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光緒兩朝，在京官當中，流行著一股講金石的風氣。引領這股風氣的，是潘祖蔭與翁同龢，其中「潘文勤尤篤好之」。這股風氣流行到什麼程度？那會兒還是小京官的端方，因為有人笑他不解「考古」，大受刺激，於是「憤而殫究」，開始收藏，終至「雄視四海」。
當時，講金石很起勁的，還有山東福山的王懿榮（1845-1900）。提到王懿榮，大家不一定熟悉，說起甲骨文，知道的人就多了。正是王懿榮，第一個辨認出甲骨文是商代的文字。他審定甲骨為殷商故物，也是大量收集、珍藏甲骨的第一人，開創了我國甲骨研究的先河，被譽為「甲骨之父」。
整天講金石，若沒有收藏，總不是那麼回事。收藏要大把真金白銀，這是古今往來的硬道理。潘、翁是貴公子，家世顯赫，本人又居堂官，買得起。王懿榮呢？囊中不是一般的羞澀。
他家倒是闊過一陣子。祖父王兆琛（1786-1853），嘉慶二十二年進士，辦過漕糧，官至山西巡撫。道光二十九年（1849）不幸獲罪，抄家發配。所以，到了父親王祖源手裡，並沒有多少家產。
王祖源從咸豐六年（1856）開始，任兵部主事，每年俸銀只有六十兩，何況因為「軍興」，還要減八折發放。包括王祖源在內的京官，一年中的主要收入是每月分得的十幾兩「印結」費，以及外官所饋贈的別敬、冰敬、炭敬。
王懿榮的仕宦生涯始於同治二年（1863），因岳父黃熙庭在知縣任內捐辦天津海防有功，部議給主事用，簽發戶部，實際就是戶部的候補主事。岳父把這個獎勵給了他。一般而言，候補官是沒有俸銀的。直到同治十年（1871），王懿榮才補上了實缺主事，開始領俸。
晚清的京官，生活相當清苦。當然，一年上百兩的銀子，從實際購買力來說，已經遠超一般人的生活費用水平。比如，李慈銘家的一個得力男僕，每月工資折銀約九錢五分，一年的收入才十兩多。京官的清苦，乃是由官場積習和生活方式決定的。
所謂的官場積習，包括給上級、老師送各種節禮，給各類僕從發放犒賞，吉慶弔喪隨的份子，上班的車馬、朝服費。這就花得差不多了。所謂的生活方式，包括宅邸要大，僕從要足，花酒要有，應酬要多。這就非典當、借貸不可了。
再看王家，一家老少，三代同堂，就這麼些收入。有時父子倆出門，無衣可換，甚至還要「易衣而出」。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
這樣的生活之下，本不宜有什麼像樣的嗜好。但是，王懿榮「篤好舊槧本書、古彞器、碑板、圖書之屬，佈署後必閱市」，除了金石碑版，還好古書。看到好的，就要買下。儘管飯桌之上「食不兼味」，廠肆揮霍卻「不少吝」。平心而論，這個嗜好比起住豪宅，喝花酒，買姬妾，好得太多了。
黃夫人的想法，估計和我差不多，所以很支持他：「此種物事，往往如曇花一現，撒手便去，移時不可復得。後來縱或有奇遇，未必即此類中之此種也」。買就買吧。
有時候，夫人還會施以援手。岳父畢竟任過實缺縣令，「一時稍裕」。雖說黃夫人「從未向母家書稱貸一字」，做父親的大概也知道，有這麼個女婿，女兒的日子過得不易，接濟總是有的。實在沒錢，夫人就把自己的衣服、首飾拿去典當。如果再想買東西，就非借外債不能辦了。
王懿榮雖然官不大，但憑藉著收藏和鑒別功夫，在京師的金石之友中的名氣不小，和潘祖蔭、盛昱、李慈銘等一班名士，走得很近。估計他心裏會想，這錢花得，值。
同治十一年（1872），父親補了四川龍安府知府的缺。知府每年有二千多兩的養廉銀子，可以接濟家中獨子了。不過，那會兒沒有微信，不能隨時轉賬，只有歲末年關，王懿榮才能接到父親匯來的一筆款子。平日的用度，古物的花銷，還需舉債維持。
光緒三年（1877），黃夫人離世。就在年底的一天，債臺高筑的王懿榮「在家口唱梆子戲，手摩兩病孩頭」，焦急地盼著父親的接濟。然而，就在這「貧病交加，窮至今日，可謂已極」的時候，他還在作「一旦錢來」，定將某書收入囊中之想，甚至還發著如果遇到銅器等等，「稍有一時不貧，一時家無病人，種種不饒」的壯語。
第二年開春，生活無著的王懿榮，帶著一雙子女，入蜀投父去了。
時隔兩載，光緒六年（1880），在經歷多次挫敗之後，三十六歲的王懿榮終於中了進士。朝考之後，授庶吉士，三年散館，授編修，做了清貴的翰林。
翰林雖然清貴，日子照樣難過。不妨以曾國藩為例。道光二十一年（1841），曾國藩三十歲，時任翰林院檢討，年俸四十五兩。他在家書中說：「男目下光景漸窘，恰有俸銀接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今年尚可勉強支持。至明年則更難籌劃。借錢之難，京城與家鄉相彷，但不勒追強逼耳。」
曾國藩家世務農，不比王懿榮還有個當官的父親。光緒八年（1882），王祖源由成都府知府升任四川成綿龍茂道，九年，署理四川按察使。養廉銀在增加，對獨子的接濟，想來也是不能少的。哀哀父母，何勞乃爾。
光緒十二年（1886），王祖源謝世。王懿榮寫信給表哥，對十來年的京官生涯做了個總結：「十六年窮京官，八百金大債主」。即使有父親的接濟，還是欠下了八百兩銀子的債。
債歸債，金石書畫還得買。「八百金」的數量自然也在穩步攀升。
這樣的日子，直到光緒十九年（1893），王懿榮派了河南鄉試的考差，才算捱到了頭。
對於窮翰林來說，最盼望的差事就是放個學政，或者充個考官，「閱三年得一考差，可供十年之用，得一學差，儉約者終身用之不盡。」據《春明夢錄》記載，出去充一任考官，收入「可得數千金」，如果做一任學政，「大省可三四萬金，小亦不過萬金而已」，確實可以支撐好些年了
外派考差，沿途所過，地方自然慇勤款待，少不了再送上一點「心意」。到了當地，父母官為了本地能多出幾個人才，免不了要一番打點。放榜之後，舉子們謁見座師，所奉的贄敬又是一筆收入。返京之前，地方督撫還要贈送一筆不菲的路費。這幾樣加起來，「數千金」肯定有。
還是看曾國藩。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國藩充任四川鄉試正考官。有人統計，他這一趟大約有六千兩銀子進賬。返京之後再寫家信，說是「身體發胖，精神甚好」，滿足之情溢於言表。
王懿榮這一趟出京，五六千兩銀子應該也是有的。舊債一掃而空不說，而且還有大把的銀子可供古物花銷。曾經的「八百金大債主」，翻身了。
第二年，光緒二十年（1894）的六月，王懿榮以翰林院侍讀學士署理國子監祭酒，二十一年五月實授。二十五年五月，再授國子監祭酒，至是「三為祭酒」。這裡面又有一大筆收入。
國子監是中央官學，祭酒是直接管學的官，年俸不多，只一百零五兩，但私底下還可拿到捐監的分成。捐監是清代中期以來的常捐。捐個監生，花費不多，可直接參加鄉試。所以，願意花這筆錢的人很不少。
據曾經在國子監裡待過的人回憶，捐監的監生，除了要向吏部交一筆銀子，領取一張「護照」外，還需要向國子監交錢，領取「監照」。一張監照，需銀一兩七錢。每積攢到二百八十兩，就算一個「字」，按照「千字文」來排序，平均每年收入約五百「字」上下。
算下來，國子監每年發放「監照」的收入，大約有十四萬兩。這十四萬兩銀子不用交解，由國子監上下攤分，祭酒每一「字」分得十兩，一年的收入約有五千兩銀子。王懿榮三任國子監祭酒，滿打滿算一萬五千兩，考慮到第一次是署理，可能拿不到實數，總在一萬兩左右。
這時的王懿榮，還有做了總督的妹夫張之洞適時「分潤」。比如，大概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末，張之洞匯來「三百兩，又二十兩」，光緒二十五年（1899）三月間，又匯上「五百金」。
在王懿榮，真正可以放開手腳，大買特買了。他的大宗收藏，大概就是從光緒十九年開始的。比如，就在他任河南鄉試考官之時，看到了《劉懷民墓誌》，不惜「以千金易石」。
可是，王懿榮的興趣也越發廣博，「凡書籍字畫，三代以來之銅器印章、泉貨殘石片瓦，無不珍藏而秘玩之」。再多的銀子，也抵不過層出不窮的各類「寶物」。
所以，王懿榮的生活還是不富裕。光緒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他在山東丁母憂，據說生活「奇窘」，可見其並無餘財。這也正常。因為即便是潘祖蔭，「身後也是一無所有，只無數破銅爛鐵」。
晚年的王懿榮寫過一首詩，感懷自己的際遇和生計：
廿年冷宦意蕭然，好古成魔力最堅。
隆福寺歸誇客夜，海王村愋典衣天。
從來養志方為孝，自古傾家不在錢。
墨癖書淫是吾病，旁人休笑米癲癲。
二十年來沒有做過權臣，是為「冷宦」，二十年來沒有停止收藏，是為「好古成魔」。為了愛好，一生困窘，幾至傾家蕩產。這正應了鄧石如的那句話，「有好都能累此生」。
這樣的生活，旁人難以理解。他們似乎也不需要旁人的理解。公事之暇，悠遊廠肆，青燈之下，摩挲金石，人生的樂趣，不正在此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