集史學家、文學家、美學家、考古學家、詞學家、金石學家和翻譯理論家於一身的學者，生平著述62種，批校的古籍逾200種。（收入其《遺書》的有42種，以《觀堂集林》最為著名。）被譽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梁啟超讚其「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
王國維世代清寒，幼年為中秀才苦讀。早年屢應鄉試不中，遂於戊戌風氣變化之際棄絕科舉。1898年，二十二歲的他進上海《時務報》館充書記校對。利用公余，他到羅振玉辦的「東文學社」研習外交與西方近代科學，結識主持人羅振玉，並在羅振玉資助下於1901年赴日本留學。
1902年王國維因病從日本歸國。後又在羅振玉推薦下執教於南通、江蘇師範學校，講授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復埋頭文學研究，開始其「獨學」階段。1906年隨羅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學部總務司行走、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韻等。其間，著有《人間詞話》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後，王國維攜生平著述3種。眷隨兒女親家羅振玉逃居日本京都，從此以前清遺民處世。其時，在學術上窮究於甲骨文、金文、漢簡等研究。1916年，應上海著名猶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滬任倉聖明智大學教授，並繼續從事甲骨文、考古學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學國學門通訊導師。翌年，由蒙古貴族、大學士升允舉薦，與羅振玉、楊宗羲、袁勵准等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食五品祿。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驅逐溥儀出宮。王國維引為奇恥大辱，憤而與羅振玉等前清遺老相約投金水河殉清，因阻於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國維受聘任清華研究院導師，教授古史新證、尚書、說文等，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李濟被稱為「五星聚奎」的清華五大導師，桃李門生、私淑弟子遍充幾代中國史學界。
1927年6月，國民革命軍北伐逼近北京之時時，王國維留下「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書，投頤和園昆明湖自盡。1927年的初夏，陰曆五月初三，想不開的王國維，轉了兩圈，看看周遭無人，一頭栽進頤和園昆明湖。那時，頤和園門票巨貴，要大洋一元，因而遊人甚少，待救起，已斷氣。那裡的水並不深，王跳進去，便一頭紮到底。事實上並非溺斃，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滿七竅，窒息而死。嗚呼，一代學者，草草一生，就這樣於污泥濁水中逝去，時年五十一歲。從他身上，翻出一紙遺書，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等字樣。有人說，他這個「辱」，為死殉清廷，效忠遜帝；也有人說，他這個「辱」，與他親家羅振玉有些什麼糾葛。但不管什麼緣由，當時及後來，都認為不值得。
瀋曾植(1850-1922年)，字子培，號乙庵，晚號寐叟，別號甚多，有：薏庵、檍盦、乙僧、乙叜、釋持、寐翁、香病叟、孺卿、皖伯、宛委使者、菩提坊襄病維摩、梵持、建持、持卿、其翼、隨庵、守平居士、谷隱居士、浮游翁、楚翅、東軒、東軒支離叜、灊皤、灊庸、袍遺、東湖盦主、媻者藪長、姚埭老民、紫藟癯軒、癯翁、東疇小隱、遜齋、遜翁、巽齋、遯叟、李鄉農、餘齋老人等等。浙江嘉興人。其祖父瀋維鐈，進士出身，官至工部左侍郎，人稱「小湖先生」。曾國藩是他的學生，著有《補讀書齋遺稿十卷》。曾五任學政，務尚有用之學，一生校刊之書頗多。可惜的是瀋曾植八歲時，其瀋宗涵逝世，家道衰落。他從小跟母親誦讀唐詩，通音韻之學。雖因家貧，而讀書之志，未嘗一日廢過。在孫春洲、周克生、王楚香、俞幼珊、高儁生、秦皖卿、阮際生、朱厚川、用飭侯、王莘鋤、羅吉孫及長兄瀋曾棨的指導下，「盡通國初及乾嘉諸家之說」(見王國維《瀋乙儘先生七十壽序》)，逐立「修身、治國、平大下個人產」大志。他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以「碩學通儒」蜚振中外，譽稱「中國大儒」。光緒六年（1880）進士，歷官總理衙門章京等職。1901年任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監督（校長），改革舊貌，成績卓著。他也是書法大家。早精帖學，得筆於包世臣，壯年嗜張裕利；其後由帖入碑，熔南北書流於一爐。寫字強調變化，抒發胸中之奇，幾忘紙筆，心行而已。受到當時書法界的推崇，海內外求其字者頗多。
寐叟在臨終前數小時仍握筆揮書，寫成三聯。甲聯書於五尺白冷金箋上：「石室竹卷長三尺，山陰草跡編千文。」有陳散原、馮夢華、吳昌碩等39人題跋。乙聯寫在五尺宣紙上：「岑碣熊銘入甄選，金沙鏽斷肋薪紕。」題跋者有馬一浮等16人。
瀋曾植的書法藝術影響和培育了一代書法家，為書法藝術的復興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如於右任、馬一浮、謝無量、呂鳳子、王秋湄、羅復堪、王蘧常等一代大師皆受瀋書的影響。
嘉道以後，由於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興起了金石學，小學家金石家大量湧現，影響到書法領域，更是書風為之一變，出現許多擅長寫碑風格的書家，如洪亮吉、孫星衍、桂馥、伊秉緩、何紹基、鄧石如、趙之謙、吳讓之等等。與此相呼應的是書學界則出現阮元的「北碑南帖說」，提倡學碑。再經包世臣的闡揚，蔚然成風。至清末康有為一出，尊碑抑帖之說臻於頂點。風氣使然，瀋曾植也主攻北碑。值得一提的是瀋曾植在戊戌變法後，曾力勸康有為著《廣藝舟雙揖》。由於康有為的影響力和《廣藝舟雙揖》一書的煽動性，把當時康有為周圍的一些思想給淹沒了。
瀋曾植自認為書學優於書功，遺憾的是他未能像康有為那樣寫出較為系統的著述。現在所能見到的僅《海日樓題跋》、《寐叟題跋》及給一些友人的信札中的片言只語，多為有真知灼見的經驗之談。
瀋曾植書學思想前後經歷了幾個階段的變化：早年受包世臣的影響，罵信黃小仲的「始艮終乾」和包氏的「中畫圓滿」之說，於用筆的方法用力甚多，對唐代的張懷瓘《藥石論》中的「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最為心儀。中年由帖入碑，嗜張裕釗的書法，對《張猛龍碑》、《高湛墓誌》、《敬使君碑》等碑非常推祟，於結體注意頗多。光緒壬寅以後，他漸漸地將精力轉到書畫上面。但那時他對帖有些生疏，在《舊拓聖教序跋》中自認為「性乃不近」，可推知其心緒了。晚年則碑帖相融，講究會通，沉 潛於古今媲變之理，持論精微，常發前人未發之論，如他在給門人謝鳳孫的信中提到「冬心開頑伯之先」；又如他在《菌閣瑣談》中提到「李斯亡篆以簡直，中郎亡隸以波發」；又如在《護德瓶齋涉筆》認為，「西漢未隸石刻間雜為正書」；又如稱金文中的楚人書，到《校官碑》。到王大今，「吳、會書自有一種風氣，略近中郎，而益暢上風。《谷朗》、《爨碑》，皆其遺韻」；又如他認「李懷琳之《絕交書》、孫虔禮《書譜》，皆寫書之變體，其源出於《屏風帖》。」等等。
瀋曾植為學兼及漢宋，於書學既重考證及相關的歷史淵源關係，亦注重書法形質與情理的體會瞭解。他留下來的有關書法題跋大多屬於考證辨別碑帖源流的札記，從中還是能看到較為系統獨到的書學觀點。
1980年，沙孟海先生在《書譜》雜誌上提出「碑跋的寫手與刻手問題」，引起書學界的廣泛討論。關於這個問題，清季書家大多未注意及之。梁 評唐《兗公頌》時，曾提出「字畫失度處緣刻手不精耳」。之後的包世臣、趙之謙、康有為都未看透北碑背後的刻手因素，但瀋曾植法眼獨具，較早地注意到了碑版的刻手問題。如他在《王基碑跋》中提到「刻手精工，遂令使轉筆勢，突然畢露」：在北魏《燕州刺史元踢墓誌跋》中提到：「逆鋒行筆頗可玩，惜刻工之拙也」；在北齊《使持節都督元賢墓誌跋》中認為「刻手太粗」；在北魏《樂安王元緒墓誌跋》中認為「刻工草草」；在《臨淮王元彧墓誌跋》中認為「此書甚工，刻乃不稱」：在隋《楊厲墓誌跋》中認為「書道至此，南北一家矣，惜刻工拙耳」。不儀如此，他對拓本的精確與否也十分關注，如他認為《國學本定武蘭亭》「極圓潤，而未免輕弱。然刻手極精，纖鋒華見」：認為《舊拓定本蘭亭》「刻工亦頗能傳之，殆非天水時代良工不辦山」：認為《式古堂法帖》「模刻不精，逐致略無神采」；認為《墨池玉屑本》「宛如手書，其墨色拓工俱絕。……鋒穎豐利，真能以刀代筆」；認為《豐存禮小楷普門晶》「書法謹嚴，刻尤精絕」等等。瀋曾植晚年之所以碑帖於一爐，與他能敏銳地感覺到砷帖背後刻手問題有著大的關係。
晚清整個社會都在求變求新以自強。瀋曾植書法以佔為變．以古為新，翻覆盤轉，新意十足。歷史上，米芾、趙左釷且怨盼碌某晒κ導摺Ｉ蛟蒼詬派環鎪鐧男胖性賦觶骸拔岢⒁願笙律蒲Ч湃宋豢杉埃航窈鱸唬閡粵俟盼蟛。嘶梁我?來屏有使轉而無點畫，即使轉辦單薄寡昧，如此便是自尋賤落矣，如何?米元章終身不離臨摹，褚公亦然，上至庚亮、謝安石，辦有擬法。鄙人臨紙，一字無來歷，便覺杌不安也。」但瀋曾植的復古意識與米芾、趙孟睢⒍洳熱吮冉掀鵠矗故嗆苡刑氐恪Ｃ住⒄浴⒍垂乓哉匙悅悖嵌王不學，以取晉藥為主，非「相雜文生」。所以，他們的書學思想中很難見到諸如瀋曾植所主張的「異體同勢」、「古今條形」、「中畫圓滿」、「分畫中虛」這些內容。孫過庭所謂「古質而今研」，瀋即是研了，更注重書法形式上的變化，注重參勢而姿生的結果。
瀋曾植之所以能獨樹一幟，除了上述的種種鮮明的見解外，還具有一頸勇猛精進的心。他在書學上沒有像包世臣那樣鑽牛角尖，而是主張古今融合，南北相濟，以期相生相發的境界。在實踐上，他非常大膽地運用「抽鋒」、「臥筆」之類的手段，如果用正統的眼光來看，覺得有些偏勝；如果用新理異態的效果來看，恰到好處。成就與吳昌碩相伯仲。融匯碑帖之學，博取厚積，開拓了行草書的發展道路，豐富了碑學的表現力，代表著碑學的發展高度。
學識淹博，精研西北史地。書法融合漢隸、北碑、章草為一爐，自成面目。談中國五十年來書法者，巍然為一代宗師。間作山水小幅，淡雅有韻致，惟不多作。卒年七十一。著海日樓詩。
自古以來，歷代皆有人龍翹楚，為一時風習之始作佣，或為人文盛事推波瀾，領袖群倫，沾溉四方。晚清之瀋子培，即此等人物。其所交遊，陳散原、王國維、余肇康、羅叔言、張元濟、鄭孝涉、章一山、馬一浮、諸貞壯、胡樸安等，皆一時碩學；其所友，曾農髯、翁同覦、播祖蔭、吳昌碩、李瑞清；其所啟者，便有風雲人物康有為；其所教，便有滬上王蘧常等四十餘子。不只中國前清遺老尊崇有加，便東瀛學人亦曾稱譽其為「中國大儒」。
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書學》中把瀋曾植的書法列為「帖學」的殿軍人物，稱「他是個學人，雖然會寫字，專學包世臣、吳熙載一派，沒有什麼意思的；後來不知怎的，像釋子悟道般的，把書學的秘奧一旦豁然貫通了」。這與王蘧常先生在《憶瀋寐叟師》中稱「先生生前先以書法為餘事，然刻意經營，竭盡全力，六十四歲後始意寫字。至七十三歲去世，用力極勤，遂卓然成為大家。」
二說大同小異，同的是稱瀋曾植大器晚成，不同的是一說瀋中年之前「沒有什麼意思」；一說是「刻意經營，竭盡全力」。據瀋曾植的生平經歷來看，王說更接近些。據瀋曾植自稱晚年書畫之緣始自光緒壬寅〔53歲)辭去南洋公學監督後，重入都門時。
瀋曾植「早歲欲仿山谷，故心與手忤，往往怒張橫決，不能得勢。」（又馬宗霍《霋岳樓筆談》)但臨池之志仍然無間矣。在未中舉之前，學書以晉唐小楷為主，因為當時江浙——帶文風鼎盛，多數士子為了中舉，多練習所謂的「館閣體」。以至於瀋曾植晚年在回憶時還為「館閣體」辯護，說：「唐有經生，宋有院體，明有內閣誥敕體，明季以來有館閣書，並以工整見長，名家薄之於運算元之誚，其實名家之書，又豈出橫平堅直之外：推而上之唐碑，推而上之漢隸，亦孰有不平直者。雖六朝碑，雖諸家行草帖，何一不橫是橫、堅是豎耶?運算元指其平排無勢耳。識得筆法，便無疑己。永字八法，唐之閭閻書師語耳。作字自不能出此範圍，然豈能盡。」(見《海日樓札叢》卷八)同時，他還得筆於包世臣，取徑於鄧石如、吳讓之。瀋曾植曾有詩曰：「百年欲超支吳老，八法重添歷下讀」，又云「包張傳法太平時，晚見吳生最老師。」(見《憶瀋寐受師》)所流露的正是這一階段的學書痕跡。
之後，他又接受包世臣「備魏」可以「取晉」的觀念，取法北碑，尤嗜張裕釗的書法，並確確實實練了一陣子。這與他在光緒六年成為進士，北上就仕，開始經營收羅一些碑帖，這是他後來自謂「書學深」的開始。當然，他對待碑帖的態度未必全是藝術的眼光，有時月考證輿地、史實的目的，但對他今後書法氣質的演變有著積極的影響。即使成不了「書家之字」，尚可作「學人之字」觀，這與他「學人詩人二而為一」的主張相一致的。
王蘧常先生把瀋曾植的書風演變分為兩個階段：六十歲之前「為孫隘庭臨《鄭文公碑》，絕少變化；又見為予外舅瀋公仲殷寫佛經卷，當時詫為精絕者，亦不能過安吳軌轍。」(見《憶瀋寐叟師》)六十歲之後，「真積力久，一旦頓悟，遂一空依傍，變化不可方物。」(同上)事實上，瀋曾植學書情況比這樣複雜多多，尤其是晚年。據目前所見的作品來看，瀋氏取法簡牘、唐人寫經、《二爨》、鐘太傅、索靖、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黃山谷、倪元璐、黃道周都有些痕跡，這說明他還進行各種各樣的嘗試，碑帖結合，兼容並蓄。值得注意的是1910,瀋曾植在題《伊川擊壤集》、《曹恪碑》、《李澹圓先生叱牘歸耕圖卷》三跋時，純用米芾筆法，駕輕就熟，非常老到。
瀋曾植天資高，理想富，性格內斂，毅力堅定，「藏身巧密」背後湧動著藝術的激情。瀋氏晚年隱居滬上，仕途失意，心情抑鬱，以詩書遣日。1921年，他正式在上海鬻書自給，以解生計之困，「海內外輦金求書者穿戶限焉」。目前，社會上所流傳的作品辦大多在最後幾年所書寫的：但風格上很少雷同，說明他不墨守一家，博收廣蓄的心態。他作詩主張要通「三關」，最後一關足「元嘉」。如何通「元嘉關」，他在《與金潛廬太守論評書》中提到：「但將右軍《蘭亭詩》與康氏山水詩打並一氣讀。」可見其境界是在「活六朝」，「庶兒脫落陶謝之枝梧，含咀風雅之推激。」（見《安般簃集序》)此一想法，在他書法中也有，惜未能點破。抑或是他自認為未臻此境，不便提出而已，不得而知。後來，陸維釗先生一生浸淫北碑甚深，到晚年亦有嘆識王字真諦太遲之慨。真可謂是英雄之見略同矣。瀋曾植(寐叟)(1850-1922)，浙江吳興人浙江嘉興人，字子培，號乙庵，號巽齋等，別號乙公，晚號寐叟，浙江嘉興人。生於詩書之家，學識廣博，為晚清學者、詩人和書法家。學識淵博，精音律史地，詩文書畫。其書初師包世臣，後工章草，參以二爨及北魏碑刻。清曾熙評其書法：「工處在拙，妙處在生，勝人處在不穩。」《七律》行書作品有「極繽紛離披之美」，在書壇上佔有重要地位。
瀋曾植書擅各體，尤以草書為佳。初學包世臣，復取法於鄧石如，晚年轉宗明末著名書法家黃道周、倪元璐，因而其書風始終處於不斷變化之中。其書多用方筆，風格挺健峭拔，沙孟海先生評其書曰：「翻覆盤旋，如游龍舞鳳，奇趣橫生。」清末官至安徽布政使，民國時以遺老自居。
雖然我們在遺老的形象中窺出一絲保守、刻板、落伍的色彩，但是書法上，瀋寐叟卻是一個相當有膽魄的創新大家，他以北碑傳統為基點，在深入到書法藝術的表現(形式表現與線條表現)的深層內容之後，瀋寐叟毅然決然，在以方筆作行草書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嘗試。他的方筆斬截、銳而不峭、厚而不滯，見出極強的駕馭功底。但更令人振奮的，還在於他以方筆頓挫帶動行草書的連貫意識，把具體的連貫按照頓挫間隔成一組組意的連貫，在其中，既有古代章草的某種結體意識，又有努力求空間開張的橫向宕開，更有方線條棱角、鋒尖在不斷交替過程中的勾連吻合之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種出眾效果都是在流暢的揮灑過程中自然呈現，而不是刻意做作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