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6年02月18日訊】人的腦細胞必需受到信號刺激才會增加分枝加強互連而更靈活；因此，我們對於幼兒應盡早實施教育。當然，這教育並不是強制灌輸超出幼兒能夠接受的程度的或不易使幼兒產生興趣的內容。根據許多國家的成功經驗，播送優美柔曼的音樂是很好的辦法。甚至有人主張孕婦常聽音樂來實施胎教。在當今家用電器普及的社會條件下，這是不難做到的。第二步可行的辦法是成年人儘可能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包括優化家庭條件暨利用社會公共文化教育設施，從學習語言和文字開始培養少年兒童的語言能力，以便通過學習不同科目的基礎知識並輔以課外閱讀來開闊眼界，增廣思維必需憑藉的素材。這樣就能使兒童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初步創造力（例如以竹代馬作玩具）的同時向今後貢獻於社會的創造發明能力轉化。在這一轉化過程中，在課內外作業與在考試中解答習題，以及寫作，都是能夠促進思維能力的。這方麵條件的提供不僅關聯於家長與教師的努力，而且受制於國家的教育方針。
以往中國大陸泛政治化的語文教育，少年人的作文課往往用為黨和政府歌功頌德來命題，不良社會現實與題旨的矛盾使學生難以闡述，甚至被潛移默化地養成了說謊騙人的惡習。筆者的恩師陳冠球先生在不得不敷衍官方規定的政治化教學大綱的同時，不時穿插一些切近學生生活經驗而不需說假話的作文題目，例如《我的愛好》，《我所尊敬的一個人》之類。他還適當介紹了審題，立意，起承轉合等傳統作文訓練行之有效的內容，使學生大為獲益。中國大陸1960年代初的升學高考作文題《說不怕鬼》的評分標準是看考生能否把在臺灣堅持自由體制的國民政府，以美國為首的民主（中共誣之為「反動」）國家，以及已經開展批判斯大林極權暴政（中共稱這一批判是「背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赫魯曉夫領導的前蘇聯政府比作惡鬼，厲鬼，狡詐魔鬼而加以痛斥。另一年的考題《雨後》便較有伸縮性。陳老師參與了這兩次升學考試作文卷子的閱卷評分，他發現《說不怕鬼》的佳作極少，而《雨後》的佳作數量便增加了許多。
由於大陸當局照搬前蘇聯鞏固政權的經驗，把大部分資源用於發展軍事工業，而對教育的投資甚少，大多數非重點的中小學的圖書館藏書都不多，甚至沒有圖書館，在偏遠郊縣尤其如此。前蘇聯也曾有過類似情況，但採用了一個補救辦法就是把大型旅遊轎車改裝成流動圖書館，定期送書下鄉供民眾借閱。所以，前蘇聯的農家子弟考上大學的比例便高於中國大陸。中共仿照了蘇俄許多統治方法，卻沒有學習以上舉例的流動圖書館這一做法，並非當局不知道蘇俄的經驗，而是毛澤東權力集團不願把資材像那樣使用，同樣是專制體制，毛澤東體制更是等而下之。正因為教育狀況的差別，中俄兩國在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改革中，俄羅斯民眾關心政治的所作所為，以及當局的變革措施，都遠超過中國大陸，儘管往昔專制的遺毒至今尚未肅清。
除了文化教育條件外，兒童的大腦發育還取決於營養條件。在當今中國大陸含毒食品充斥，和民眾並非普遍富裕，以及缺乏飲食科學知識的狀況下，不良飲食內容與習慣也不利於腦的保健，從而損害了以思維能力為基礎的創造發明能力。
中華民族在古代起源時併吞了幾十個少數民族，因此中國人的基因豐富符合優生原理。試看中國人如果處在在與其他民族相同或類似的社會條件下，成就多半超過其他民族的人這一國際社會公認的事實，我們更領悟到一些中國知識份子企圖走早在上一世紀已被實踐證明是杯水車薪的純學術救國道路是行不通的，躲避自己在政治層面應有的社會責任是不明智和自私的。因此，我們討論中國的文化和教育問題便必須涉及政治因素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關於兒童智力發展向創造發明能力轉化這一論題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