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偉長曾向鄧小平密告自己的「右派」朋友。（網路圖片）
錢偉長的前半生是悲劇，後半生則是喜劇。而且不是一般的喜劇，而是一幕大喜劇。年輕的時候，錢偉長在美國工作得好好的，據他說，美國給他的年薪8萬美元，這點工資，據研究，比當年的美國總統還高5000美元；他又在著名航空科學家馮卡門手下當工程師。但是，他卻還是想回國。回國也不錯。想不到的是，因為主張教授治校、主張通才教育，這點想法與主管清華大學的校長蔣南翔的治校意見不合。意見不合也罷了，這是社會中常有的事。有時候，自己今天的意見與明天的意見還會不合呢？但是，與中國的領導意見不合，這可是一件嚴重的事情。錢偉長於是被打成了右派份子。而且當了22年右派份子。他從馮卡門推崇的工程師到鄧小平圈定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從天堂跌入了地獄。歷史與他開了個不小的玩笑。不僅他當了二十二年賤民，在流行株連之風的中國，還害得他兒子女兒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這22年發生的種種淒厲的故事，每一個知道中國歷史的人，都是應該明白的。
有人說，社會就是大學，當右派也是大學。錢偉長在右派這座大學裡，歷煉得非常出色，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他認真地吸取了當年的教訓，1986年底，將一封右派朋友們給他的信交給了當年領導全國反右運動、並堅持他領導的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必要的那個人。這一次交信，為黨國立了大功，也在中國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一些右派黨員倒了霉，被一個個開除出黨，也害得總書記胡耀邦下了臺。而給交信的錢偉長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好處，給了他後半生無限的榮光。他終於從當年的右派份子，一躍而成為國家的領導人，有滋有味地當起了政協副主席。紅樓夢上說，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看來，這真是有點兒道理。這一封信，改變了當年多少人的命運啊！
言歸正傳。那麼，交信事件是怎麼一回事呢？
1987年，是反右運動三十週年。反右運動，是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認真吸取反右運動的歷史教訓，深入研究這個運動產生的原因和結果，對於推動中國人民思想的解放，對於總結歷史教訓，開創未來，是有積極意義的。1986年底的樣子，當年的一些曾經當過右派份子的著名的共產黨員，許良英，方勵之，劉賓雁三人，給全國三四十個比較有名望的右派份子寫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說，他們建議召開反右運動三十週年座談會，徵詢對參加會議的意願和意見。
錢偉長收到了這封信。他看了這封信，經過了種種考慮後，他將此信轉輾交到了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手裡。並且附了這樣的話：「方勵之是一個政治野心家，他自稱是中國的瓦文薩；我的問題雖然沒有完全解決。」（指尚未恢復清華大學副校長的官職）這封信對方勵之是聲色俱嚴，大加批判在，稱之為野心家；對自己則羞答答地欲語又止。意思是說，雖然我的問題沒有解決，職務也沒有恢復，但是，我是緊跟XX黨的，是效忠小平的，您當年打我右派，也是必要的正確的。
鄧小平看到了這封信，勃然大怒。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及何東昌等人談話，他把寫信的許良英誤為王若望，對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等人惱怒地說：「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麼，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他下令，將王若望、劉賓雁、方勵之開除出黨。他還批評，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對批自由化不積極的結果。鄧小平還認為，學生上街，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他認為胡耀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不堅決、旗幟不鮮明。他聲色俱厲地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嚴酷對待學生運動。他說，「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對為首鬧事觸犯刑律的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從那個時刻起，他已經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過了兩年(1989)，他將思想變成了行動。
在嚴厲批判自由化知識份子和胡耀邦總書記的同時，他大大地表揚了自己當年將他圈入右派群體的錢偉長。他說：「這次錢偉長表現很好，應予重用！」不久，錢偉長就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也大小算是個國家領導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這是方勵之們想不到的，也是錢偉長所想不到的。
這樣的信，是不是一定要告密，一定要上交呢？我認為完全可以不必。
第一，這完全是私人信件，私人領域的事以私人領域的方式處理。你可以不回覆方勵之等人，也可以表示你不參加不支持那個會議，也可以直言批評他們準備開會的想法。意見可以不同，但如果堅持這個邊界，我認為是合理的。而將私人信件上交，應該考慮到可能給朋友帶來的影響，也應該考慮到這種行為的性質。第二，這封信上的紀念反右運動三十週年的會，從法律層面上講是合法的。99%以上的右派份子分子已經糾錯，平反，或改正。擺脫了右派份子陰影的人們，從歷史的角度講，反思一下這場運動，對國家對個人，也是有益的。
鄧小平會敏感地感到，前右派份子方勵之等人的右派三十週年座談會，矛頭是對準他的。他的腳上的雞眼彷彿被不當心踏上了一腳，馬上跳起來破口大罵，馬上行動起來要顯示自己的無比的權威。一時間，他指示要開除這幾個右派份子的黨籍，決心要趕走人們愛戴的胡耀邦。受到許多中國人敬仰的科學家錢偉長，也曾經充當過這樣一種角色。他們有一點是相同的，都是告密者。所告的密，對被告沒有好處。而對自己則不無好處。至少他們希望會有好處。而錢偉長則大受鄧小平表揚，迅速成為政協副主席，晉身國家領導人之列。話說回來，蓋棺論定，錢偉長作為一個科學家，在科學上是有貢獻的；留學歸來，為國效勞，其情懷是愛國的；作為一個教育家，主張通才教育（此理念並非他提出）、教授治校等，是有進步意義的。他被鄧小平打成右派是悲劇，是極權制度的罪惡。然而，他向鄧小平密告朋友的信件，卻是很萎瑣的行為，人格上是很卑下的。
可悲的不僅是當年錢偉長告密的可卑可憐，而是後人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近來，遼瀋晚報著文《高貴紳士錢偉長》，居然稱頌備之。此文轉輾流傳，被南方週末所摘編。文中說，錢偉長不僅在於「學術上的偉岸」，而且在於「靈魂上的超越」。錢老無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將朋友的私人信件向當年把自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導致了朋友們一個個地被批判，一個個被清除出黨，又導致了總書記胡耀邦因為理解過或寬容過這幾個右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鄧小平認為是反對自由化不力，策動一些顧問老人們將他罷免。這樣一種行為，這樣一種後果，怎麼說得上靈魂的超越？怎麼說得上是「高貴」？怎麼說得上「超越紅塵」？他真的能算是一個「高貴的紳士」嗎？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上的高貴者，那麼，中國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中國的國民將成為一種什麼樣的國民呢？
我不知道，告密後的錢偉長是怎樣想的？臨死的時候，對於自己的告密又是怎樣想的？我相信，他的靈魂是不安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