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中國學生和青年的反日風潮中，歷史教科書是一個重要問題。中國人說日本歷史教科書篡改侵華歷史和掩蓋南京大屠殺的真相，所以他們要抗議。但很多中國青年並不知道，日本是一個自由民主國家，歷史教科書並沒有一個官方審定的標準。
引起中國人抗議的日本教科書是由扶桑出版社發行的，是一家之言，影響並不像中國人以為的那麼大。日本出版歷史教科書的還有東京書籍、大阪書籍、教育出版社、帝國書院、日本書籍、清水書院和日本文教出版社等等，它們的歷史教科書對日本侵華歷史都有嚴厲的譴責。相比之下，中國的歷史教科書都是官方審定的，即使由不同的出版社發行，不但在歷史觀點和歷史評價上，而且在歷史事實的取捨上都是統一的。
例如你看不到反右運動、三年大飢荒、文化大革命、鎮壓「六四」的真相和法輪功真相，只有中共一貫光榮偉大正確的陳詞濫調。在這種歷史教育下成長起來的青年，很容易以為這就是一個國家向學生介紹自己歷史的方式：一個聲音、一個觀點、一個故事，而不容易想到或不容易相信一個國家的歷史教科書可以完全有不同的版本，更可以和官方唱對臺戲。中國和日本的這種區別，就是自由社會和專制社會的不同。
由中日曆史教科書對待本國歷史的不同態度，我不由得想起了美國的歷史教科書。和日本一樣，美國編寫歷史教科書也是自由的，但這種自由不包括公開和隱諱地宣傳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不包括為一些已經被人類社會所一致唾棄的制度和意識形態所辯護的觀點，例如奴隸制、童工制和性別歧視等等，公然的剝削、奴役和侵略也是受批判的。總之，在處理一些和人類普遍道德準則相衝突的歷史事件上，美國歷史教科書的評價是相同的，但並不是為了和官方保持一致。
和中國歷史教科書相比，美國很多歷史教科書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對本國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對外政策的批判。例如，我手頭有一本著名教科書出版社休頓.米夫林供大學生使用的美國歷史教科書《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這是一本被廣泛使用的教科書，已經發行到的第七版，是2005年印刷的。我隨便翻到一頁，介紹的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冷戰中的作用。
我們中國人都知道，中央情報局是美國聯邦政府對外情報和間諜活動的中心，不管外國人怎麼看，這樣一個機構在美國政府和官方宣傳中的使命是捍衛美國國家安全，和形形色色破壞美國利益的國家和集團作鬥爭。這種使命的性質決定了它工作中難免會有失誤，難免會使用種種不光彩的甚至是不可告人的手段，和每個國家的情報機構一樣。但總體而言，用中共話來說，它應該是「共和國衛士」，是「熱血鑄就」的「金色盾牌」，那些失誤和不光彩的東西都是次要的，是可以理解的。
但這本教科書在「作為外交政策工具的中央情報局」的小標題下是這樣介紹這個「共和國衛士」的：
「中央情報局向外國領導人(例如約旦國王海珊)提供金錢報酬，資助外國工會、報紙和政黨，通過一個叫‘假信息’的部門故意向報界提供假新聞，它還向外國軍事官員提供扑滅革命運動的訓練。它僱用美國記者和教授用職業為掩護來為它服務；它秘密資助美國全國學生協會發展和外國學生領導人的關係；它利用商業界人士作為它的外圍成員；它在當事人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在一些美國人身上試驗‘心靈控制’的藥物。中央情報局還策劃了很多秘密行動，包括暗殺，來顛覆第三世界國家的政府。中央情報局在1953年顛覆了伊朗政府，19554年推翻了瓜地馬拉政府，1958年在印度尼西亞發動了未遂政變，1961年還企圖推翻古巴政府。」
對中央情報局的這種描寫和概括，完全可以放在任何一個國家──尤其是那些反對美國的國家──的歷史教科書中，頂多罪狀再羅列得多一些，語氣再嚴厲一些。但我們可以肯定，絕大多數反美的國家，決不會允許它們自己的歷史教科書對本國的情報機構作如此的描寫。在中國，對於過去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和今天的國家安全部，歷史學者不要說這樣寫，就連這樣想都不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