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照中的清末醇親王載灃（來源：網路）
【看中國2015年09月05日訊】若不是姓愛新覺羅，生在了帝王家，載灃這一生，恐怕難以為史冊銘記。他的性情，與黎元洪相似，其弟載濤說：「他遇事優柔寡斷，人都說他忠厚，實則忠厚即無用之別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規律，內廷當差謹慎小心，這是他的長處。他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決難勝任。」二人的遭遇亦庶幾近之：在歷史轉型的關節點上，被突如其來的一腳踢到了紛亂的前臺，作為政治提線木偶，供人在幕後發縱指示(相比黎菩薩，載灃更可悲，連婚姻都不由自主)。不過，他們雖然秉性懦弱，卻不甘於傀儡的命運，都曾奮臂而起，說過一些狠話，做過一些狠事。載灃最著名的一言，便是對張之洞說「怕什麼，有兵在」。
此言於今十分流行，引述者也許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以歷史之酒澆自我心中鬱積的塊壘。除了今人塊壘的內容，我更關心載灃此言的出處。他到底有沒有說過這句話，或者原話並非此形狀，那麼所改變的成色，多少是時光的摧折，多少是史家的演義。
「怕什麼，有兵在」能風行天下，應該歸功於高陽先生的歷史小說《瀛臺落日》，這是慈禧系列傳記的最後一部。高陽寫晚清史，不管是小說還是歷史隨筆，都可作信史來讀。然而，小說家言終究是一種演義，且高陽說史，多刊於媒體，為稻粱謀，故要迎合讀者的口味，將一些歷史細節世俗化、八卦化。譬如這一節，話說在1909年，直隸的士紳認為督辦津浦鐵路大臣呂海寰非去不可，慶親王奕劻有意保舉徐世昌兼辦，張之洞聞聽此事，帶病入宮，請攝政王載灃召見，直言相詢，有無其事：
「有的。慶親王保他‘才堪繼任’。」
「雖然才堪繼任，無奈輿情不屬。」
「輿情不屬？」載灃笑笑：「是直隸紳士的意思。」
紳士跟小民的利害是不同的，張之洞不便細陳，只說：
「不然！輿情不屬，而且會激出變故。」
「怕什麼！」載灃淡淡地說：「有兵在！」
張之洞像是腦前被搗了一拳，頓覺喉間有什麼東西上湧，而且自己微微聞見腥氣，口一張，一口鮮血吐在攝政王載灃面前……
這段對話並非高陽憑空臆造，而有其詳實出處。張之洞的年譜有兩本，我未嘗見許同莘版，且以胡鈞版為例：呂海寰革職一節，恰如高陽所述；然而，高陽說慶親王薦徐世昌接任此職，胡鈞撰《張文襄公年譜》(臺灣文海出版社，第282頁)卻說是載濤、載洵二貝勒薦唐紹儀(該版作「怡」)。考二人生平，徐世昌兼辦過京浦鐵路，唐紹儀曾擔任全國鐵路總公司督辦，應以前者為是。年譜出錯了。
接下來，年譜記載了監國即攝政王載灃與張之洞的對話：
監國(載灃)以問公(張之洞)，公曰：不可，輿情不屬。
(載灃)曰：中堂，直隸紳士也，紳士以為可，則無不可者。
(張之洞)曰：豈可以一人之見而反輿情，輿情不屬，必激變。
(載灃)曰：有兵在。
公(張之洞)退而嘆曰：不意聞此亡國之言。
此後張之洞吐血的情節，當是高陽的虛構。按年譜，張之洞的病在右肋和肝，經此重大變故，其病加劇，此後連續請假。再過三月，他的生命便宣告終結。
話說回來，一句「有兵在」，為什麼令張之洞痛徹心扉，為之魂變？為什麼稱此為「亡國之言」?
張之洞臨終前夕，自我論定：「吾生平學術行十之四五，政術行十之五六，心術則大中至正。」隨後，命家人將「政術」改為「治術」。由此可見他最看重什麼。彼時民諺云：端方有學有術，岑春煊不學無術，袁世凱不學有術，張之洞有學無術。「無術」之說，倒小覷了張之洞。他有「巧宦熱中」的定評，從年輕之時狂言經營八表，到最終官居大學士，入值軍機，位極人臣，如果無術，焉能走到這一步？而將「政術」改成「治術」，連一個字眼都這般慎之又慎，可知張之洞還是有一顆敬畏之心。
這正可以解釋，為什麼他與載灃對話，把「輿情」看得那麼重。他終究是一個講究治術的政治家，而非「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獨夫民賊。能重視輿情，說明此人心中還有對輿論與民意的顧忌；棄輿論與民意若敝屣，一句「有兵在」，擁兵自重，則直接訴諸軍政——如你所知，所有的政治制度當中，軍政永遠都是最壞的那一種。
「有兵在」不僅暴露了載灃的驕狂，還從側面折射了他的顢頇：他可能並不清楚當時的軍事力量之分布，滿人早已不是鐵馬冰河悍然入關的滿人，八旗腐化如泥，綠營不堪大用，軍隊已經完全落在了袁世凱等漢人手中；而且，這些軍人裡面，保大清者有多少，革命黨與立憲黨人的追隨者有多少，二年後，武昌城的槍聲一響，便見分曉。
可悲的不是狂言「有兵在」的載灃，他和他的同黨自絕於民，不亡何待；而是感慨「君民末世自乖離」，卻甘作孤臣孽子的張之洞。他病逝前夕，與載灃還有一段故事。年譜記曰：
王(載灃)至，謂公曰：「中堂公忠體國，有名望，好好保養。」公曰：「公忠體國所不敢當，廉正無私不敢不勉。」王出，陳太傅(陳寶琛)入問曰：「監國之意若何？」公無他言，惟嘆曰：「國運盡矣！」蓋冀一悟，而未能也。(《張文襄公年譜》，第286-28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