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覺得這個帝國有多強大，只要我們堅持真相，堅持記錄罪行」（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5年09月23日訊】三年前的秋天，綠葉開始發黃，我參加了柏林文學節組織的一場抗議活動。幾十位來自各國的作家和記者，聚集在敘利亞駐德國大使館周圍，喊著「阿薩德滾蛋」的口號，那時，敘利亞內戰開始不久，西方各國都支持反政府武裝。
當時大夥兒都挺憤怒，阿薩德不僅獨裁，並且殺人如麻。柏林的風已經有點涼了，我們站在街道這邊，而那邊，敘利亞大使館牆外，來回游動著警車和警察，他們都在履行職責，一再叫我們不得靠近。文學節主席烏裡用電喇叭喊話，而被喊話的使館區域，有如凸出地面的陰森的棺材。
街頭朗讀開始，剛剛從戰亂中逃生出來的敘利亞作家——兩位女性、三位男性——挨次對著電喇叭，朗讀他們的文學，不，文學已經沒有了，僅僅是真相就足夠。透過口譯，我知道這些文字是在密集的槍聲和慘叫中寫下的：建築在燃燒，街上血流成河，全副武裝的屠夫們在追擊著平民，而他們躲在塌掉一面牆的家中，或者炸斷了樓梯的三層，對著計算機，劈哩啪啦打字。他們的腦袋要埋得很低，才不至於被狙擊手發現，不過，偶爾，他們也會冒險抬頭，瞅一瞅窗外，目擊多少人被擊斃。一個女作家哭起來，因為她的丈夫下落不明，而她的兩個孩子被流彈打死。她的哭泣傳染了大夥兒，我的淚水也止不住。大夥兒邀請我說幾句，我就說幸好有你們，留下如此珍貴的記錄，我相信這些文字，會在人類歷史中長存。我又說中共從建國開始，進行了數不清的大屠殺，比如1950年的土地改革，就槍斃了兩百到四百萬地主，幾乎徹底消滅了中國鄉村知識階層，可沒有具體的個人記錄留下來。還有1959至1962年的大飢荒和1966年的文革。你們的文字，令我想起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發生，我也躲在家中寫作並朗誦《大屠殺》，街上是巡邏的持槍武警，他們隨時有可能上樓一腳踹開房門，將我抓走，讓我徹底失蹤……
我記不清還講了什麼，總之，我被憤怒所支配。抗議活動結束時，我與敘利亞作家們一塊合影，並留下彼此的電話。我不會任何外語，只是用這種方式，給他們些許溫暖。時光流逝，阿薩德沒有滾蛋，敘利亞內戰似乎永無盡頭，因為伊斯蘭國成立了，比阿薩德更狠更冷血，他們將所謂的「異教徒」成串捆綁起來，命令趴在地上，然後掃射；還把人從高樓頂推下去，活活摔死；他們綁架人質，索要贖金，並在視頻裡將人質割喉。任何人，只要還是文明世界的一員，都會憤怒，憤怒而徒勞。
難民潮湧過來了，這是無始無終的龐大群體，單從報紙、電視和廣播，辨認不出他們中誰是作家，誰是三年前在敘利亞使館對面朗讀過災難記錄的作家——他們消失了，或者混雜在難民潮中，繼續進行著微不足道的個人記錄？我想尋找他們，尋找三年前的悲傷和憤怒，但是，一切的一切，都被之後發生的、更劇烈的殺戮和逃難淹沒了。
我為此而憤怒，可我的憤怒在一天天減少。
因為眼下的戰爭難民潮，似乎與我，一個中國的政治難民無關。長期以來，我在緩緩掙脫自己內心的監獄，我寫道：「坐牢是一場噩夢。最好的治療方法就是把它們寫出來。這也是一個脫胎換骨的過程。出獄後的我，覺得自己很不正常，只好設想我的讀者都在天上，如幫我藏匿獄中手稿的楊老頭、教我吹簫的老和尚、我爸、我姐等等，他們都已作古。人在絕境就只能設想有一群高高在上的無形讀者在看你的書。無形當中就獲得一種力量，去見證一切過往。雖然寫作過程極其痛苦，特別是手稿被沒收兩次，每一次都沮喪到發狂，但也不得不重新開始。因為沒有記錄下來，有一天，所有這一切都被忘卻，生命浪費了，苦也白受了，沒人會記得你。你就像一條癩皮狗，被暴打然後被拋棄，這種結局更可怕，噩夢會纏繞終生。太多次夢中我又回到監獄，覺得再也出不去了——直到我動筆，慢慢寫，慢慢寫。如今生活在自由環境，每次噩夢都越來越短，以前都很長，逃跑得筋疲力盡，醒來時小腿抽筋。隨著一本接一本書的出版，我接觸了那麼多西方讀者，他們給我寫了那麼多熱情洋溢的信，似乎都在提供驅除噩夢的途徑。這樣，我不斷獲得做人的尊嚴和勇氣，這樣，我一定會成為一個自由、健康、孩子氣的見證者。」
2015年9月2日，我在柏林愛樂廳，當著1500名左右的觀眾，採訪被禁出國四年多後首次出國的藝術家艾未未。最後我開了他一個玩笑：
今天你是在和一個中國政治難民對話，難民問題，是目前德國乃至全歐洲，最迫切的問題，你有一天會成為政治難民嗎？或者，你很快要回國，萬一又幾年出不來呢？你的柏林工作室讓我替你管理？辦成艾未未難民中心？也替德國難民局減輕一點負擔，他們的效率很低，你難以想像的低，效率越低問題就越大，所以，你就行行好，做做難民的《童話》吧。
艾未未說他不會成為難民，並且諷刺我不像難民，因為我每年在大名鼎鼎的費舍爾出書，這些書給我帶來的收入，足以讓我過上比較舒適的專職作家生活。他還說要做難民題材的作品。我心裏說，難民此刻不需要藝術，需要的是活著，並安頓下來。
歐洲難民問題讓中國問題退居第二或第三。我繼續寫，不停地寫，而我的祖國，不斷有朋友在失蹤。政府的策略，是放一個艾未未出國，矇蔽住國際社會的視線，以便抓更多的異議份子。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在被軟禁四年多後，我又能給她打電話了，我曾為了她給德國總統高克寫信。高克回了信，說他在與習近平的見面中，專門提了劉霞的處境——這一切，都說明中國人權在「溝通中」進步，在烏龜爬行般挪向「中國特色的民主」？可與之同時，為「德國之聲」工作的、70多歲的女記者高瑜被捕，判刑7年；始終微笑的維族學者伊力哈木被判無期，宣判時，腳踝還拖著幾十斤重的鐵鐐。我不知在習近平執政時，到底抓了多少「異議份子」，好像沒一個西方機構具體統計過，但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騰飛卻有目共睹。
此刻我對自己感到憤怒，甚至絕望，我不知我的寫作，會不會被淹沒在未來的中國難民潮中——1949年，中國共產黨乘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侵華日軍消耗了國軍數百萬主力，而最終戰勝國民黨，篡奪了政權。於是有200多萬內戰難民湧進臺灣島，讓臺灣的600萬人口轉眼激增到800萬。幸好有這麼一個名義上歸屬中國的海島可退，否則這股難民潮，就會分別湧向周邊各國。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逃竄到西方各國的政治難民，據說有十幾萬。接踵而至的是共產黨體制內的貪腐難民，因環境污染而背井離鄉的「環境難民」，因各種原因逃離祖國的同胞們，20多年來至少以百萬計，並且每年都在遞增——我號稱「時代錄音機」，可我一個人的記錄，遲早會如敘利亞作家們拚命留下的記錄，被喧囂的時代本身淹沒。
但是，敘利亞作家的聲音真的被淹沒了？還是，僅僅，是我沒聽見？還是，僅僅，被疲於奔命的人們忽略掉了？不能想太多，否則，你會對自己的徒勞感到憤怒。艾未未說，專制社會的特點，就是讓每個人有一種「無力感」，我在自由的德國，也能感覺到艾未未傳染給我的「無力感」。
幸好我還沒喪失同情心，幸好我還有比較堅韌的中國傳統的支撐，幸好德國人給了機會，讓我在聖保羅教堂，發表《這個帝國必須分裂》的和平獎致辭——分裂的概念可以是聯邦制、各省自治，也可以是單獨立國，西方不應該僅僅輸出資本主義與冷冰冰的市場理念，而應該堅持不懈地向龐大帝國的每個區域，輸出被獨裁政府不斷歪曲的自由、民主、人權，讓老百姓也瞭解，自由、民主、人權如同空氣、麵包和水，是生而為人不可或缺的東西。這些普世理念，和中國傳統文化，比如孔孟、老莊，不僅不衝突，完全能融匯貫通，成為中國人的美好未來。
我多次與十四世達賴喇嘛交談，西藏的災難比中國深重，整個國家都在流亡。數年來，為爭取信仰自由及達賴喇嘛回歸，有一百四十多位藏人自焚。我曾在尊者80壽辰慶賀大會上演唱一個17歲尼姑自焚前寫下的《自焚者之歌》，尊者眼眶濕潤了，他在隨後的講話中，以長者身份，告誡全體西藏同胞：要不斷學習，要努力保守本民族的傳統、宗教和文化，因為這種獨一無二的雪域文明，不僅能增加我們長途跋涉的信心，而且會給全人類帶來福祉。
我的憤怒在一天天減少，雖然我渺小至極，也遠離四川老家，雖然我的文學記錄或許被洶湧時代所淹沒，但按照老莊思想，每種生物無論貴賤，都在浩淼天道的循環中。於是，我只能，繼續寫：
「我不覺得這個帝國有多強大，只要我們堅持真相，堅持記錄罪行。當年的希特勒、斯大林也很強大，毛澤東更強大，好幾億人都崇拜他。又怎麼樣呢？在歷史長河裡，一個罪惡政權看似強大，但打開千年歷史一看，他們其實都算不了什麼。因為罪行都被記錄下來了。我們在記錄時感覺自己很渺小、無助，連憤怒也徒勞，但是我們留下來的見證，從歷史長度來看，要比任何一個罪惡政權都歷時長久。從這個角度，共產黨、阿薩德、伊斯蘭國實在不值一提。只有做生意的人才會要討好這個政權，說中國崛起、強大了，但是這些政權和接近政權的生意人將來都會消失，而人類歷史將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即便在中國，相關分裂的歷史記載也數不勝數。」
2015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