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劉文典不畏蔣介石」的老故事，藉助現代網路，傳得更加沸沸揚揚。故事大意是：1929年安徽大學鬧學潮，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到校指責校長劉文典包庇縱容學生，劉文典不服，當面頂撞蔣介石，不稱「蔣主席」竟當面叫他「新軍閥」。蔣介石在盛怒之下動了粗，當眾打了他兩個嘴巴。劉文典不甘示弱，奮起還擊，飛起一腳踢在蔣介石的肚子上……
這個「學者大戰元首」的傳奇，雖然細節多有出入，但總體並非空穴來風、有證可尋，魯迅的《知難行難》一文中提到了這件事，基本可信。同時，劉文典還講過一句名言：大學不是衙門。由此，其一代大師風骨光耀人生。
然而，同樣是這位劉文典先生，在五十年代大學校園裡，則徹底沒了脾氣。
劉文典在1949後被安排到雲南大學當一級教授，並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待遇不低。1956年他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時，曾受到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東「親切過問先生的學術研究近況」，劉文典在毛澤東面前表現出和郭沫若等文人同樣的謙恭，他在政協大會上發言，表示「很僥倖地、很光榮地趕上了這個偉大時代」。
如果事態一直這樣發展著，劉文典的人生也算是順風順水。但不幸的是，1957年的反右開始了，劉文典和眾多中國知識份子一樣，在劫難逃。1958年反右「交心運動」降臨到劉文典所在學校——雲南大學。
伴隨反右深入，雲南大學開展了「向黨交心和大破資產階級法權運動」。在運動中，為了表達向黨交心要忠誠老實，雲大校黨委居然以「大躍進精神」發動群眾，在全校開展寫大字報和個人交心競賽。
再看看劉文典先生在運動中的表現。反右鬥爭後期，劉文典被校黨委內定為「中右」，校黨委安排劉文典在會上作檢查。起初劉文典檢查「避重就輕」，表露出對其批判漫不經心。當然，這樣的檢查沒有自己「脫褲子」，當然是過不了關的。
既然自己不肯「脫褲子」，那麼組織就強行「割尾巴」了。校黨委組織校員工進行一輪又一輪的「群眾大批判」，由劉文典所在的文史兩系教師聯合揭批他。這些人大都是劉文典的師兄弟級，高校民主黨派、高級知識份子，他們出於自我保護的需要揭批劉文典時，用詞之激烈前所未有。
經歷無數次會議批判後，劉文典終於身心疲憊，倒了。他首次在批鬥會上低頭「認錯」，承認那些莫須有的「罪名」。「我的問題最嚴重，我需要改造」。
昔日大師，終於低下了高貴的頭，完成了隨波逐流的自我作踐。當然，同時，他的精神和生命一起走到了盡頭。1958年7月一個深夜，他突發腦溢血與世長辭。
一向剛強固執的劉文典，為什麼平生第一次違心忍辱地作自我批判呢？
在《炎黃春秋》的這篇文章中，劉文典的兒子提出了與我們同樣的疑問。對於父親在「忍辱自污」，他的結論是「父親已飽嘗政治鬥爭的無情和人性的冷漠，已對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再抱任何希望。當一個老人的命運走到如此可悲的境地，面對那些是是非非的批判及人格的侮辱不免心灰意冷。一個病入膏肓的老人，在精神上受到無情打擊必會引發腦溢血加速了他的死亡。」
可以說，劉文典家人的總結固然在理，但意猶未盡。如果延展開來，劉文典的命運可謂是那個時代中國知識份子命運縮影，同時也暴露出中國文人的三處「七寸」短板——先於文革，在反右時期就被拿捏了。
一怕斷糧。三十年代的劉文典，工作自己找，可以「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即使被本單位開除了，也不愁沒地方接受繼續工作，所以他能夠在校「不畏強權」；但五十年代的劉文典，工作都是政府統一安排，組織安排什麼你幹什麼，本校開除你就等於全國沒你容身之地，口糧就徹底沒地方領了。你怎麼還敢跟領導「鬥氣」？
二怕斷頭。因言獲罪在歷代都是常景，但動輒入獄殺頭則屬於「非常時代」，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反右，可謂「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的預演。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文人即便不是很「過分發牢騷」，就因為一句話成為「現行反革命」掉腦袋的風險相當存在，「放言的成本」要比過去高數十倍，所以「自古膽子都是統治者給的文人」，便噤若寒蟬了。
三怕侮辱刑。這個是最厲害，也是最折磨人的。儘管中國文人大多膽小怕事，但有些也是很有氣節的，他們一不怕死，二不怕餓，他們可以「不為五斗米折腰」，也可以「視死如歸」，但卻對人格和精神折磨的侮辱難以忍受。劉文典遭遇的反右從整風運動開始，動輒「脫褲子、割尾巴」，由親人同事戰友夥伴檢舉揭發，一把把刺刀扎到了人的心靈深處。劉文典這樣把臉面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的文人，情何以堪？
劉文典「准自殺」八年後，文革降臨，「畏罪自殺」的人越來越多，自殺者大多是文人。文革結束後，連原文化部長、樣板戲的創作者於會泳、這樣在文革中風光無限的文化人也「畏罪自殺」了。因為粉碎「四人幫」後，於會泳被定性為「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隔離審查，他寫了近17萬字的檢查和交代材料，請求「與中央駐文化部工作組組長談一次話」，結果得到「組長沒時間」答覆，深感會遭到昔日被整人同樣待遇，於是將自己刷牙杯中的「來蘇水」喝了下去。他不知道，三中全會後八十年代的中國政治，比起他所處的文革，已經漸趨文明，依他的作為，不至於死，甚至牢獄之災也未可及……
敢踢蔣介石的劉文典也好，創作現代京劇的於會泳也罷，雖然他們不是一股道上的文人，但同樣帶著對「非人道待遇」的恐懼而離開人世。他們不知道這個國家會離人性越來越遠，還是越來越近。如果時代作美，他們或都有成為大師的可能，留下更傳奇的佳話，但是，那終需一個文明的人性的制度環境，使每個置身其中的人免於恐懼而非無尊嚴苟活。
六十五年來，中國建設有1200多所大學，但沒有產生一個大師！！！原因是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