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6年01月01日訊】問：依娃，恭喜你又有新書出版。今年十月底剛剛結束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將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並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在這個時候出版這樣一本書可以說「恰逢其時」。
答：這只是一個巧合，不是我有意為之。其實這本書早在零三年就開始準備積累資料，但因為我一直調研和寫作大飢荒的口述歷史，沒有時間整理。今年三月寫完了大飢荒題材，就開始整理這本書，大概用了半年多時間，修改調整了好幾次。
我是八月份把書稿交給出版社的，十月底宣布一胎化結束，那麼就算是對計生「豐功偉績」的一個總結。這樣的一本書我估計十年之內不可能在中國大陸出版。
問：這個書名為什麼用到「處決」兩個字？
答：我也想過其他書名，比如「殺嬰國」、「就是不能生下來。」等，現在這個書名的靈感來自於馬建先生的一些觀點，他說過：「計畫生育施行三十多年來，可以說是成千上萬的母親的子宮被改成了像納粹的集中營一樣的行刑室。這種行刑室其實是一種小屠殺。我認為這種小屠殺比大屠殺更為殘忍。原因就是母親必須在場，她是用她的血肉在體驗著她的骨肉在掙扎中變成了屍體。母親的子宮成為世界上最小的刑場。」
是的，母親的子宮是億萬胎兒的刑場。是的，他們是被處決的，他們沒有權利申辯沒有能力掙扎沒有機會啼哭，就被毫不留情地處死了。這讓我想起來小時候觀看宣判大會的時候，那些人被掛上牌子，被判處死刑，我不知道他們犯了什麼罪，那些人被五花大綁，被上萬人激動的口號聲包圍著，最後拉向刑場。
這些胎兒的死亡總是讓我回憶起那些令人不寒而慄的佈告，所以我請求編輯將「處決」兩個字修改成黑色。這些無辜的胎兒就是被強權一律剝奪生命權利的，一起被一個「基本國策」處決的。
問：你多年一直關注大飢荒歷史的寫作，是什麼原因讓你開始關注延續了三十五年之久的計畫生育題材呢？
答：其實很多年我對計畫生育都是和官方宣傳保持一致，沒有多想過。一個想法也是：「我又不想多生孩子，和我沒有關係。」很多年前，我在華盛頓看到一個展覽，是一個家庭為了多生的三個孩子，到處逃避，居無定所，吃不飽飯，最後逃到了泰國當難民。當時我的想法還是：「計畫生育是基本國策，這個怎麼可以懷疑呢？為什麼要多生呢？」
零二年看到陝西馮建梅事件，對我觸動很大。從那以後，我就很留意這方面的消息，但很不幸的是，記得有那麼一段時間，居然接二連三的看到有關計畫生育所導致的壞消息，比如一個孕婦被強制墮胎死亡了，孩子報不上戶口上不了學，自殺了，比如一個男人交不上巨額的社會贍養費自殺了等等。我就把這些報導留下來。
我去調查大飢荒的時候，那些村民也會和我講計畫生育方面的事情，有一個老農的媳婦生了一個孩子就被結紮了，他被打得耳朵聾了。還有一個家庭多生了一個孩子，被罰款三萬多元，孩子的奶奶說：「是咱犯了國家的錯，人家就要錢，咱就給人家交。」三萬塊錢是一家人一年的收入，但農民覺得是自己錯了，就省吃儉用的認罰，春天了還再吃發了芽的土豆。這樣怎麼能養育出健康的孩子？這些錢又做什麼用途了？
問：你怎麼想到要編這樣一本書呢？
答：我先是從國內郵購來《大國空巢》易富賢著、《人口危局》何亞福著、《中國人可以多生》梁建章著，同時也拜讀了莫言的《蛙》和馬建先生的《陰之道》。前幾本人口學家的書是從人口、經濟、社會結構等方面談論計畫生育的弊病的，後兩本書是通過實地採訪和虛構創作的小說題材。這些書是對基本國策這個禁區的挑戰，對今天計畫生育政策的改變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是作為一個女性作家，我始終關注人的心靈和情感，關注每一個個體在一個歷史大事件中的遭遇。因此，我覺得得有一本書是第一現場親歷人的見證，所以我很想採訪一些計畫生育受害者，讓他們自己說話。
今年年初我給福建廈門一個受害家庭打電話，這個男主人說：「我們的事情已經政府處理了，我們不能再給外界說了。」這個意思就是他們已經接受了「協議賠償」，拿錢閉嘴。我就覺得不好再去打擾這些家庭，讓他們平靜的生活。那麼就先編一本計畫生育強制墮胎的書出來。
問：那你談談書的主要內容，讓我「一知為快」。
答：其時，準確的說，這是一個被墮胎胎兒的「集體墳場」，由一個又一個小小的土包組成，數也數不清有多少個。
中國政府一直宣傳自己為世界人口達到七十億，推遲了五年做出了巨大貢獻，這四億人口裡面有多少是被人流的？強制流產的？甚至生下來被各種辦法處死的？他們大多數連父母親的面都沒有見過，就被扔進醫療垃圾袋裡，被扔掉了。沒有墳墓沒有墓碑，更沒有人悼念和紀念。這令我非常難過，非常悲傷。以至於每看到笑靨如花的小孩就會想：「如果是在中國，他(她)說不定就被攪碎了。」那被攪碎的小肉肉多麼疼痛呀，只是他沒有機會發出聲音來。所以我對一個有三個可愛兒子的美國朋友羅拉說：「你不知道你多幸運在這個國家，可以有這麼多可愛的孩子，不應聽從政府的命令。」
我用「暴力墮胎」、「強制墮胎」、「暴力計畫生育」等在網路上搜索到了八十多個案例，基本上都有真實姓名、地址、照片，記錄得非常詳細。有兩例來自記錄片親歷人的口述。暴力計畫生育覆蓋了全國三十六個省區，從我收集到的資料來看，最為嚴重的為山東省、福建省、河南省、湖南省、湖北省、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等。
當你偶然看到一個強制墮胎案例的時候，你或許會說：「這個地方官員很壞。」「這個女人真倒霉。」「這個小孩好可憐。」但是如果你閱讀這本書的時候，你就知道，這不是個案，而是村村見血，血流成河。
那麼我們不得不追問一個問題，誰是處決這些胎兒的始作俑者？
問：你關注計畫生育的角度和別的學者有什麼不同？
答：我不是一個人口學家，也不大懂人口和社會、以及經濟發展的關係，這個課一時半會兒補不上。其時我的出發點很本能、很直接、很簡單，就是我是一個女性，一個母親，我不能接受另外一個女性的身體被強暴被侮辱，我不能接受一個尚在母親腹中的孩子被注射毒針，被人為的殺死，被打下來。
說一個簡單的道理，以前在國內擠交通車的時候，因為擁擠，有時會被壞男人乘機非禮，我就會很氣憤會去罵。想想那些懷孕的婦女，一點都不被人愛護照顧，反而被什麼計生幹部追著攆著，按倒拖著拉著，有時甚至從被窩裡就光著身體拖出來，強行綁架在引產床上。那對女性是怎樣的不尊重？怎樣的侮辱？還談什麼文明故國？還談什麼「婦女地位」？
另外，我覺得生育是神聖的、美好的。我是在美國生的孩子，天天大肚子去散步，有時還有陌生人停下車問：「要不要帶你一段？」過馬路的時候，兩邊的車都停下來，讓我這個大肚婆慢慢走過馬路。醫院的醫生和護士也是照顧的無微不至，生產過程中不會讓我感到任何尷尬和不舒服。
雖然這些暴行沒有發生在我自己身上，但是我感同身受，我覺得我的子宮被切割，我的孩子被處死，我的身體在淌血，我的心靈在受熬煎。面對鮮血淋淋的殺戮，一個正常人是無法冷靜思考的，有的是本能和直接的呼喊和吼叫。
一個女性的身體是她自己的，任何人沒有權利侵犯羞辱，一個女性的子宮是她自己的，一個國家沒有權利肆意使用，甚至暴力引出、打出、流出她腹中的胎兒。
問：你能談談大飢荒和計畫生育之間的關係嗎？
答：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也是在整理完畢這本書的時候才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
大飢荒是已經過去了五十多年的重大歷史事件，但是到今天中共還「猶抱琵琶半遮面」不肯承認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事實。我這兩天看到陳丹青的兩句話：「毛澤東餓死了幾千萬人，這些傻X還說毛澤東好，還去磕頭燒香，真是瘋了。」我覺得他罵得好。要說這兩個歷史事件的一致點就是一個極權的政府統治著每一個老百姓的思想、行為、言論、表達、身體、吃飯、生育。本來吃飯和生育都是人與生俱來的最基本的權利，不是皇帝老子的恩賜與施舍。毛澤東要讓全國農民忙時吃干，閑時吃稀，平時吃蕃薯，上有所好，下更甚焉，結果就餓死了全國農民千千萬。鄧小平說「我們國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基礎差。」為了控制人口發展經濟，嚴格執行所謂「一票復決權」，下面把婦女肚子裡的孩子都要掏出來弄死。可以說是黨讓你吃你就吃，黨不讓吃就餓死。黨讓你生你就生，黨不讓生就處死。
大飢荒、計畫生育年代不同內容不同，卻如出一轍，就是一個暴君說了算，以野蠻武斷的暴力推行當權者的意志，不准質疑，不准討論，不准監督，不准發出不同的聲音。我發現驚人像似的是最後都是最底層的農民付出無數生命和血的代價。這兩個大事件留下的見證和記載都不多，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知識份子道德上的缺陷和良知麻木的表現。
前幾天我看到幾句順口溜：「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著生殖器。」話糙理不糙。三十五年來，多少胎兒被殺害？多少男人被結紮，女人被結紮？多少錢被計生罰款強取豪奪去？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計畫生育是今古奇觀舉世沒有，不是如今結束了一胎化就過去了，淡忘了，這是需要記錄和控訴的，它是中共統治下給人民帶來的最大的一場禍國殃民的浩劫！
問：請介紹一下這本書的合作者王鵬？
答：說起來，書出版了，我和王鵬還沒有見過面。
我是從一篇文章中看到關於王鵬的介紹，說一位在北京的藝術家，用被強制墮胎的胎兒做了一個作品。我就很有興趣，看到那副作品的時候，非常感動。藝術作品給人的視覺衝擊是直接的巨大的，而且畫面上一副鐮刀斧頭的黨旗上擺放這四個胎兒的屍體，成為一個靈位，就說明瞭一切問題。他還於去年7月將自己的一部分作品搬到北京通州區的小廣場去展覽，說是展覽，不過是平擺在地上供行人觀看。在聰明人太多的今天，我欣賞一個藝術家的這份單純和「傻勁兒。」我反對的東西我就直接去反對，不拐彎抹角不聲東擊西，不先主動的「自我安檢」。雖然沒有引起轟動和很多國際媒體關注，但是，我覺得一個藝術家貴在勇氣貴在行動。
更為寶貴的是，在這本書裡，王鵬提供了非常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他多年從醫院收集到的被墮胎胎兒照片，還有他在北京郊區寫生時，發現的被丟棄的胎兒照片。對這個孩子，我敢肯定，是唯一的照片，唯一能證明他們曾經來到過這個世界上。
他們將永遠睡眠在這本書裡，以自己的死亡證明這個國策的邪惡和罪行。
當人們熱論某某著名畫家的畫拍賣了上千萬的時候，我還是更加尊敬一位珍惜人的生命、懂得人的價值、關懷社會底層悲苦的藝術家。我也希望通過這本書讓人們瞭解王鵬和他的計畫生育作品。也希望有機會在海外舉辦他的個人展覽。
問：對這本書你有什麼遺憾沒有？
答：有，有遺憾，我最近又發現一些案例，非常細緻，可惜書已經出版了。那麼，我借回答你的問題摘錄一段：
「夜裡，我正在北京第四人民醫院，只見兩個警察帶進一個年輕婦女，她沒有身份證和任何證明，警察只是關照，她是從農村跑出來的，看來她馬上就要生了。於是來了兩位婦產科醫生。其中一個醫生忙著準備註滿甲醛的注射器，針長五公分。當萬醫生接近孕婦的身體，產婦突然驚叫起來，這時嬰兒腦袋從母體的產道剛剛冒出來。
"我不能。"萬醫生喃喃地說："我無論如何下不了手。"像火燙了手一樣，他扔下了針筒，向後退了一步。"如果你不做，我來！"殷醫生咬牙切齒地對萬醫生吼道："我絕不能讓一個沒用的農村崽子出生，黨的政策不是開玩笑哇！"這時，聽到了第一聲呼喚的生命脫離了母體，手術臺是他人生第一個舞臺，也是他小生命終結之地。
殷醫生立即用一隻手按住嬰兒的頭，用另一隻手把針頭狠狠地刺入嬰兒的天靈蓋，嬰兒發出反抗的呼叫，澄澈的毒汁注入嬰兒的腦袋。起初是身子抽搐，然後猛烈蹬腿，很快哭聲漸弱，溘然停止。
在一旁的萬醫生以顫抖的聲音說："那小東西在詛咒我們！"殷醫生馬上恢復了鎮定，駁斥萬醫生道："這是十足的迷信，這些農民都是畜生，他們只知道生呀，生呀，把我們拖到骯髒的貧窮中去！"（美國《世界日報》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一日)
我想，這樣的案例出版一百本都不嫌多，如馬建先生提議，計畫生育以後要修建紀念館，那麼、那些文件、計畫生育指導站的圖片等等都可陳列在這個紀念館裡。當然，我希望這本書也能在其中展覽。
問：你和王鵬共同編著的《被國策處決的胎兒》由哪裡出版？
答：這本書是由在美國紐約的」中國婦權「組織出版，之前她們出版過《邵氏孤兒》，是英文版的，希望它的中文版盡快出版，讓眾人知道「被人為製造成孤兒」的孩子們被美國家庭領養的真實情況。我認識很多有中國女兒的美國人家庭，但是他們一概不知道他們的女兒的「來歷」，不知道領養中的罪惡，這是一個黑洞。
這本書是中國婦權組織出版的」計生國策實錄之二」，該組織還會每年繼續出版此類書籍，以不同的寫實故事來記錄」國策」對中國百姓的殘害，尤其是中國婦女和孩子。我認為這是一項非常重要、非常有價值的工作，讓我們共同關注和期待。
在這裡我也非常感謝張箐女士和本書的編輯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得以讓這本書順利問世。她們先後設計了多個封面，最後選定了一隻燃燒的蠟燭，讓明亮的燭光為那些寶貴的生命祈禱、安魂。
讓這本書為失去寶貴生命的億萬胎兒送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