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眾多的中華民族要想統一什麼也不會沒有爭議，語言也不例外。辛亥革命成功，帝制崩塌，天下共和，首屆國會爭論中國「國語」，不少頗具實力的人物提議奉粵語為國語，而且並非勢孤力單，因為當時的國會議員廣東人已經超過半數，如果都對自己的語言偏愛，通過這一法案似乎無法阻擋。可是中山先生力排眾議，跳出鄉土觀念，勸說同鄉，並不辭勞苦地逐個說服，勸那些粵籍同鄉還是以大局為重，放棄具有九個音階、難懂難推廣的廣州話，奉北京話為國語。即使這樣，贊同北京話的優勢也不明顯，粵語僅以一票之差敗給京話而未能晉身成爲國語，國語終被定為京話。若不是孫中山的威望，恐怕北京話必敗無疑，至此粵語便與「一統天下」的至尊地位只差一步。如果粵語成為國語，至少在中共建政前中國人都須講粵語，那會給後來推廣普通話帶來更大的困難。
之後，又進行了國語統一運動及推廣普通話運動。雖然當時中國經濟落後，但依然有「國語統一籌備會」這樣的機構。1924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放棄了被諷為「聯合音系」的「老國音」，確立北京語音為國語的標準音，這無疑大大提高了北京話的地位。1932年民國教育部公布《國音常用字彙》(即「新國音」)，修訂了「老國音」，較之中共建政後的普通話，它更立足於北京的土語土音。由於在頒布之後長期作為學校教科和各種字典、詞典的語音依據，因此對鞏固甚至擴展北京土語土音的勢力無疑發揮了巨大作用。
但是推廣普通話一直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抗拒。粵語對北方語言的不服氣，在多年以後依然顯現。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推廣普通話是政府極力提倡的，那個時候「輿論一律」，儘管有人對此有看法，也沒有人公開站出來反對。改革開放後，廣東引領時代潮流，經濟以令人瞠目的速度發展，加之香港是以粵語為主流，一時間大有粵語北上的趨勢。90年代初，甚至有人主張粵語已不是漢語方言的一支，而是一種獨立的語言。直到二十一世紀，當「貓兒膩」、「喔塞」、「忽悠」、「扎堆」、「趴窩」、「叫板」……這些北方方言在廣州報紙上亮相，部分廣州人很不滿意：「廣州地盤，廣州話話事！妹仔怎麼大過主人婆？」（意思是在咱廣州這地盤上，怎能不讓廣州話做主？丫鬟的地位怎麼也不能比老闆娘的高！）這樣的觀點的確讓人啼笑皆非。
首先這些民間流行的語言並非普通話，它們與粵語方言一樣也屬於地方方言，用不著從整體上排斥北方語言。另外，北京話作為普通話的基礎方言並不僅僅是因為北京的政治地位，而是有其語言系統本身的原因的。上個世紀20年代魯迅在廣州和香港時著文徵引當地報刊文字時常常夾雜有粵語，讓外地讀者「看得一頭霧水」，不知所云。由此還可以上溯到清朝雍正時代，廣東官吏迢迢千里到北京送荔枝給皇帝，雍正面對「是」（廣東話讀成「咳」）、「吃飯」（廣東話讀成「僿繁」）、「喝茶」（廣東話讀成「延擦」）很是不快，甚至認為廣東人在戲弄他。他於是號召全國學官話，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推廣普通話的聖旨。
看起來孫中山先生還是很有眼光的，而他的決定也是有歷史淵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