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參議員漢克·布朗（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5年11月28日訊】一位在中國國內的青年讀者來函稱，看了《紙牌屋》之後會覺得，美國民主也是權貴階層的民主，離馬丁·路德·金的夢想仍然很遙遠。
我想用二戰後丘吉爾講的一句話來回答她：「沒有人宣稱民主是完美無缺的。雖然民主政治被說成是世界最壞的政府體制，但它卻超越世上所有已經實驗過的其他政治體制（No one pretends that democracy is perfect or all-wise. 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是的，美國民主與馬丁·路德·金的夢想有距離，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它絕不是權貴階層的民主，因為「一人一票」的制度是鐵板上釘釘子－－實打實的東西。
權貴通常是指有權勢有金錢的世襲貴族群體，像中共太子黨和朝鮮的金家王朝應是當今世界最典型的權貴集團。反觀美國，它是一個沒有封建世襲傳統的現代社會，崇尚自由、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個人主義、共和制（Republicanism )、任人唯才（meritocracy）和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laissez-faire）。美國民眾敬佩自我奮鬥成功的「自我塑造之人」（self-made man），鄙夷靠父母蔭庇進身之徒。
當然，這並不等於說精英治國在美國沒有市場。
早在美國建國之初，以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主義者和以傑弗遜為首的民主共和主義者就在精英治國還是平民治國的問題上發生過激烈爭論。漢密爾頓主張國家應當由受過教育、擁有財富和資產的最優秀人士在被統治者的同意之下治理，而傑弗遜則堅持一般民眾有權自行管理其國家和政府事務。最終似乎是傑弗遜派贏了這場爭論；後來林肯又淋漓盡致地從文字上將主權在民予以發展，使得「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理念深入人心。如今，美國政治中幾乎無人公開主張精英治國，無論總統候選人的政策有多麼不同，他們所有人，甚至眾多的參、眾議員都是以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反精英的面孔出現。
雖然如此，漢密爾頓的思想實際上仍有市場，兩黨的決策者中都有人認為自己比民眾高明，常常會在政策和立法中用為人民拿主意、做決定的家長方式表現出來；他們往往借擴展聯邦政府權力之名，行替自己增權之實。
這也難怪，自從古希臘以來，在精英還是平民治國的兩條路線鬥爭上歷來就沒有停止過。兩種主張各有自己的道理：精英主義者認為民眾愚昧、素質低下，易於情緒化，易於盲從和被人操縱，缺乏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只有傑出的英明領袖才能掌控這些「暴民、刁民」，才能使社會穩定有序地發展。而平民主義者則認為，偉人是人不是神，他們一樣會犯錯誤，會謀求私利，貪婪腐敗，與其依賴個人精英統治，不如採納人民自治制度更為可靠。
應當指出，即使漢密爾頓主張的美國精英政治，也是在被統治者同意之下而實行的少數精英治理。這跟民眾被代表、被當家作主的中共權貴政治有本質的不同。如果說在奴隸、封建社會中，因為知識技能和信息為少數人壟斷，精英政治或許有其合理和正當的一面，那麼在今天的網路信息時代，仍然堅持把人民當愚不可及的阿鬥，不能參政、議政、執政，就顯然是捨不得放棄權力寶座的封建帝王思想在作怪了。
不錯，平民中有「暴民、刁民」；但精英中的「瘋子、狂人」也不少；歷史證明後者給人類社會造成的危害和災難往往遠遠大於前者。在我們所處的核時代尤其要高度警惕精英中的戰爭狂人，用制度保證他們不會掌權，以免給人類帶來滅頂之災。
我所服務過的三位參議員中，兩名出生於平民、一名出生於「權貴」家庭。其中第一位老闆布朗（Hank Brown）參議員的故事有代表性，值得一敘。
第一位老闆布朗參議員
布朗是我的楷模和良師益友。他的言傳身教讓我認識到完全可以正直清明地從事政治。布朗出生在一個平民家庭，在其六歲時父親棄家出走，母親無力撫養孩子，只好將其送到孤兒院。布朗從小就開始做工，他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美式足球、摔跤、以及優秀學業獎學金讀完大學，他曾在美國海軍服役，志願前往越南作戰，擔任空中火力協調員（Forward Air Controller），因作戰勇敢，多次被授予軍功勛章。退役後一邊在法學院當清潔工，一邊學習法律，畢業後當了一名律師。後在世界最大的肉牛公司芒弗爾特(Monfort)擔任副總裁，負責國際貿易。
上世紀70年代，他因反對聯邦政府大量頒布法令法規，干涉和干擾私人企業的經營自由，將有限的資源用於無謂的合規而投身政治。先後被選為州參議員，聯邦眾議員、參議員。
布朗在華盛頓的從政生涯並沒有改變他的平民風格，他一直開著一輛破破爛爛的小型運貨汽車，沒有絲毫的架子。他信奉個人勤奮改變命運的理念，在繁忙的國會工作之餘還通過了註冊會計師的考試，並讀了一個稅法研究生學位。
有一次他開車帶我參觀他曾工作過的芒弗爾特公司，但沒有直接去公司，而是帶我先去看了公司創始人居住的一棟非常普通的街區住宅，然後又開到創始人兒子和孫子們居住的風景如畫的湖泊莊園，指著沿湖修建的巨大豪宅，對我說，「連潮，現在你明白財富是如何創造、如何失去的道理了嗎？家庭、公司、國家都是如此。」
布朗在眾議院時就積極參與查理·威爾遜（Charlie Wilson）議員組織的支持阿富汗聖戰活動。在參議院後，他曾多次前往阿富汗企圖讓各派停止互相殘殺，組成聯合政府。他還因此受到本拉登的追殺。基地組織懸賞100萬美元買他的人頭，其直接原因是他在斡旋塔利班和蘇聯交換戰俘一事上讓本拉登丟了面子。
故事是這樣的：1995年塔利班攔截了一架蘇聯運輸機，抓捕了7名機上人員；布朗1996年企圖通過交換俘虜使蘇聯機組獲釋，因為蘇方緣故，斡旋受阻；但布朗說服塔利班允許機組人員維修飛機，蘇機組趁一半看守人員去做禱告之機，將另外3名制服，發動了飛機，驚險地逃出阿富汗；本拉登將此次蘇俘虜逃脫歸罪於布朗，並以此為由追殺他。布朗多次要求克林頓政府取消禁殺令，擊殺本拉登，但被拒絕。如果本拉登在90年代先行被消滅，也許911恐怖襲擊事件的歷史會重寫。
布朗是一個溫和的共和黨保守派（conservatist）。順便提一句，因為歷史的原因，美國的保守派和歐洲的保守派名稱上雖然一樣，但是二者之間有本質的差別。美國的保守派實際上是歐洲傳統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者，而美國的自由派（liberals）則類似歐洲的社會主義、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者。布朗的辦公室也雇佣民主黨人，這一跨黨派的做法在國會並不多見。由於出生貧苦，生性節儉，布朗對聯邦政府赤字財政政策極為不滿，他認為這樣政府入不敷出、不顧後代的政府開支和福利消費不僅對納稅人不負責任，而且若長此以往會將置美國於死地，所以他在國會的主要工作就是平衡預算、消除赤字，曾是華盛頓著名的「赤字鷹派」。
布朗在參議院的資歷不深，但他對兩黨的建制派（Establishment）批評毫不留情，常常得罪兩黨的大佬。他喜歡在辯論中嘲笑像肯尼迪參議員那些從來沒有自己工作過而靠信託基金生活的「權貴」子弟；他認為這些人嚴重脫離人民、不瞭解人民疾苦，但卻不斷通過立法干涉人民的生活。他也看不慣利用權力大搞政治分肥的政治人物。譬如，西維吉利亞州的資深參議員伯德（Robert Byrd）權高位重，總是利用擔任撥款委員會主席之便，為本州大量謀取經濟利益。布朗每年都會在審議撥款法案時，通過議事規則阻止伯德超出預算和沒有經過正常程序的撥款項目，每次都引發激烈衝突。
一般說來，聯邦參、眾議員都有雙重責任：一方面要考慮國家利益，另一方面要照顧本州或本選區利益。為本州爭取權益並無不當，但必須平衡公正，顧全大局。但是，許多參、眾議員們只注重本州或本選區的利益而無視國家利益，因為前者是其權力的來源。這大概是民主制度的一個重大弊端。
記得有一年，我發現伯德在撥款法案中有一筆一億美元的不明資金給西維吉利亞州大學，打電話詢問，學校居然不知情。布朗在參議院揭露此事並企圖投票取消這筆資金，招致伯德報復，中止了科羅拉多州所有正常撥款申請。布朗在全體工作人員會議上告訴大家，他寧願不連任參議員，得不到聯邦的一分錢，也不能容忍這樣的政策繼續。
其實，伯德也出生平民，一個煤礦工人的孩子，從政之前的職業是屠夫，還曾擔任該州三K黨領袖。但他後來成為國會歷史上任職最長的人，並作為民主黨領袖多次成功引領該黨主持參議院，精熟議事規則，政治、歷史、文學造詣甚深，是一位令人生畏的政治家，國會體制的堅定捍衛者。他的領導力和政治手腕，當今國會無人敢望其項背。
布朗和伯德的多次交鋒使他們雙方都作出一些讓步，最終成為好朋友，體現了美國民主政治寬恕和妥協的精神，說明路線鬥爭並不一定要你死我活。
布朗積極倡導民主和人權，但有時不得已妥協，以便與共和黨主流持同樣立場。像在中國最惠國待遇與人權掛鉤的問題上，老布希總統在重大投票時，總是打電話與他長談，讓他支持政府的主張。布朗投了贊成票後，就很沉痛地來向我道歉，說是對不起，這次再給總統一個機會，下不為例。
即使支持民主，布朗對浪費納稅人錢的搞法依然深惡痛絕。譬如，他曾高調地批評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工作人員乘坐頭等艙，住五星級酒店在第三世界國家推銷美國價值的做法。他幾次在國會要求減裁民主基金會的撥款，差點導致與其老朋友馬侃參議員多年友誼的破裂。「權貴」家庭出身的馬侃主持國際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該機構是主要接受民主基金會資金的四家機構之一。我目睹了布朗、馬侃二人私下爭得面紅耳赤的火爆場面，對麥肯情緒失控的情形至今記憶猶新，暗自慶幸他後來沒有成為美國總統。
人們的印象中美國政治是骯髒的，政客都是腐敗的，因為政治人物需要接受大財團和其它特殊利益集團的政治捐款來競選，上臺後必須要維護這些人的利益。我的觀察是，這種現象雖然存在，但並不普遍。實際情況是，政治捐款人通過捐款能夠獲得向政客提出訴求、說服其支持的通道，不等於政客會按其指揮棒轉，因為利益是多元的，政治捐款人是多元的，選民基礎是多元的，監督機制是多元的，政治人物的價值取向、從政動機和目標也是多元的。
舉例來說，布朗的一位捐款人、前同事有一次帶著一家大製藥公司客戶來要求他支持關於一項仿製藥品的提案；仿製藥品涉及各方面的利益，保健費用，專利藥品研發等等。但該遊說客一直喋喋不休地大談其客戶在科羅拉多州有多少多少員工，公司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是如何支持共和黨選舉等等。布朗一拍桌子，起身說，「你們閉口不談提案本身的是非曲直，看來心裏有鬼，我不會因為你們在我州裡有員工就支持你們的立場，請離開吧，不要浪費大家時間。」這樣的場合我見證了多次。
布朗的生活作風嚴謹，對工作人員要求高。記得一年夏天，一名工作人員與一位女見習生發生性關係，布朗召開全體人員會議，當場解雇該員工，並對所有人指示，任何人不得與見習生約會，因為工作人員的任務是指導幫助在校學生學習和瞭解美國政治和國會運作，而不是利用她們的天真。不久，看到克林頓總統捲入萊文斯基拉鏈門事件，不得不佩服布朗參議員的美德。
布朗是頗受選民喜愛的參議員，連選連任毫無問題，但他在6年一任期滿後放棄了年薪300萬的遊說工作機會，選擇了離開華盛頓，回到科羅拉多州，擔任科羅拉多州大學的校長。
第二個老闆格蘭姆斯參議員
我的第二個老闆格蘭姆斯（Rod Grams）雖然曾擔任明尼蘇達州的電視主播，但實際上是個地道的農民，不善政治和言談，典型的平民議員。他從政是因為不滿聯邦政府坐大、各種清規戒律讓其小型建築公司奄奄一息的緣故。擔任了一任眾議員後，他就選入參議院。一任之後即被出生「權貴」家庭、現任明州州長的代頓（Mark Dayton）擊敗。他的主要政策都是由我根據其政治理念設計的，但他從來沒有因競選失利而責怪過我。有人批評他言行不一，政治上主張傳統價值，而當選參議員後又休了原配夫人，娶了自己的幕僚長。我也曾對他有懷疑；後來他和我同去亞洲，接待方一再請他去搞黃色消費，他執意不從，躲在酒店看書；這使我認識到他是個有道德底線的人。
第三個老闆葛雷格參議員
我的第三個老闆葛雷格（Judd Gregg）參議員出生於政治世家，父親曾擔任過新罕布希爾州的州長。他本人也擔任過兩任州長。他可能是我瞭解的政治人物中最聰明的一位，口才極佳。給他幾個論點和數據，他在幾分鐘內可以將其變成一篇生動的演說。他曾經幫助小布希模擬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準備總統辯論；當場駁得小布希啞口無言，惱羞成怒，逃離辯論會場。他是共和黨領導層的核心人物，每次和其一起去參加領導會議都會觀察到他的意見常常高出他人一籌，極有說服力，易為大家接受。葛雷格離任時，共和黨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在參院議事大廳（the Floor）聲音哽咽地高度讚揚他的領導力和貢獻。歐巴馬入主白宮後，任命葛雷格擔任其商業部長，但10天之後，葛雷格因歐巴馬團隊沒有真正將其作為一員而去職。
除了生性有點孤傲之外，我沒有覺得出生於「權貴」之家的葛雷格與其它平民出身的參議員有什麼不同。從大的層面來說，他和布朗、格蘭姆斯一樣，最擔憂國家的財政發展，反對聯邦政府無節制超支和干預市場經濟，竭力企圖平衡預算，以此增強美國國力。私下時，他會流露出瞧不起那些兩黨中平庸而又自以為是的政治人物的情緒，我對此並不感到奇怪。葛雷格是一個治國之才，但目前問鼎白宮的可能性不大，然而，由於他在共和黨內和在新罕布希爾州的特殊的地位，他仍然是一個舉足輕重的「造王者」。
因為篇幅關係，我不能在此講述更多格蘭姆斯和葛雷格的故事。但在結束本文前，我希望指出，多數的美國政治人物通過自己創業賺錢以後來投身政治，而不是靠政治來賺錢。當然，比爾和希拉里·克林頓也許是例外，他們夫婦二人在40餘年的政治生涯中，居然捐到30億美元，真是匪夷所思。
按照美國標準，國會參、眾議員中真正的有錢人並不算多，但中等收入的議員還是高出一般民眾數倍。據專門報導國會的報紙《點名（Rollcall）》最近統計，535名參、眾議員中最富有的前50名排名中，第一名的淨資產為2.5億美元，第五十名720萬美元；而近130名參、眾議員的淨資產為零或者負數。有意思的是，最富有的50名議員中，共和黨佔30名，民主黨20名；其中25名共和黨人的家產完全是靠自己創業賺來，只有5名是繼承得來的財富；而民主黨中僅有8人是自己掙來的財富，還有8人的資產由配偶所掙，其它4名是靠繼承獲得，其中約瑟夫·肯尼迪三世的財富是唯一一位靠先祖設立的信託基金所得。
此值感恩節之際，謹以此文感謝幫助我理解美國民主政治的師友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