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文章摘要: 也許有的讀者會懷疑碧江古拉格的真實性，感到極度震驚、憤怒、荒誕、不可思議，但是誰敢說我們這一頁頁歷史不骯髒不沈重。因此真實記錄一百個中國古拉格，一千個中國古拉格，可以提醒人們千萬不要忘記歷史，也千萬不要讓如此的歷史再一次重演。
1986年9月24日國務院批准撤消碧江縣，碧江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上消失。然而，這個邊境小縣作為中國古拉格的模式標本卻不會消失，它將永遠保存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紀念館。《碧江縣誌》載：「從1957-1959前後兩年多的時間裏，僅農村中被關和批鬥的就達619人，被捕488人。全縣共死亡154人，外流2200餘人。」（雲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8月第一版第314頁）1958年碧江全縣人口為32444人，農村中被關和批鬥的人佔全縣總人口1.9%,被捕的人佔全縣總人口1.5%,外流(實指逃亡緬甸)的人佔全縣總人口6.8%,死亡的人佔全縣總人口0.47%。幹部和工人的數據來自其他資料，受害和牽連的幹部266人，佔當時幹部總數的11%。受害和牽連的工人131人，佔工人總數的37.1%。另有研究者對受害和牽連的人的民族族別作了統計，傈僳族344人，怒族137人，白族123人，漢族69人，納西族10人，彞族3人，傣族3人，獨龍族1人，不明族別311人。需要說明的是，對於自中共執政以來，歷次運動中被殘害的中國人的統計是一項十分艱難的工作，死亡的人是從被捕的人中剝離出來的，難免有數字打架之嫌，敬請指正。
本來碧江縣已經定為不經過民主改革，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地區，這裡的領導人卻在反右之後，搞了「民主補課」、「社會鎮反」、「機關肅反」，後來被稱為「三個擴大化」。這裡的領導人首先發出的是「不三不四的人統統抓」的指令，對馬克思主義如此通俗化的運用，恐怕連斯大林、毛澤東也會拍案叫絕。「不三不四」的人實在難以界定，於是被掌權者定為「不三不四」的人就統統被抓入獄。親歷者說「捕人像貓捉老鼠、餓老鷹抓小雞」，捆人的草繩用完了，用山間的葛籐。劃分階級中，被劃成地主、富農成份的人又大大超過內地土改時期劃定的約5%的比例。有的村社競達總戶數的20%。中央認定的「階級分化不明顯」的傈僳族、怒族地區頓時增加了許多「稀飯地主」、「草鞋富農」，意思是說，稀飯夠吃的人家被劃成地主，會穿草鞋的人家被劃為富農。
1958年8月20日，有四位下放到邊境沿線村莊勞動鍛練的幹部，返回原單位工作，然而禍從天降，全部以「叛徒」罪逮捕入獄，理由是那一帶是敵特竄擾地區。經過刑訊逼供，逼出些假線索，牽連時任州人委建設科長、傈僳族上層人士楊約拿及和文生、此阿昌、付三光等人，施以酷刑之後，楊約拿服毒，和文生吞下大頭針自殺獲救，楊、和等人精神崩潰，在審問人員的指供、誘供、逼供和對「坦白從寬」、「立功受獎」的盲目理解，瞎編供詞，亂點鴛鴦譜，承認自己是「反革命分子」。再逼問到反革命組織名稱、頭目及其目的時，他們胡編亂造「耶穌黨」、「傈僳黨」、「斧頭黨」、「鐮刀黨」、「弩弓黨」、「怒傈黨」等無中生有的名目，還瞎說什麼「頭目」是裴阿欠州長和霜耐冬副州長，目的是要建立「怒江傈僳國」。給自己加上子虛烏有的罪名，企望「從寬處理」或 「立功受獎」。由於嚴刑逼供，被逼人員的瞎編亂供和肅反領導小組（五人小組）的輕信認定，所謂「裴霜反革命集團」就這樣炮製出來了。
1958年8月底的一天，在中共怒江州邊疆工作委員會大禮堂召開當地黨政軍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城鎮居民及縣城周圍農民參加的千人大會，突然宣布將阿車士和付三光為「裴霜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 ，阿車士於1955年畢業於昆明醫士學校，中共黨員，是當時碧江縣傈僳族年輕一代最有號召力的人物。將阿、付二人強行拖上臺，對阿車士拳打腳踢。付三光因前幾天和當場「坦白交代」未受苦刑。千人大會樹立「寬」和「嚴」兩個 「樣板」以震懾傈僳族群眾。付三光不但不給苦刑，還當場宣布保留他的黨籍。蒙冤受刑,死去活來也不說假話,不編假詞,更不揭發所謂「同夥」及其「頭領」的阿車士，被定為「頑固不化」、「死心踏地」、「堅持反動立場」的「反革命骨幹分子」。劈頭蓋臉的拷打把他打得鼻血如注，血染滿面，雙眼打腫而無法睜開。身上的衣服被撕成碎片，頭髮也幾乎被揪光。進而失去知覺，昏死倒地。還將他身懷有孕的妻子馮金庭拖上臺替他下跪受刑。同時蒙冤的50餘人，被關在縣民族幹部訓練班的教室和宿舍內受隔離審查。
被隔離審查的人員，全數被剝奪了人身起碼的自由權利：不准互相對看，不准互相說話，不到規定的時間不准解大小便，不准不吃飯（防絕食抗議），不准多吃飯（防浪費糧食），不准不入眠（防畏罪逃跑），不准眠過深（促坦白交代）等十幾條摧殘生靈的戒律限制。當你深思而難於入眠時，他們就斷定你不入眠就是企圖逃跑投敵而被拳打腳踢一陣；如果你被折磨成疲憊不堪而睡入夢鄉，他們又認定你睡大覺，不考慮問題，不想交待「罪行」而被罰站到通宵。
阿車士在隔離審查三個多月期間，先後被審問，被毒打60餘次。被打傷出血的傷口從未及結痂又變成新的傷口。有的人對「好漢不吃眼前虧」的錯誤理解，不顧他人蒙冤受苦和「玩火自焚」的古訓，他們仿效付三光、楊約拿、此阿昌等人的投機行為，瞎編罪名，亂點「同夥」，進而盛行亂點亂供風，有的人一次點出上百名「同夥」。如此反覆循環，所揭發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就越來越多。但是參加批鬥會的群眾卻越來越少，來的人也不敢抬頭，生怕被斗的人看見點成「反革命分子」。全副武裝的看守人員，夜間用機關鎗、衝鋒槍對著受審查人員的住所上空瘋狂掃射。縣城的居民生活在極度恐怖中。
經過三個多月的隔離審查後，阿車士等11人以「裴霜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的罪名逮捕入獄，五花大綁，再扣上手拷。力大過人的三位民警，竭盡全力將阿車士加強捆綁力度，扣上兩道手拷，拖到看守所院壩的水泥地上曝晒數小時。直到看守人員飯後換崗時才得以鬆綁。雙手因捆綁過緊，時間過長而血脈受阻，導致尺神經、撓神經嚴重受損而失去功能不能動彈很長一段時間，幾致殘廢。進入看守所後，因他是被列為「頑固不化」、「死心踏地」而要處以死刑的「死囚犯」之中，被拖進沒開窗口、沒有光線、空氣污染，周圍潮濕的單人牢房中關押。死牢中沒有光線，全是黑的，24小時中不知道何時是白天，也不知道何時是黑夜。只知道腳鐐金屬撞擊聲多了，就猜到大牢房早上開門放風。吹了哨子就是晚上熄燈睡覺。何況連，死牢中氧氣不足，呼吸困難，有被悶死的危險。
11月下旬的一天深夜裡，他被拖出死牢，在微弱的光線下，一個身材矮胖、嘴臉鐵青、滿面凶相、酒氣熏天的人，帶著兩個看守民警把他帶到行刑室，那裡掛滿腳鐐、手銬、棍棒及血跡斑斑的繩索等刑具，還不開口訓話就突然拔出手槍用槍口猛擊他的心臟部位，直至休克昏倒，醒來時那人大聲吼道：「把電臺交出來！」阿車士感到莫名其妙。此前在隔離審查幾個月中，從來沒有提出過「電臺」問題。而此時突然提出，更感到茫然。於是橫下死心，理直氣壯地反問說：「電臺是什麼？我沒有見過！你們為什麼害人？你們才是反革命呢！」一夥人暴跳如雷，拳打腳踢、棍棒交加，叫來正在服刑的刑事犯和茂清和自稱是《中央社》記者的在押犯王培元，用特號腳鐐在他的光腳幹上釘牢後，強迫他在室內拖著腳鐐來回跑步，直至被腳鐐磨得皮開肉綻、鮮血直流才被拖回牢房。一週後的一個深夜裡，從碧江縣公安局看守所帶到怒江州公安總局的一間辦公室裡。進門時看到牆角中佈滿棍棒、繩索、瓦渣和剩著冷水的水桶等刑具，看到這些刑具，本能地想到更為殘酷的逼供暴刑又一次將降臨到自己的身上。大約深夜1點左右，阿車士尚未立穩，就被踢翻在地， 「把電臺交出來！」的吼聲，在屋子裡震盪。
阿車士重複在碧江縣公安局的痛罵，怒江州公安總局副局長李春（主持工作）惱羞成怒，強行逼壓他跪在早就鋪好的瓦渣上，再用一棵長木棒，橫壓在他的雙小腿中部，木棒的兩頭各踩一人，使盡全力、狠砸他的雙腿時，他疼痛入骨、慘叫連天，只覺得眼前一片黑蒙 、一陣耳鳴，休克昏死後，他們用冰冷的水把他潑醒。李春說他裝死而獰笑。接著改用繩索，將他的雙手扭向背後合併交叉，用繩索的活扣套上，繩索的左右兩頭對站二人，捏緊繩索，四人合力拉緊擠榨他的雙手時，又一次疼通鑽心、眼冒火花，耳聞蟋蟀叫鳴音，又一次休克昏死。更為惡毒的是，當時州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名幹部全然不顧法律的尊嚴，執法犯法。用一根木棒對著阿車士的頭顱打來，所幸老天有眼命不該絕，打來的致命重棒被橫躺在地上面的桌子一角擋住而倖免於難。否則阿車士的頭顱瞬間被打出腦漿，魂歸上蒼，阿車士的後人也像被冤死的其他人一樣，只能領到三百元的撫恤補助金了。也不會有去人追究行凶犯罪人員的法律責任。
如此種種暴刑，仍然沒有滿足他們的慾望，他們終於亮出經過精心炮製的妻子馮金庭的「口供」證據時，阿車士感到眼前一片漆黑，頭腦轟鳴，如同「五雷轟頂」。善良樸實的母親已被牽連，老人家年紀大、身體弱，無論如何也過不去嚴刑拷打的逼供關。為了不讓她老人家受刑慘死，決定利用到自己家鄉尋找所謂「電臺」的押解途中，找機會跳河或投江，與押解人員同歸於盡，以示抗議，以此了結牽連母親的遺憾。於是答應和他們一道去尋找所謂「電臺」。
阿車士在州公安總局被施酷刑後的第三天，在兩名公安人員的押解下去「追尋電臺」。當時沒有公路，他已經作好絕死的思想準備，只等機會來臨。快到河水洶猛、亂石林立的子冷河，準備過橋跳河時，由於此前一位叫田鴻基的被冤去挖「電臺」，曾從此橋上跳河自殺，他們早有防備，把阿車士置於二人中間，用捆著他的兩股麻繩一前一後拉上，再加上手銬已把他的雙手反扣，過橋時無法抱住押解人員跳河同歸於盡。當天行至子冷甲鄉公所就宿。天黑前他在住室牆角上撿到一片鋒利的罐頭鐵皮藏於鞋內，準備待押解人員入睡後，趁黑夜用它來割斷自己的頸動脈血管自盡。
但是入睡前經驗豐富的押解人員又把阿車士的雙手反扣上，讓阿車士睡在他們二人中間而不能割頸自殺。第二天繼續前行至裡吾底村對面的江邊，準備乘小木船渡江時，押解人員又叫他坐在木船的中隔，用兩把劃板架在他的左右肩上，劃板的兩頭各站一人，把他牢牢穩住，又加上繩索捆綁，手被反扣，乘船過江而未能投江自盡。至此他已失去自盡或與押解人員同歸於盡的機會。正處在求死不能，欲生渺茫的絕境中，突然想到在去到裡吾底村的最後一條路上，佯裝逃跑，讓押解人員開槍打死，但也無法實現。到裡吾底村見到母親時，母親告訴他，和同村的冤民開付賣、木阿用、趙國恩等人已被拷打扣押十多天了。阿車士想，在州公安總局被嚴刑不過4天，說「阿車士已經供出母親藏匿電臺」，毫無根據，全屬謊言。為了尋找憑空杜撰的「電臺」，州公安總局已挖掘過美國傳教士的墳墓，和一些人家的宅基地。
就在前幾天，當時在中央民族學院任教的木順江帶學生到怒江實習，也被捲入此案，把他押解到裡吾底村，逼他交出「電臺」時，他逃跑抗議被押解人員用衝鋒槍掃射，因往坡下狂奔，未被射中而倖免於難。阿車士在裡吾底村同母親和其他蒙冤村民一道，被關在「大躍進」年代中的大糞加工房內被拷打凌辱兩夜一天後，又押回碧江縣看守所。過了幾天他的胞兄付阿士也被關進碧江縣看守所裡。
冤假錯案層出不窮。1958年7月,碧江縣五區區公所所在地干本村發生的「只得標冤案」，導致民兵隊長只得標和公安人員克登科二人被錯殺，被冤審訊打死二人，冤獄折磨死去五人，一件冤案共9條人命和錯捕二十五人。阿車士的家鄉里吾底村，當年只有80來戶，400多人口，為躲避這場亙古未有的人禍，1958年後逃往緬甸的戶數40戶，佔總戶數的50%。其戶主是：開付賣、四阿昌、仁付欠、路言斯、付阿開、仁付昌、曲扒加、恆付加、恆付言、開付言、言付斯、言付相、三幾斯、批付言、鄧付欠、四阿子、同付子、仁付奪、鄧士加、木付言、木言開、昌言斯、昌付言、鄧付斯、鄧付仁、鄧付言、狄付言、六付登、車路賈、普士言、普四買、路付言、阿昌、欠付加、普士相、一付加、賣付貞、增付局、阿開扒。鄧言奪等。人員共135人。佔全村人口的33.7%。當時被捕入獄的28人，佔該村總人口的7%。路付欠、友賣子、路言、阿此奪、阿通、兄阿欠、阿迪斯、隻馬永等18人冤死獄中。再次驗證了「螞蟻的命不值錢、傈僳的命比螞蟻賤十分」的傈僳族民謠。開付賣、求扒加、鄧付言、此阿加、仁付欠 、恆付加、四付局、木義生、木阿用、欠付仁、仁付加、六付仁、付阿士、木振榮、普付士、四阿昌、路付言、友付奪等26人。後來全數認定錯捕和平反昭雪。未平反的2人，他們是王付子（死於獄中）、鄧阿斯（自麗江越獄逃往緬甸）。
當時在碧江縣看守所裡，幾天內關進的人就以幾何級數成倍增多。原有的每間大牢房平時只能囚禁十來個人，此時必須塞進四、五十人，像「金槍魚罐頭」似的擁擠在一起，只能站著，不能坐下，更不能平躺。這些人中有的是年老體弱，有的是帶病入獄，還有的是被重刑臨危垂死。到第二天開門放風時，有的早已死去，有的倒下即死。裡吾底村的路言、阿狄斯和碧江縣二區原區長普阿欠等冤民就這麼死去的。被抓捕入獄的的人實在太多了，碧江縣看守所儘管增建了很多牢房，但無論如何也容納不了更多的人。而絕大多數還得往麗江押送。當時碧江又沒有公路，去麗江必須翻越近4000米海拔的碧羅雪山，經過營盤、啦井、金頂、馬登、劍川到麗江，有七、八天的路程。在被押送的人群中有的被重刑打斷肋骨，有的被打傷雙腿而行動艱難，有的被折磨成心肺功能極差，還要被捆綁再用長繩子串成長隊步行。因此，有的人只爬到半山就死去，有的實在走不了的則就地處決。據親眼見到這些慘景的恆付加說，俄沖村的六付士、開言付和原碧江縣完全小學教師何守琳等冤民都是這麼死去的。被押送到麗江的長途磨難中死去的確切數字，無從考證。但是後來劍川籍的醫生趙傑勛說，他們見到在劍川到麗江路旁的一座寺廟旁有七八堆被押送人員的白骨。可見在長途磨難中死去的的冤魂不計其數。
到麗江後又繼續分別押送到永勝銅礦，大研農場等處勞改苦役。在這期間又死去多少？無從考證，只知道裡吾底村的阿此奪、阿通、兄阿欠、路付欠、隻馬永、友賣子等六位冤民就死在那裡。1959年6月後，以上冤死同胞全部被平反昭雪，給300元撫恤金。一個村都冤死了那麼多，可見冤死在苦役中的冤民比長途磨難中死去的冤魂必然更多。留在碧江縣看守所的在押人員，在刑訊逼供和惡劣的環境中，也受盡了人間苦楚。刑訊室傳出來的拷打聲、叫罵聲、慘叫聲和腳鐐手銬的金屬撞擊聲，活像鬼怪小說中描述的在魔鬼的刑場上，「人鬼搏鬥」中的混合雜亂中的哀鳴聲，令人毛骨悚然，慘不忍聞。在押人員的生活也是極其惡劣的，數百人早上用的洗臉水，漱口水，只給40來斤的一桶水，倒在用木板拼成的水槽中漱洗。不到一半的人漱洗完，水就已經變成混濁不堪的泥巴水。後邊的人還被強迫繼續漱洗。如果有人拒絕漱洗就必被打罵，說是「節約用水」。吃的糟糕至極，雖然給在押人員勉強吃飽，比獄外餓死的人好些，但全是陳玉米麵或霉壞變質的玉米麵攪成的糊飯或面面飯（包谷面干飯）。沒有綠葉菜，沒有豆腐渣，更不必說油脂之類的食品了。在押人員中除了關在單人牢房「死牢」中的「死囚犯」和確實起不來的重病人外，每天必須去採石場或其他勞改場所幹重活10來小時。在這種惡劣的場所中生活，很多人的身體就逐漸垮下去了。繼而又發生了細菌性痢疾傳染病，死亡的人與日俱增。間賣多、梅阿吾、普阿欠兒子、遊子俊、阿木乍等人就在那幾天死去的。有幾天幾乎每天都看到1至2具屍體被抬出。
阿車士雖然身陷囹圄，四肢鐐銬，但仍然是一個以救死扶傷為天職的醫生。當他看到包括胞兄付阿士在內的很多在押人員已經染上痢疾，開始水腫，即將死去的關鍵時刻，由於救死扶傷責任心的驅使，不顧再次受刑，一心只想救出幾十條人命，向當時分管看守所在押人員，具備善心的冉超科長貿然提出建議：盡快扑滅獄內發生的痢疾傳染病，杜絕因患此病人員死亡。冉超科長採納了他的建議。無疑是善心的冉科長同情冤民，向上請求的結果。冉科長指定阿車士承擔此項責任時，他說只要能給予起碼的條件，可以保證完成上述任務。同時提出：1、漱口水單獨用桶、碗漱口。2、洗臉水每桶不要超過10人洗臉。3、建立一個專門防治獄內痢疾傳染病的臨時醫務室。4、給患病的人供應每人每天油脂或黃豆1至2兩，用以補充病人的緊急需要。冉科長說前面三條可以同意，馬上就能辦到，最後一條要經過報批後才能執行。並叫人把阿車士的腳鐐和手銬去除，當日就開始工作。由於當時上級已有指示，要求改善碧江在押人員的生活條件，特別是對患病的人員要給予較好的照顧。因此，幾天內上述四個條件都落實兌現了，還給病人每人每天2兩紅糖，青白小菜也給病人吃上了。阿車士請留隊生產員和中明 ，從碧江縣糧食局加工廠每天背來五十斤米糠熬成米湯給病人喝、以增加病人維生素B的攝入量。由於改善了生活，緩和了恐怖氣氛，加上阿車士用相應的藥物精心治療和預防，原有的痢疾病人全數康復，也沒有新發病人。
1958年10月，中共雲南省委發現怒江州創造的「三個擴大化」，特別是人為炮製出來的「裴霜反革命集團」大假案後，省委指示怒江州公安總局領導李春注意。但是李春不但不接受省委的指示，還變本加厲地大抓大捕「不三不四」的人，繼續集中隔離審查對象，終於形成邊民大逃亡的大動亂局面，引起省委高度重視，省委才責成麗江地委組成政法檢查團赴怒江檢查。1959年6月，麗江地委和省委派出領導同志參加的政法檢查團到怒江州碧江縣檢查時，李春還怒氣沖沖地說：「把案子定為假案你們才高興呢！」在地委政法檢查團的直接查實下，進一步發現了「三個擴大化」和「裴霜反革命集團」大假案的來龍去脈和李春個人捕風捉影，欺下瞞上，虛報邀功，竊取高位，主觀武斷的惡劣行為後，勒令李春停職檢查。阿車士等人雖說平反了，但不准這些當地的民族幹部繼續留在怒江地區工作，害怕他們流亡緬甸，把他們送到內地在監控中使用。這些優秀的當地民族幹部後來陸續回到自己的家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恢復了黨籍，有的走上了領導崗位。這就是碧江古拉格。
碧江與蘇俄相隔千萬里，碧江的公安局長也沒有去蘇俄的內務部培訓過，然而他們在殘暴地迫害自己人民的時候，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說明共產主義制度有超越氣候、時空等自然屬性的能力，它不受緯度和時間的影響，單單依靠一種烏托邦思想，就可以在任何地域和歷史階段，建立一個自治王國。也許有的讀者會懷疑碧江古拉格的真實性，感到極度震驚、憤怒、荒誕、不可思議，但是誰敢說我們這一頁頁歷史不骯髒不沈重。因此真實記錄一百個中國古拉格，一千個中國古拉格，可以提醒人們千萬不要忘記歷史，也千萬不要讓如此的歷史再一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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