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一個「陽謀」得逞,毛的路就窄了一塊(圖)

一個小右派渣兒的平凡一生

作者:博繩武 發表:2015-08-17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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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博繩武,男,蒙古族,北京人,生於1939年11月12日。

我是成吉思汗的後代,祖先隨滿清入關來到北京,聽老人說,在清朝代代為官。我的祖父在清朝是個好官、清官、有正義感的官。在清朝末期,「鬧義和團」的年代,起初清政府支持義和團打洋人,後來清政府失敗,又與洋人訂了不平等條約,反手又捉拿殺害義和團。當時我祖父在山西大同府做知府,就是因為抗拒朝庭,沒有捉拿「義和團」而被罷官為民的。罷官後回到北京買了所小宅院閑居下來(後來也因禍得福,在「辛亥革命」時沒有受到任何衝擊)。辛亥革命後家庭更加沒落。我就生在這樣一個「前清遺老遺少」的沒落家庭裡。我的兩個伯父沒有上過新學,民國以後沒有幹過什麼工作,吃老本,是地道的「前清遺老遺少」。我的一個姑姑工詩詞、喜國畫,當時小有名氣。我的父親最小,民國後上的新學,後考入北京大學文學系,因參與「五四」學運而被當時政府通緝,無奈和幾個同學流亡日本,在日本工作多年,抗戰時在日東京(帝國)大學任客座教授。

我生在北京,三歲時父母因長期異地生活而離婚,我被送往日本東京。幼稚園和小學低年級是在日本東京華人學校上的。當國人正在如火如荼抗日的時候,我看到的卻是日本人民良好的道德風尚、日本女人的善良、日本大學生在大街上的反戰遊行、被美國飛機炸成片片焦土的東京和日本人民的苦難(因此我不仇恨任何國家和任何民族,卻仇恨戰爭本身和鼓吹、發動戰爭的人。縱觀古今之歷史,凡戰爭都是少數利益集團為了爭奪自身利益而鼓吹、發動的。最終得益的是它們,流血犧牲、受苦受難而一無所獲的永遠是老百姓)。直到二戰後1947才又回到北京。回國後就讀於育英小學。這是一所當時號稱「貴族學校」的小學,是一所教會學校,屬於基督教公理會,每週有四節「聖經」課。我又是個「住校生」,管理我們生活的老師都是修女,她們善良溫柔的形象,至今也還是揮之不去的回憶。我們課餘經常到公理會教堂裡去玩。我有兩個比我大近三十歲的叔伯姐姐,她們都是協和醫院的大夫。

協和醫院也屬於公理會,每逢聖誕節等重要教會活動,她們都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帶去參加,活動中還會遇到不少打扮得同樣漂亮的小同學,當時好不風光。我的初中也是在育英中學(後來改為北京二十五中)上的。雖然已經是「解放」以後,可師資還是老育英的班底;老「育英」的教會學校、貴族學校遺風,一時還是不好清除;思想自由活躍,課外話動豐富多彩;足、籃球校隊,育(英)貝(滿)合唱團,育貝話劇團……在學校系統都是名列前茅的;航模艦模活動與北京十三中(原輔仁附中)互爭伯仲(後來得知,在「反右」中該校教師被「劃右」者居多,尤其是歷史和語文教研室,基本上是全軍覆沒,「劃右率」超過百分之九十。有人說這也創造了一個「全國之最」。我初中校友「劃右」的比例也遠遠高出一般。如果說「育英」是「右派」的搖籃也未為不可)。高中是在北京一中讀的。這所學校前身是京師大學堂,是北京校史最長的學校之一,「解放前」與河北北京中學相同,學生中以北方各省地主子弟、老式家庭子弟居多,校風和育英中學迥異。「解放後」舊北京一中那種封建古板的思想,容易被「共產主義」說教所取代。在同學們正沉浸在「被解放」的喜悅中,風風火火爭當「馴服工具」的時候,我已經感到精神的壓抑了。我沒有爭取入過「團」和「黨」,其實當時也沒有過多的想法,只是不願再給自己多找些「束縛」而已。

我在中學時代學習上沒有什麼好「成績」,不讀「死」書,也不「死」讀書,瀟瀟灑灑總也混個八九十分。讀了不少課外書,可「好讀書不求甚解」,也說不上得到了什麼收益;倒是因為好玩、好鬧,得了個「淘氣包」的雅號。

1956年夏考入了北京大學物理系,那時我只十七歲,歲數不大,思想的發育更滯後於年齡,還是一個玩不夠的大男孩。脫離了「家」的束縛,住進了美麗的燕園,步入了大學的生活;未名湖的塔影山色美,朗潤園的野趣更美;我把同學們「泡圖書館」的時間(當然還包括他們聽「黨課」搞「社會活動」的時間)全部交給了美麗的燕園;我的身心、我的學習就溶入在神奇的大自然裡。閒雲野鶴,與世無爭,我滿心打算這樣讀完大學,安分守己作一個科學工作者了卻一生。1957年5月19日大飯廳牆上開始貼出了大字報,第二天大字報己經鋪天蓋地,貼滿了大飯廳的東牆和南牆。「行家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像我這「不問政治」的「大男孩」當然也圍著看,開始看不懂什麼,倒是張元勛、瀋澤宜傳單式的長詩《是時候了》攪動了我平靜的思緒。又過了幾天貼出了成立「百花學社」的告示,它號稱是純學術組織,是自由的論壇。我抱著學習的目的在「百花學社」的成立大會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接著又參加了幾次「百花學社」的活動,直到「百花學社」被取締。6月中旬社會上開始了「反右派」運動;在北京大學,號稱「五•一九」的民主運動也同時被鎮壓下去。

1957年9月16日在物理系的大會上宣布了一批右派份子名單,其中就有我,還是極右份子。後來被定為學生三類處理:留校察看,繼續學習。我沒有過什麼言論,更沒寫過什麼大字報,系裡、班級裡也沒批判過我什麼,怎麼突然間就被劃成「極右派」了呢,百思不得其解,於是找系裡去問。他們的答覆是:你參加了右派組織「百花學社」,理所當然就應該是右派。就這樣還不滿十八週歲就糊里糊塗的成了「反動派」,一個不為人知的「小右派渣兒」。

開始「戴著右派帽子」繼續學習,感覺壓力很大,漸漸地我發現只要是離開了「公開場合」,大多數同學對我還是一樣的親熱,有些還表示為我憤憤不平。這些人把真誠的一面給了我(雖然不敢公開),把虛假的一面給了黨(雖然是公開的)。我不孤獨了,或許還有點欣然:只要我好好學習,堂堂正正做人,爭取更多人的同情和信任,就是最好的抗議。後來我看到凡戴著「右派帽子」的畢業生都給轟到大西北去勞動,他們的境況比「勞動考查」和「勞動教養」的都更慘,我逃離了學校。

回家後為了餬口打了「臨時工」,什麼苦活、累活都幹過。那個年代干「臨時工」的幾乎都是夠不上判刑或勞教的,流落在「社會」上的「黑五類」。「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碰到一起談天說地,苦中到也有點樂趣。在干臨時工的日子我結識了一位范老師,也是「右派」,是中學的語文老師,長我十歲。我們常在一起勞動,他一邊幹活一邊像教學生一樣給我講「政治」: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什麼叫人權,什麼是民主和自由,要如何面對逆境……他愛唱歌,尤其是那一曲美國黑人歌曲「老人河」,渾厚的聲音如泣如訴,可又在悲傷中顯出剛毅。在後來的幾十年裡,每逢遇到難以逾越的逆境時,我耳邊就響起他那渾厚剛毅的歌聲「……老人河呵,老人河,你總是自由的流過」,我就堅強了,困難就過去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失去了聯繫,直到1979年我才得知他已慘死在文革中。我懷念他,他是我一生中永遠的老師。在那個時候我真是一個不夠格的「右派」。我痛苦,我彷徨,我對當前的一切滿頭霧水,什麼「資產階級民主」,什麼「無產階級革命」……一大堆又冠冕堂皇又似懂非懂的詞彙,鬧得我頭昏腦漲。可我怎麼也想不通,既沒說三道四,也沒寫這寫那,就在「百花學社」簽了個名,一個還不滿十八歲的學生就成了「反動派」,還有人成天惡狠狠地叫喊著要「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難道我真的錯了?就是再錯也不至於「永世不得翻身」吧。在范老師的點撥下我開始思考了,好像他喚醒了我埋在心底的朦朧意識。原來我在幼年童年少年時代,就受到潛移默化而不知不覺地接受了博愛、平等、自由、民主的思想,這不就是百年來千百萬熱血青年前仆後繼的追求嗎!這不就是作為一個北大人的「五四」傳統嗎!我的頭腦裡有著先進的思想,有著坦蕩追求,我何罪之有?想著想著我倒覺得1957年5月我在「百花學社」成立大會簽名簿上糊里糊塗寫上「博繩武」的時候,是我一生中莊嚴的一刻,因為往往糊里糊塗辦的事比清清楚楚辦的事更天真無邪,更真實。

毛澤東說過「自由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這倒真是一語道破了天機,取得政權前他大肆宣揚自由民主、反對專制獨裁、建立憲政,騙取了廣大民眾的支持,取得了政權,這時「民主和自由」是他取得政權的手段,當然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變本加利的專制獨裁,登峰造極的個人崇拜,圓他自已的一個皇帝夢。他是以鼓吹「自由民主」起的家,他最清楚「自由民主」有多大號召力,對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識份子「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就是理所當然的了,耍個「陽謀」把這些人鎮壓下去更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其實反右派耍個「陽謀」算什麼,他取得政權就是個大「陽謀」,他做的哪一件事不是「陽謀」呢?他打在我身上的每一拳都很痛,踏在我身上的每一腳都很重,但是我同時也感覺到他的恐懼和顫慄。「文化大革命」——紅色恐怖的極致,全國人民的災難,我這個「黑五類」自然是在劫難逃。1966年8月28日在「小腳偵緝隊」的指引下,北京二十二中的「紅衛兵」抄了我的家,我被打得遍體鱗傷,穿著短褲背心赤著腳就被「掃地出門」了。在廠子扣了兩天,8月30日送到東城公安分局拘留所,12月26日宣布「勞動教養」兩年,同日送到良鄉收容所,次年三月送至清河農場二分場。1969年春解除了勞敎,這時我已「上無片瓦遮身,下無立錐之地」了。在那樣的「革命形勢」下就是有親朋好友也不敢投靠,只好在清河農場「就業」了(明知道「就業」就是無期徒刑)。1969年9月末被「戰備疏散」到山西霍州王莊煤礦,直到1979年「落實政策」。

我在勞改隊裡生活了十二年。也許人們都知道興凱湖,都知道夾邊溝,其實哪個勞改隊都是興凱湖,都是夾邊溝,地方不同,名字不同,苦難都是相同的。在勞改隊裡難友們都知道不論在什麼逆境中我都是精神飽滿,談笑風生。他們總追問我為什麼,我老是一笑地回答;我是個臭賴皮。其實我沒做虧心事,我為什麼不髙高興興地活著。再看看那個「陽謀」家,他每一個「陽謀」得逞,看似是勝利,他的路就窄了一塊,到他快死的時候就已經是孤家寡人了,沒有一個知己,沒有一個人可信任。他痛苦地閉上眼睛才一個月,他扶持的人,包括他老婆就成了「反革命」。這一串串故事,哪個看了不得偷偷的樂呢,你還有煩惱嗎?自1957年到1979年領導一直認為我不認罪,「表現」不好,沒有摘掉「右派帽子」。1979年3月北京大學對我的劃「右」給予「改正」,同時「勞動敎養」也得到平反。

「政治」問題解決了,我又回到原勞動過的小廠子,做個小枝術幹部,直到退休。上個世記八十年代的時侯「黨」也曾向我敞開過大門。唉,當我還「清白」的時候他們說我是「反動派」;他們看我不是「反動派」的時候,我已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就讓「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吧。

2009.2.21.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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