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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孔令平第一次看到他的母親和父親激烈爭吵：「父親鑒於局勢的變化，曾要母親帶著我和弟弟、外婆去臺灣，而母親卻堅決反對去臺灣，母親認為她的當年的同窗和老師曾在重慶一同參加抗日的活動。而這些同窗多半都去了延安，已經成為中共所依靠的各級幹部，她完全可以在中共佔領全國以後，重新找到安靜的生活。」爭吵的結果是：這個家就留在大陸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這一個家---像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的家，從此跌入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絕境。
孔令平的父親孔祥嘉，1948年在顧毓秀的舉薦下出任過中央政治大學重慶分校校長，一介書生而已。在1951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卻被逮捕，1956年瘐死獄中，一個教育家就這樣被毀滅了。
以為自己應該是中共統戰對象和「盟友」的母親方堅志，1941年創建嘉陵中學，一個對教育、對學生無限愛戀的教師，連「有一口飯吃」的卑微的夢想也破滅了。她，33歲就成了「寡婦」、「反革命家屬」，從此生活在惡夢和苦難之中。
1957年，正在重慶大學讀書的孔令平和母親一起跌入毛澤東的陽謀陷阱，都被打成右派份子。方堅志在領導的誘導下，委婉曲折、小心翼翼地向「黨組織」提出關於孔祥嘉被逮捕和去向不明的疑問，便被劃為右派份子，送去「監督勞動考查」，每月僅22元生活費，上攜年過七旬的老母，下牽年僅13歲的小兒。在重慶大學讀書的孔令平的罪名是：「趁黨整風之際與母親密謀策劃共同為反革命父親翻案。」孔令平母子犯的都是株連罪。
1960年，孔令平被逮捕，判處18年徒刑，送去勞改。
1961年，孔令平的外婆在飢餓和掛念大外孫的痛苦中死去；跟著，母親和弟弟被送到一家農村醫院去接受改造，受盡屈辱、折磨甚至毆打。
十年浩劫期間，孔令平因為直呼「打倒毛澤東」，被申報死刑(沒有批准)及加刑至20年。1967年，年僅23歲的弟弟無故被槍殺，母親痛不欲生，自殺未遂。
1979年，孔令平雖然被「平反」了，但入獄20年的工資一直沒有補發。
1999年，母親逝世。孔令平至此成孤家寡人了。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然而，共產黨卻偏偏「得天下英才而毀滅之」。一是毀滅作育英才的學校和教師，二是毀滅可以成英才的青年、少年甚至兒童。
孔家就被毀滅4個：兩個教師，兩個學生。
在1949年以來，在暴力土改、大規模的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胡風、肅清反革命、反右派運動中，到底有多少英才或者准英才被消滅？至今沒有準確的數字；但是，毛澤東夫子自道的「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坑的比他多。我們在鎮反中，鎮壓了幾十萬反革命，我看有4萬6千個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坑掉了。」就夠觸目驚心了。
反右派運動後，幾十萬右派份子被送到勞改勞教農場、礦山，遭到集體虐殺。例如遼寧省凌源縣新生焦化廠的一個右派勞改中隊300人中，餓死、累死、病死、打死、自殺死227人，死亡率達75%。
關押了3千多人的甘肅省夾邊溝勞改農場，由於刻意飢餓、超體力超強度勞役、嚴酷的寒冷、精神和心理的摧殘，以致在農場撤銷的1960年，只有200多人存話下來，死亡率達90%以上。
遼寧省錦西煤礦勞改隊，經過大饑荒後，1,200名右派、犯人餓死1,000人，沒有餓死的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腫地臥床不起，成了還剩一口氣的殭屍；另兩個人靠吞吃活剝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動走動。(戴煌：《九死一生》)顧雪雍（1957年的遼寧省《旅大日報》文教部主任）在2009年證實，這剩下的200個後來也全部餓死。
顧雪雍就是在這1,200人快死光的1959年被補充去的勞動力。
雲南省楚雄彞族自治州是一個文化落後、人口稀少、經濟不發達的地區，不少地方還是刀耕火種，有的地方還在刻木記事、結繩丟豆記數；但是1957--1958年間也抓了1,040個右派份子。
南華縣劃的96名右派份子中，67人被送到元謀縣新民農場，結果被打死、累死、餓死、工傷死了46人；熬出來的21人，也都半死不活，剩下半條命了。所謂「勞動教養」，表面上是「最高行政處分，（受教養者）仍享有公民權利」，實際上也是「蹲監坐牢」的囚犯，而受到的迫害則更凶殘、更歹毒。
右派份子在這一場無法無天的政治迫害中，名譽被摧毀、人格被侮辱、精神被折磨、生活受虐待（飢餓、嚴寒、酷熱、有病不給醫、居無室、睡無床）、勞役的超時超限、肉體上的酷刑，長達數年甚至20多年之久。「南冠楚囚，倍受煎熬，一個個束手待斃，朝不保夕」，引起大面積死亡。
元謀縣新民農場關有幾個小腳老太太（也是右派份子，她們大都是以前的小商小販，公私合營的時候把她們變成「單位」的職員。反右派一來，就拿她們湊數。這說明一，那些地方知識份子確實太少；二，共產黨真的是沒有人性）。
還關了幾個未成年的兒童。楊洪祥、董發林是兩個12歲的小學生，一個小啞巴剛剛滿10歲，小水是8歲的兒童。
熊翔，是15歲的小學生。因為喜歡收音機，常常幫同學、熟人修理，被公安局當作特務抓了去勞動教養。「15歲的特務」，也只有殘民以逞的共產黨「新中國」才製造出來的「奇蹟」。
小狗蛋，是13歲的孤兒，拿無人管的廢鐵去賣，被定為「破壞生產」的「壞分子」送進勞改農場。(魏光鄴：《生命的祭壇》，作家出版社，2008年，北京)
四川省王建軍的《五八劫》和楊澤泉的《回眸一笑》，寫的也是在中學生中抓右派的故事。雲南省不但在中學生中反「右派」，還在小學生中反「右派」。謝富治之滅絕人性，更甚於李井泉。
楚雄師範學校在把接近一半的老師打成右派份子後，又把17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宣布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學生」並將他們送去勞動教養。
共產黨常常作出「關心少數民族」的樣子，例如它在這個楚雄師範就開了一個少數民族班，說什麼「體現民族政策」。結果卻把這個班的5個優秀學員打成「反動學生」、送去勞動教養。
祿豐縣幾喇山是彞族的一個村寨，那裡的小學校只有一個教師，由於條件艱苦和風俗的原因，很少有人願意去，可是共產黨卻把先後兩任教師都打成右派份子。不把農民和少數民族徹底文盲化，共產黨人是死不瞑目的。
從來的中原政權都是壓迫、剝削、欺負、坑害少數民族的，中國共產黨也沒有例外。所不同的只是，共產黨比他們的前輩更狡猾、更毒辣，心腸更黑罷了。不信就請看看幾十年來中共怎樣屠殺藏族和回族的人民，就知道了。
由此可見：共產黨對過去的破壞，固然不遺餘力，但對未來的摧毀更是非常徹底。對教育、生態環境、資源的糟蹋，是肆無忌憚。對「祖國的花朵」、「未來的主人翁」是心狠手辣。
新民農場1958年成立，先後送去832名的勞教人員，其中大部分是右派份子，到1961年底至少便死去348人。最嚴重時，一天死過8個人。新民農場就是對知識份子群體滅絕的人間地獄。
這樣的人間地獄，遍佈從黑龍江到雲南，從江蘇到新疆廣袤的國土上。
據吳弘達、廖天琪等編寫的、勞改基金會出版的《勞改手冊》統計，到2008年為止，中國還有1,413個勞改勞教農場、礦山和工廠。
當我這篇《序》寫到這裡的時候，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了高錕以及兩位美國科學家同時獲得20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這條消息又一次證明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的確是毀滅英才、毀滅科學的劊子手。
高錕出生於上海，他有幸於1944年隨父移居香港，入讀聖約瑟書院，之後赴英國倫敦大學讀書、做研究，免於被毀滅而成為偉大的科學家。
李政道也是出生於上海，他1957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時，他的老師束星北卻在歷史反革命分子之外又加戴了一頂右派份子的帽子，當李政道1972年「榮歸」而收到周恩來「光榮」接見的時候，束星北卻正在受著慘無人道的迫害；這個啟蒙了李政道的、在中國科學界「罕見的」、「集才華、天賦、激情於一身的教育家、科學家」，不但不能參與核武器研製，還被剝奪了教學、做研究的資格，連吃飽飯的權利也沒有了，他只能在極度的飢餓狀態下做超體能的苦役和打掃厠所。
1942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的楊振寧如果不是在1949年前跑去美國，那麼他在1957年多半也要當右派而不會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了。
李遠哲生於臺灣，他在1986年獲諾貝爾化學獎。
崔琦生於河南，1951年赴香港，在香港接受教育。1998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達賴生於西藏，1959年逃出中國，198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高行健生於江西，因為1989年天安門事件而宣布退出中共並選擇流亡，使他在200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韋君宜在《思痛錄》中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使一個中等水準的中國學生在西方也可以成為世界知名科學家；然而最優秀的學生在中共的牢籠裡只能當「特務」、「叛徒」、「反革命分子」、「大老虎」、「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右派份子」、「右傾分子」、「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
總之，能逃出中國，哪怕就是到了香港、臺灣，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可以發揮他的聰明才智，可以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學習和工作，都能對科學對人類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
1949年時不肯離開中國的，或者1949年以後主動以及非主動回到中國的，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所以，胡錦濤一夥所謂「輝煌60年」，只不過是毫無事實根據的、無恥的自吹自擂罷了。
武宜三定律說：愛中國絕沒有好下場，愛共產黨絕沒有好下場。
孔令平先生的這一本書，再一次為武宜三定律提供了證據。
武宜三正在編寫的《1957年受難者姓名大辭典》將為武宜三定律提供更多的證據。
2009年10月10日於避秦山莊
孔令平(1937—)，生於南京市；重慶大學機械製造系學生
1941年，母親方堅志創建嘉陵中學。
1948年，父親孔祥嘉在顧毓秀舉薦下出任中央政治大學重慶分校校長。
1951年，父親被捕。
1955年，畢業於重慶市第13中學，並考入重慶大學機械製造系。
1956年，父親瘐死獄中。
1957年，因受父親殊連被劃為右派份子，由學校押送到南桐礦區叢林煤礦勞動考查。母親方堅志為孔祥嘉被殺害的不明和疑問，在機關托兒所領導誘導下，委婉曲折、小心翼翼地向「黨組織」提出疑問。便被指反黨，也被劃為右派份子。
1967年，年紀23歲的弟弟無故被造反派槍殺，痛不欲生的母親自殺未遂。
1960年，被南桐法院逮捕，判處18年徒刑，送重慶市第二監獄（孫家花園）勞改。
1962年，送四川省甘洛彞族自治縣勞改。
1963年，送西昌鹽源縣969信箱勞改，再送該農場古柏分場勞改；由於進行了為期4天的絕食抗議，被押赴二道溝分場禁閉反省一年。
1964年，放出小監，又進行為期10天的第二次絕食抗議。
1966年，關押於鹽源農場第6中隊，並叫去成都參觀農業學大寨的圖片展覽。文化大革命開始，在瘋狂的鬥爭會上直呼「打倒毛澤東」，六中隊管教何慶雲宣布場部管教已因反毛澤東及反文革，被申報死刑（後因農場第一把手高德勝反對，死刑沒有准）。
1967年，召開宣判大會以加刑至20年。
1968年，為抗議連番鬥爭，在農六隊進行為期七天的絕食抗議。
1974年，管教科再次警告，再反對毛澤東定殺不赦。
1979年，平反回重慶，在中級法院的法庭上當庭責問丁審判，入獄後將連續百餘次申訴為什麼置之不理，要求該法院補入獄20年的工資，並保留控告該法院的權力。
1980年，在重慶24中任教。
1984年，由重慶大學出面第二次落實政策，始到重慶專用汽車廠工作、辦理退休。
1999年，母親逝世。
2005年，寫完個人傳記《血記》和《我的母親方堅志》。
作品有：《血記三部曲》（未出版）和《我的母親方堅志》。
------摘自孔令平：《血記》、劉武：《一個青年大學生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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