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是1958年6月份，我們系師生在批判心理學是偽科學、「研究一般人的心理是沒有階級性的表現」之後，走出校門，開展「百日文化革命運動」。到吉林省九臺縣一些公社，邊參加勞動，邊進行文化宣傳活動，邊辦農民夜校，農村公社大學，編創和演出文藝節目，辦公社公共食堂。
1958年9月、10月又停課，全校大煉鋼鐵。折騰了兩個月。在虛誇風影響下，學校一反常態，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掃除自卑感，鼓起英雄膽」，號召全校人員大協作，苦戰三個月，文章三百，成品三千，向1959年元旦獻禮，甚至提出，「在三年內，把學校建設成共產主義大學」。體育，文藝都要「放衛星」。作為系和班級的學生，我必須得參與其中，違心地表現「自己的熱情」。但是，由於我從根本上厭煩了「政治運動」，從思想深處反對停課，破壞「教學計畫」的完成，許多消極，抵制的態度已快要「浮出水面」。
在一些辯論會上，我不知道哪兒來的一股子力量和勇氣，提出「不上課還是大學嗎」？好在有「高人」提醒我：不要反對勤工儉學，把參加勞動「合理地」列入教學計畫：把走出校門為廣大群眾辦學列入「教育實習」計畫內。有人認為「農民就是教育學」，「農村才有‘心理學’」，「紅樓是學不了‘心理學’的」！？「高人」的指點使辯論「平分秋色」。雖然在後面的日子裡我時刻都會遭到批判，甚至再戴上什麼「帽子」。我的「保護神」盛仁俊常常「提醒」，「敲打」，「袒護」總能逃過劫難。
我後面確實有「高人」指點。這位高人就是現年87歲的王教授。他1953年至今一直在這所大學從事教育學科教學和研究。從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到終身性榮譽教授。他是博士生導師，獲1996年香港柏寧頓孺子牛教師獎，1997年曾憲梓教育基金教師獎，與加拿大，美國，日本和香港經常進行學術交流、講學、合作研究，聯合培養博士生，被稱為中國「當代著名教育學家」（《光明日報》2002年9月9日）。那年月，王老師審時度勢，並有一股子韌勁，常常不動聲色，受到批判時不亢不卑。他說，他喜歡我這個學生。我研究生學的也是心理學（基礎心理學），他是教育學教授。我特意選了第二專業：教育心理學，雖然我的導師不是他，但我有更多的機會向他討教，並要他為我開「書單」。他一開就是十多本，定時讀完。那時，一下子讓我想起那荒謬的大辯論年代，王教授慎重地對我說：你有聰明的頭腦，機智又大膽，這只是「思想的火花」，一閃而過，這不行。你最大的缺點也是在辯論（推而廣之在研究學問中）中突顯孱弱的，就是不能深入，不能展開！「你知道嗎？你最大的缺點就是‘不讀書’，‘書讀少了’」，從此之後，王老師的話成了鞭策我的動力，我拚命地讀書，到圖書館一借就是二、三十冊。他可說是我大學的恩師了！
我原本是個嗜書忘食的人，經過七年的大學生活，政治運動啃掉了大學的特質，空頭政治使知識貶值，「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使大學職能錯位。這哪裡是我嚮往的大學！？「歲月不居，時節如流」，誰又荒廢得起呢？個人耗掉了時光，毀去了意志，國家呢？豈不是多少代人都掙不回這損失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