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琪和她的朋友觀選臺灣大選(知情者提供)
【看中國2016年01月30日訊】（看中國記者夏言採訪報導）臺灣大選1月16日塵埃落定。一如往年，許多香港政黨組團赴臺觀選，大陸民眾也不例外，關注臺灣的大選不輸給香港民眾。此外世界各國也都有人來到臺灣觀選，雖然彼此政治立場有別，但觀選後就臺灣民主發展比香港先進已經達成共識。美國匹茲堡文學雜誌sampsoniaway的專欄作家廖天琪女士，應邀參加了這次觀選，29日《看中國》記者就相關問題專訪了廖天琪女士，我們來聽聽她的看法。
記者：您有觀選這次的臺灣大選，是嗎？
廖天琪：我們是歐洲的一個小的團體，人數並不多。有一點特色的是我們團體裡面有一位德國的議員，他雖然退休了，但是他原來的地位比較高，他是國防部的副部長，他一直支持我們在歐洲的民運，所以這次他也在被邀之列。另外，還有一位日本的議員，他也是在議會裡面地位比較高的，也是剛剛退休，所以我們這個團稍微有一點國際性。
記者：您就相關問題寫了評論，您在評論中說，希望今天的臺灣是中國的明天，您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觸呢？
廖天琪：我是在臺灣長大的，我青年時代的感觸很深，那個時候蔣介石先生還沒有去世，作為年輕人我感覺到這種壓力，一種不自由的感覺。比如說我為我們的校刊寫文章投稿，因為寫的東西有點涉及政治和社會的議題，我那個時候是帶有批評性的，因此常常被退回來，他們也不說原因，這等於就是審查制度。
大家都知道，在蔣介石年代是一個威權政治，到了他去世後，蔣經國接任以後，臺灣雖然經濟已經起飛了，但是還是不屬於一個真正的自由的國家，還沒有民主制度。直到1987年，蔣經國去世前，對臺灣實施了非常重大的一個決定，取消了戒嚴時期的戒嚴法，同時實施了開放黨禁和報禁，這一巨大的歷史上的一步，使得臺灣很平和的很平穩的從一個威權政治進入到自由民主的體制。
那個時候我已經到了國外，這個過程我雖然沒有經歷過，但這麼多年過去，我發覺臺灣逐漸的從一個非常生硬的一個民主制度，過渡到一個成熟的一個議會制度，因為在90年代大家可能在媒體裡面閱讀到臺灣立法院裡面的議員打架，跳到桌子上，互相對罵等等，都成為一種笑話，但是現在回頭一看，我倒覺得這是一個必然的一個過程。
我今天再看臺灣，我認為不僅是政治方面成熟了，還有新聞自由也是到了一個可以跟長時間實施民主的西方社會來比美了，這一點讓人感到非常欣慰。同時，臺灣的普通民眾，他們這種意識的覺醒，也是讓人非常吃驚的。當然我沒有去南部，但在臺北這樣一個城市，你走在路上跟任何一個人，不管是出租車司機，或者是開店的人，或者是普通的學生，你跟他們談一談，他們每一個人都頭頭是道，都有一些對局勢的看法，對政治的看法，對政治的批評，對政治的不滿，他們都有自己的看法。
同時，我認為臺灣民眾的整個素質也有所提高，這麼多年過去，大家都相當的有教養，非常有禮貌，非常的客氣。你走到臺灣的街道，你會有一種很熟悉，又很舒服，又有人情味的感覺。我這個感覺比較深刻，因為我常年居住在國外，西方社會大家都知道，普遍很有禮貌也很客氣，言語有修養，這個在西方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我知道在中國大陸並不是這樣，我很少去中國大陸，因為這麼多年來，他們已經不讓我進去了。可是聽經常回大陸的朋友說，在這方面，大陸還是非常需要改進的，我只能說我到臺灣，有這麼多的感觸，一方面是在政治層面的，社會方面的，一方面是在普通人民的素養方面，我的感觸，確實是比較深的。
記者：剛才您也談到了，您觀察臺灣民眾的變化，在文章中，您說，在臺灣也解逅從香港來此觀察的大學師生，發覺香港和臺灣的年輕一代有著共同的憂患意識和危機感，他們的對立面就是強大的共產專制政體的中國，頭上頂著這一片重墨的烏雲，那麼您覺得臺灣民眾和大陸的民眾在思想和很多的一些方面有什麼不同？
廖天琪：臺灣和香港，因為地理位置的不同，所以有一些特別。香港直接接壤中國，你跨過深圳這條線就可以到中國。從法理上，香港現在已經是回歸中國了，它在行政和各方面跟中國是一體了。但是，香港這麼長時間是英國的殖民地，那麼，英國的法律和政治的行政的這套體系都曾在香港實施，所以香港從歷史到地理上，有它的特殊點，這個當然跟臺灣是不同的。
由於這個特殊的狀況，所以香港的年輕人，比如說從1997年到現在，也已經將近20年了，現在的20多歲，30多歲，即使他們不完全的親身體驗回歸之前和回歸之後的差別，但是他們也能夠從他們的父母輩感受到這個變化。
香港從回歸以後確實變化很大。在新聞自由尺度上，自我審查的這一方面，在學術教育方面，都有一些改變，一些變化。我們注意到中國大陸他們試圖進入到香港的教育體系，比方說在教科書方面，在教育方面他們試圖去影響香港原來的比較相對來說自由的園地。在中學、小學、大學方面，在聘用人員方面和其他的總體的教育體系方面，大陸事實上也是試圖去影響，這種等於是從各個方面開始收縮。
同時，中國大陸的人可以直接到香港去自由行，進進出出購買商品等等，香港人是感同身受的。這一步現在已經慢慢擴展到臺灣去了，我們也知道臺灣近些年來，從90年代的小三通，慢慢發展到現在的大三通，通郵、通航、通商等等。也就是說，臺灣的民眾感覺到中國大陸已經介入臺灣的政治、社會和各方面的生態裡面。不說別的，普通的民眾感覺到，大陸來臺灣的旅遊客很多，他們觀察到大陸來的遊客，他們的言行，還有他們的各種表現，他們覺得很陌生，跟臺灣不一樣，有一些不大好的習慣和這種做法，也讓臺灣的民眾感到隔閡是蠻大的。
還有更高層面的，政治層面的兩岸的貿易，商貿方面，簽訂的一些協議，特別是年輕一代，他們有危機感。
他們認為這雖然只是商業上的一些合約、協議，事實上對於臺灣造成一種威脅，他們有比較重的危機感。簡單的說來，就是臺灣的知識界和民眾，他們認為，由於兩岸的經貿的往來過於頻繁，還有各種協議的簽訂，使得臺灣的經濟過分依賴中國大陸，這就形成一種危機，所以不少人認為，中國大陸不用一兵一卒，不用飛彈導彈來威脅臺灣，來用其他的方法，就可以使臺灣社會形成一種恐慌和不安甚至與紊亂。這種推斷一點都不過分，至少對臺灣來說，事實上兩岸現在的這個政治和經貿方面的來往所形成的一種威脅。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臺灣的人才外流，不少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甚至與高中畢業的，他們到中國大陸去求學讀書，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去大陸求職，這是一種人才外流的現象，這種現象實際上越來越加深整個的這些變化，使得臺灣的危機感越來越重。這種危機感的爆發就是2014年春季的太陽花運動。
那次的運動事實上是臺灣的社會，等於說進行一種反思，我不願意評價那一次的運動是好還是壞，因為不能夠用這種簡單的詞語來定性。但是，整個的運動反映了社會裡面有一種不安的感覺，對於兩岸的交流，兩岸的關係提出了一種質疑。當然他們用的方法是一種學生的運動去佔領整個的立法院，一個非常極端的一種手段，但是，整個的運動使得臺灣社會的人，朝野人士都進行反思，當時主政的國民黨，他們的反思顯然不夠，所以埋下了後來反對黨，民進黨和第三勢力，為他們種下了一個發展的機會。
我們看到這一次大選的第三勢力，就是一個完全新的由年輕人組成的政黨，他們居然在一年之間，跨過5%的門檻，直接進入議會，現在取得了5個議席，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轉變。
我們可以看到，臺灣社會裡面的這種活力，這種自我更新的活力，這是香港的年輕人一定感覺到非常羨慕的，因為在香港沒有這樣的機制，他們有他們的立法院，而中國北京政府事實上有非常強大的力量去控制其中的一部分的名額。我相信這一次到臺灣去觀選的香港的年輕學生和老師們心裏一定很感嘆，覺得臺灣是多麼幸運，因為臺灣人甚至於非常年輕的人，他們可以表達他們的政治訴求，同時訴諸行動，並能夠得到實現。
記者：這一不同，跟臺灣和大陸的本質，體制是否有關聯呢？
廖天琪：是，這是直接關聯的。
臺灣、中國大陸和香港，是兩岸三地，他們的本質上，當然是有不同的，所謂的本質，我們是從政治層面來說，大家都很清楚，用比較俗的話來說中國大陸現在還是挂羊頭賣狗肉，因為他們事實上走的是一種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家經常用國家的權利介入整個的經濟制度，整個的經濟體系。在西方資本主義就是市場經濟，由市場的去向決定，什麼時候投資，什麼時候生產，生產多少，怎麼樣分配市場，還有勞資之間的關係，他們都有一定的自然形成的一種調節機制。而在中國，這種天然的調節機制是不允許被存在的。
比如說勞資之間不能坐下來對談的，對談國家可以用行政的權利來干預。比如說工人不滿意，我們常常看到爆發很多的這種抗議，並不是說勞工抗議他們的工資太低，或者是工作環境不好，但是馬上（中共）就派軍警去鎮壓了，沒有真正的對談的這種機制，事實上是非常荒謬的，由國家直接介入，用他的行政權力來干預。
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想普通的民眾，如果社會上出現各種不公平的情況，媒體可以報導。中國大陸又沒有新聞自由，它受國家的限制，可以在社會公正這一塊發揮作用的新聞自由是缺乏的。
在西方社會有這個社會公共的空間，大家可以進行討論，不好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腐敗的事情，或者是不正義的事情，大家都可以發表意見，媒體會站出來揭露這些事情。但是這麼重要的一塊空間，在中國的社會裡面是缺乏的。
那麼就產生很多很多的問題，現在中國老百姓也不是這麼乖了，我們常常說有一些所謂的刁民，但是他們不是真正的刁民，他們是普通的民眾，因為看不慣有不公平的事情出現，他們就走向街頭。你把我的房子拆了也不給好好的賠償，你在我的農田前面建立一個化學工廠，每天排這種污染的水，污染土地，污染我們的空氣，那麼我們當然要站出來抗議，所以中國有不斷的大規模的民眾抗議的運動。
這種情況，當然在香港和臺灣是不大會出現，因為在出現這樣的危機之前，已經有其他的機制來限制它，比如媒體會報導，比如在臺灣這些工廠的建立，媒體已經報導了，民眾已經開始抗議了，然後社會開始討論了，它有各種各樣的機制去協調，事實上這都是非常健康的閥。我們說機器上的閥門，它可以先排放一些氣，讓它壓力不會這麼大，不會一下子就爆炸起來，中國政府自己就把所有這些閥門都關閉了，所有可以調節的機制都被它堵住了，所以就形成您剛才問我說，這個兩岸三地，香港大陸和臺灣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
其實本質上並沒有不同，我們都是同文同種的人，我們都有同樣悠久的中華文化和歷史，還有語言，我們是一樣的，但是為什麼現在越走越遠，為什麼我們發掘本質上都不一樣了，是因為這個體製造成的。
在中國大陸，人性善的一面沒有辦法發揮，而使惡的這一面極度的發揮，比如舉一個最小的例子，常常有人說一個老人倒在路上，或者一個人受傷倒在路上，你千萬別去幫助他，你一幫助他，他馬上就抓住你說是你把他撞倒的，是你害了他的，你的好心得不到好報，你經過幾次這樣的，你說人心的善怎麼能夠發揮呢。
這種情況在其他的地方，在臺灣的社會是絕對不可思議的，任何時候，你碰到困難，你走在路上，哪怕問個路，大家都會非常友好的來幫助你，不要說你突然發了疾病倒在路上，一定馬上有一大堆人來幫助你。但是這要在中國就完全不同了。
我要說的就是說，如果一個制度它是不好的，它能夠把人性裡面的惡極度的發揮出來，引導出來，而把人性裡面的善、寬容，還有善良還有愛心都壓制下去，所以我很擔心，大陸和臺灣在某些方面會越走越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