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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編譯局老幹部處李處長在電話中告訴我：
「老徐於2010年11月15日去世了。我們給舉行了個簡單的儀式，參加的人只有他的應該是叫‘前妻’的女同志，還有那個女兒，那個男孩子也去了。我看見還有你送的一個花圈。」
我回答說：「自從在二炮醫院看過他以後，再去就找不到他了，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你要不告訴我，我哪能知道他去世？那花圈想必是他家誰搞的。最後是在哪個醫院？你們幾時找到他的？」
李說：「協和醫院，人都死了，她（指徐的女兒）能不找我們？」
在旁邊的老伴問：「誰去世了？」
我說：「老徐，老徐去世了。」
「唉，老徐真可憐呀！」老伴嘆息地說。
這是我今年春節前，和中央編譯局老干處李處長的一次通話。
老徐，徐鳴珂，中共中央編譯局編審，安徽泗縣人，85歲，中共黨員。
1957年，在當時稱作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作俄譯、副科長時，中了「陽謀」之計，沒「鳴」沒「放」，被「找補」成右派，而且還是極右。
1958年被送「半步橋」，又一同到茶澱農場，又在同一個隊，又編在一個組，在一個房間住了大約兩年。
剛到農場，他擔任了一個時期我們的組長。不久，我就發現他膽特別小，有時候我們在勞動中，剛緩一口氣，停下來，他看見隊長過來，就慌裡慌張的悄聲說我：「哎，哎，來了，來了，快動起來，快，快。」其實我是盡了力的，打心裏對強迫勞動不滿意，他這一說，更引起我的反感，我就是不動，要緩這口氣。等到隊長過來，也沒說什麼就走過去了。這時候同組的張志華總會笑著說：「老徐的膽被嚇破了。」
我們住在一個房間，勞動、生活整天在一起。彼此處境相同，自然地有了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難友情誼。有時候我們不免對「劃右」、「勞教」、「政策」……發些議論，老徐只是在旁邊聽，不敢多說話。
有一次，他看到我在看家信，他告訴我，在編譯局和一個從武漢大學分配來的女同事已經戀愛，並且商量好要在1958年的「五•一節」結婚。結果當然是「棒打鴛鴦」，1958年的2月就把他送到「半步橋」，接著把那位女同事調往武漢。他沒有親戚，孤單地只有他自己一人。談起這件事，他難過得淚水盈眶。
1959年夏，農場給假三天，讓他回北京，處理留在原單位的衣物。結果他只去了一天就回來了，我問起他來，他說：「唉！沒法說，已經被開除了，單位誰管你？那些衣服、書籍全發霉了。準備結婚作的一身毛料衣服全完了。連皮箱都發了霉。把你劃成右派，同事沒人敢跟你說話。我住在一個小旅館，那服務員看了我的住宿證明信都另眼相看，你說我哪有心思再住下去！？」
1959年秋，我們從茶澱三分場調往「生死場」——於家嶺分場。那時候我們已經不在一組。「大飢餓」的時候，我在廁所碰到他，他正摔倒在地，爬不起來，當他聽到我喊他時，他勉強仰起臉，那是一張只剩下一層乾癟老皮，消瘦得難以辨認的臉。慢慢爬起來，連撣掉衣服上浮土的力氣都沒有了。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老趙，我們……怕是回……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呀！」
那時候我也成了病號，兩腿浮腫，行動滯慢，勉強想拉他一把，卻沒有一點力氣，我只好寬寬他的心：「但願我們都能回去。」
1961年，我第一批被摘掉「右派」帽子。初冬時候被送回北京養病。當然我不敢和農場任何難友聯繫。他們的情況和下落我一概不知。
1978年，給右派改正的政策下來了。我那時已經於72年又轉成「鐵飯碗」的正式工人——木工。上班的單位在西長安街，窗外就是長安街的人行道。斜對面是電報大樓，那是一段外地人來京經常遛玩的街區。有一天沒事，我正在單位大門外站著，忽然看見老徐從西邊走過來，他同時也看到我，黝黑而消瘦的臉上露出了笑容，緊走了幾步，一邊伸過手來，一邊高興得說：「啊呀！碰到你了！碰到你了！」
他往左右看看說：「找個地方坐下來聊聊。」
我說：「這就是我工作的單位，走，進去。」
他遲疑了一下，怯怯地說：「能行嗎？方便嗎？」
我和他開玩笑說：「高級單間，還不行嗎？」
實際上我雖然是木工，經常在行政科和基建辦公室，我把他領到單位後院我好久沒進去的木工房。兩間房，空無一人。坐下來，他囁嚅著說：「我…我…還沒吃中飯。真不好意思說，我兜裡只剩四毛錢了。」
那時候我和單位的工人相處得都非常好。雖然早已開過飯了，我立刻到食堂找師傅給我打了一份飯菜。端回來讓他一邊吃，一邊聊他的情況。
「……我後來體力不行，安排我到葡萄園勞動。文化大革命來了，大概要抓好多人，要送到農場，把右派大都送回了原籍。我老家一個親人也沒有，沒有投奔的地方。那也得送回去。到泗縣（安徽）農村，誰給你房子？把我安置在一間小廟裡。原來根本沒人住。屋頂的一角露著天，下雨，下雪都能飄進屋。什麼也沒有，誰給你傢俱？我睡覺的床就是幾捆稻草……
當地很窮，我勞動一年只有30幾元的收入。
這次落實改正政策，光火車票就花了一半存錢，我來了20多天，單位不接受我，我沒錢了，我想明天到單位要一份車票錢，不接受我，我也得再回去呀！唉！真沒辦法……」
聽了他淒苦的傾訴，我十分同情這位老實而可憐的難友。我問他：「你住在哪兒？你能不能解決住的問題？」
「我住在頭髮胡同一位老鄉家，再住十天半月大概還可以。」他說。
我對他說：「你要能解決住的問題。吃飯的事我來幫你。你每天來我這裡吃午飯。吃午飯時我也給你買一份晚飯。帶回去晚上吃。單位不接受你不符合政策，你得繼續找，找以前的頭兒。你要自己回去，那你就得繼續當農民，說不定你還得住你的小廟……」
聊到快下班，我給他買了一份晚飯把他送走。
編譯局的負責人根本不知道老徐當年的情況，原來的局長姜椿芳已經調到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我建議他去找老領導。後來他多次找了姜，姜作為老領導給編譯局作了工作。前後拖了十幾天，編譯局終於決定接受老徐回原單位工作了。對於老徐來說，總算有了活路。
1984年，我被借調深圳工作。這一去就是七年。沒和老徐聯繫。
1991年，我回來，過起了退休生活，才見到老徐。那時候他已經結婚。妻子是再婚，帶過來一個五歲的小男孩。婚後給他生了一個女孩。他總想有自己的孩子，這願望也滿足了。
我們住得不算遠，他成了我家的常客。我偶爾也去他家看看。他來免不了說些難對他人啟齒的話題。他說：
「我領著我小女孩出來，有的老太太逗孩子：‘跟你爺爺上街哪！？’你說這話叫我聽了，這叫什麼事兒？唉！這一輩子。」
「他們吃飯吃得好，我有時回來晚，給我留的就是麵條，有一點菠菜。」
「你怎麼那麼窩囊，你那兒出胡同就有飯館，自己買點好的吃。」我說。
他說：「不行，在外邊吃了，回家不吃，她要和我鬧，吵，怎麼辦？」
他簡直窩囊到家了，什麼都怕，好多事都悶在心裏。
……
真叫做時光荏苒，大概是2004年，他來了，囁囁嚅嚅地說：「你說那男孩都工作了（那個五歲帶過來的小男孩，不覺已經體育大學畢業，當了教師，也結了婚。）現在要買車，也得我拿，你說，這這這……這家裡一切開銷都是我，她（徐妻）的工資全存起來，一文也不出。她娘家的藥費、電話費……全是我呀。」
「那是你兒子，你不拿誰拿？」我忽然想起來了：「哎，他的生父呢？超過18歲，你的義務就盡到了。他那生父也不能一點也不管吧？」
老徐說：「他不能管？」
「哎？為什麼？」我有點納悶。
「人家離婚就因為這孩子不是人家的。」
我一聽，這問題還複雜了。「那麼是誰的呢？」我問他。
「唉，唉，不能說，沒法說。反正這孩子不是他的……」
「噢，原來是這樣，那是沒法說。」我總算明白了。既然明白了，我就得表態，我笑著說：「這倒好，人家是只管雲來雨去，不管經濟負擔。你收養了人家，那就得你掏錢，你不拿錢誰拿？」
……
2008年，老徐住的宿舍要拆遷，拆遷單位要給老徐120多萬元讓他買房搬家。沒想到由此竟引出了大事。
老徐的妻子和帶過來的男孩子商量：「我們買一套130平米以上的大房。選好的，地區好的。」壓根兒不搭理這房子的產權人——老徐。
老徐悶悶不樂，來到我家發牢騷：「這家裡好像沒有我這個人……」
我還一個勁兒地勸他：「你老了，跑腿的事讓他們去辦好了。等‘定板’時你再出面。」
不料，一個月後情況大變。老徐帶著他的女兒來了。他們說矛盾進一步激化了。老徐妻子和男孩商量說：「給她十幾萬，叫她嫁人得了。」那男孩說：「給她五萬就不少。房子沒她的事。」顯然要「處理」這女孩。
那男孩有新買的房。老徐妻子已經搬出了，搬到哪兒不知道。拆遷辦說：「騰了房子就給錢」。但人家只給「戶主」、「產權人」——老徐。她們搬出拿不到錢，老徐父女還「堅守陣地」，沒搬家。這一來，矛盾就更大了。
發展到這一步，外人就不好再說什麼了。女孩看清母親和哥哥合起來要處理她。也就鐵了心，堅決要跟父親（老徐）一起過。
這就基本上擺出了不惜離婚的架勢。
一週過後，他們離婚了。拆遷費老徐60多萬；其妻60多萬。
拿了錢就得騰房。老徐和女兒在石駙馬大街租了一套房，住了下來。我也去看過他兩次。他說女兒已經在編譯局附近買了一套二居室單元，正在裝修。既然買好了房，正裝修。女兒也剛有了一份在博物館上班的工作。暴風雨過後，情況好轉，剩下的就是裝修好搬回去，過安穩日子的問題了。
兩個月後，我再去看他，那裡說他搬走了，搬到哪裡不知道。
既然新房在編譯局附近，我就去編譯局老干處去打聽。結果老干處的李處長說，他們也找不到老徐了。把附近的物業公司訪查遍了，根本就沒有徐鳴珂和他女兒名字的產權人。後來他們覺得不正常，找到派出所報「走失」，派出所說單位沒權報，必須是家屬才可以報。這就是說，不但我找不到他，他的單位也找不到他了。那位李處長無奈地說：「老趙，咱們保持聯繫，不管誰找到，通個消息。」
差不多過了三個月，他女兒來電話了，說老徐已經住進人民醫院。有了下落就好，我和老伴立刻去看了他。他躺在病床上，瘦了許多。我問他：「為什麼搬走不告訴人？」他說：「一言難盡，錢都在女兒手中。不讓我見人，見你，見單位的人。」
我問他：「現在你到底住在什麼街？幾樓？幾號？」
「不知道，她著人把我抬進抬出，我也不知道。她們幾個年輕人在房間商量事，也不讓我聽。電話也停了，她們都用手機……」他說。
這叫什麼事！？這是一個親生女兒，外人能說什麼？
過了幾天，我又去看他。他說：「我不能回家，回去就得死。你想辦法讓我一直住在醫院。我有時想吃蛋糕，沒有錢。」我給了那個「護工」200元，這是唯一能依靠的人。可靠不可靠，我只能給他說了些客氣話，請他在老徐需要時，下樓幫他買一點零星食品。
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再去探望老徐時，他不在了。一位好心的護士告訴我，可能去了「二炮醫院」。後來我找到二炮醫院，總算找到了他。他已經是「皮包骨」了，哽嚥著說：
「你給茜茜（他女兒）作作工作，她太不孝順了。你趕快幫我想想辦法，我不能回去，回去就得死。」
我趕忙去找值班大夫，大夫說：「他現在是體能衰弱，沒有症狀。在醫院主要是‘治療’，他沒有‘症狀’，就不存在‘治療’，應該是療養的問題。你是他什麼人？你們盡快商量一下，最好送他到療養院。」
換了醫院，護工也換了，是一位四十多歲的女性。她說：「每天我和病人，兩個人的三頓飯，他女兒只給10塊錢，說實話病人能有什麼營養？」
我回家給他女兒打電話。手機關機。家在哪兒？不知道。
兩天後，我再去二炮醫院，護士說：「徐鳴珂出院了。」再問到了哪裡。護士說：「不知道。」我又找不到老徐了。
春節前，接到編譯局老李的電話，才知道老徐去世了。
他怕回家，他怕死，但他還是死了。
他窩囊死了。唉！窩囊也能死人啊！
要是1958年「五•一」他和已經要結婚的人結了婚呢？
如果沒有那幾十年非人歲月的洗禮，他會這樣病態地窩曩嗎？
他不甘心被「斷子絕孫」。總想要自己的孩子。他沒有想到：那和自己共同育有一女的妻子，似乎根本就沒有和他「白頭偕老」，共度此生的打算。他更沒有想到自己辛勤後半生，愛護有加的愛女竟這樣回報他。他最最不明白的，也是他死不瞑目的，恐怕是中國傳統的「孝道」怎麼會變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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