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媒從來都是姓黨，難怪歷史不堪回首(圖)

姓黨的黨媒之一：央視（網路圖片）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看中國2016年03月02日訊】前些天，各大新聞媒體都在報導習近平2月19日視察「三大黨媒」：新華社、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臺的新聞。報導說：他在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就黨媒性質發表了重要講話。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其實，對於從毛澤東時代走過來的一代人，億萬中國人從來都知道黨媒姓黨，是黨的喉舌。記得，在10年文革時，我們曾反覆學過《毛澤東選集》，學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最為人熟知的語錄就是：「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文藝是從屬政治的」，「文藝是整個革命事業的齒輪和螺絲釘」，「革命的思想鬥爭和藝術鬥爭，必須服從於政治的鬥爭」。

毛的新聞思想也強調：「黨主辦和領導的報刊、通訊社、廣播電臺等是黨的宣傳工具，是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它的任務是宣傳黨的政策，貫徹黨的政策，反映黨的工作，反映群眾的生活；它的作用是使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工作任務、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廣泛地同群眾見面，目的是團結、教育、組織群眾，實現人民群眾自己的利益（見《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

我們一代人，正是受到這種「文藝是從屬政治的」，「黨主辦和領導的報刊、通訊社、廣播電臺等是黨的宣傳工具，是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思想的灌輸長大的。不過我想問的是，如果今天我們真要繼承毛澤東的新聞觀，它的後果會是什麼呢？因為「黨媒姓黨」是毛澤東的首創，正是這一新聞觀，曾導致共和國27年的人道災難，至今都令人不堪回首。不信，讓我們共同來回首一下吧。

毛澤東痛斥梁漱溟的「九天九地」說所導致的惡果

1953年9月8日，梁漱溟在全國政協常委會舉行第49次擴大會議，憑幾十年「鄉村建設」之經驗，對「農民問題或鄉村問題」登臺發言，他指出：「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你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一問題，望政府引起重視。」

結果這一真誠率直的發言，竟觸怒了毛澤東。12日午後，中央人民政府召開會議，毛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有小仁政，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瞭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是工農聯盟，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隨後，《人民日報》發出黨的聲音，1955年5月11日，發表著名哲學家馮友蘭《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觀和「村治」理論》一文，對梁漱溟從文化、哲學等角度進行了全面批判，並堅持對農民強征強購，統購統銷的政策。

聽不得黨外不同意見，毛與梁之爭其後果是什麼呢？其中之一：是1954年廣西幾個縣因統購統銷政策執行中估產過高、徵購糧過多，從而導致餓死人事件（參考《地方志中的五十年代廣西餓死人事件》。如靈川縣，1955年夏，「因上年糧食隨征帶購數量過大，造成一些農民缺糧。全縣（含靈川）有13753人流入城市行乞，22436人浮腫，610人非正常死亡」（《臨桂縣誌》第二十二篇第一章第三節）。像這樣早在1955年就開始餓死人的真歷史，

黨報黨刊是絕對熟視無睹，避而不談的，它們除了當傳聲筒，就是歌功頌德。（《炎黃春秋》2014年6期）

此後，中共八大又制定出雄心勃勃的社會主義建設計畫，但中國卻進入一個多事之秋。

在土改運動中得到土地，又在合作化運動中失去土地、失去糧食的農民，不滿合作化運動、統購統銷讓他們更加貧窮，開始組織起來鬧退社。據範守信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的前前後後》一文中記述：在農村，不少地方發生了農民鬧社事件。

1956年12月，廣東省反映：各地不斷發生合作社社員鬧退社的事情。據不完全統計，退社戶數已達7萬多戶，佔入社總戶數的1%。已垮掉102個社。正在鬧退社的還有127000餘戶，約佔入社總農戶的2%。在個別地區社員退社曾發展為群眾性的風潮，出現了搶割稻穀，搶分糧食，拉回耕牛，強種原來自己的耕地的混亂局面，並不時發生圍攻，毆打區、鄉、社幹部的事件。

1957年3月，河南省反映：去冬以來，在臨汝、永城、夏邑、新鄉等13個縣發生了社員鬧社、退社和鬧糧事件，毆打幹部66人，拉走牲畜4966頭，搶分社內糧食125000斤，種子24000斤，飼料25000斤。

5月，江蘇省反映：去冬今春以來，仙遊縣33個鄉鎮中有29個鄉鎮發生了鬧退社、鬧分社和毆打幹部，哄鬧政府的事件。全縣302個合作社中，完全垮臺的116個，部分垮臺的為55個，入社農戶由農戶的91%下降為19%，被打幹部107人，社幹部家被搜查者403戶。在寧波地區，已退社的佔入社農戶的5%，想退社的達到20%。全省共發生請願、毆打、哄鬧事件1100起。

上述情況，在遼寧、安徽、江西、江蘇、四川、湖北、陝西等省農村也有發生。

正是毛髮動的大規模的國進民退的合作化運動，給農民帶來了新的苦難，農民由此產生了普遍的怨憤和反抗。

這一年，中國的城市經濟建設，在毛不斷要求超速實現工業化，反右傾保守中也出現了嚴峻形勢。工業、重工業的大上快上，引起鋼材、水泥、木材等各類建材嚴重不足，為解決工業化的急需，不得不過多地動用國家物資儲備，擠佔其它經濟建設所需物資，結果國民經濟各領域的不平衡，造成工業建設的緊張局面。

工廠的工人開始罷工、請願：

全國總工會反映：1956年一年中不完全統計，工人罷工事件29起，請願事件57起，共86起。其中，第一季度為6起，第二季度為19起，第三季度為20起，第四季度為41起。罷工請願的人數，每一起一般為十多人至數十人，多者一、二百人，甚至上千人。

而知識份子，在雙百方針提出後，也批評聲四起。

對發生在城鄉的鬧社鬧事風潮，毛澤東稱為「生產力暴動」。但這一年，不僅僅是農村的農民、工廠的工人，連學校的師生、退伍的軍人都加入了請願鬧事的行列。

據團中央1957年3月統計：1956年10月以來，在高等院校，中等專業學校發生學生罷課請願事件30起，參加和波及的人數約1萬人左右。

1956年以來，在山東、遼寧、江西、陝西、甘肅、福建、浙江等地，還發生了復員軍人請願鬧事事件。

黨媒下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打出317萬右派份子

面對一個多事之秋，知識份子批評聲四起。對此，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5月1日，《人民日報》又公布《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5月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為什麼要整風》。隨後，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座談會，請他們幫助黨整風。但當民主黨派人士針對建國初歷次政治的、經濟的運動提出批評後，毛澤東又無法接受。

1957年6月8日，毛澤東變臉，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隨後，《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社論針對有人寫匿名信恐嚇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一事說：「我們所以認為這封恐嚇信是當前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因為這封信的確是對於廣大人民的一個警告，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這封信告訴我們：國內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是階級鬥爭並沒有熄滅，在思想戰線上尤其是如此。」

6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有積極的批評，也要有正確的反批評》。6月10日，又發表《工人說話了》一文。要求各省市級機關、高等學校、各級黨報和工人階級都要積極準備反擊右派份子的進攻。指出「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

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編輯部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指責上海《文匯報》和北京《光明日報》「這兩個報紙在一個時間內利用‘百家爭鳴’這個口號和共產黨的整風運動，發表了大量表現資產階級觀點而並不準備批判的文章和煽動性的報導」，「變成了資產階級報紙的方向」。

7月1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毛澤東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

自此，一場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在全國展開。

9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為什麼說資產階級是反動的》，指出：「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反動派」。

一場反右運動下來，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擴大會議上宣布的反右成果顯示：在這場大規模反右運動中定性為右派份子的317.8萬人，定性為右派集團的22071個，定性為反黨集團的4127個。運動之後，這些右派反黨分子大都被下放到了新疆塔里木勞改農場、青海西寧勞改農場、甘肅酒泉的夾邊溝、蘭州勞改農場、黑龍江北大荒勞改農場、四川小涼山的峨邊縣沙坪勞改營……

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中共中央根據55號文件又對右派進行了「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錯劃率為99.998%。

事實上，1957年全國有317萬人被打成右派份子，1978年，全國為55萬人摘掉右派帽子。這意味著，在「反右運動」過程中，全國有262萬人神秘消失。

反右運動的結果是，毛澤東在消滅了所有敢講真話的人後，恣意妄為的發動了帶有烏托邦臆想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而在這場運動中，黨媒《人民日報》又充當了急先鋒。

黨媒下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大法寶」導致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飢荒

1957年11月14至16日，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出席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在莫斯科舉行的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作了發言。發言中，他提出中國在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時間，在鋼和其它主要工業產品上趕上或超過英國的口號。

12月2至12日，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開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詞。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李富春作了《關於我國第一個五年計畫的成就和今後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方針》的報告，根據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的「趕上或超過英國」的講話精神，提出要在「十五年後把我國的工業從現在遠遠落後於英國的狀況改變為趕上或者超過英國的狀況。」

12月20日，周恩來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世界形勢和整風任務》的講話時，也提出要在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工業水平。

就在中共中央領導不斷的號召下，1958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乘風破浪》，號召億萬中國人用15年至30年時間超英趕美，「乘壓倒西風的東風前進，乘壓倒右派、壓倒官僚主義、壓倒保守思想的共產主義風前進！」

2月3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鼓足幹勁，力爭上游》。號召「打破一切右傾保守思想，力爭上游，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提出「苦戰三年」的口號。

6月1日，《紅旗》雜誌創刊，創刊號發表了毛澤東的《介紹一個合作社》。鼓吹，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

7月1日，《紅旗》雜誌第三期《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一文中，開始出現「人民公社」的提法。說：「把一個合作社變成為一個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的基層組織單位，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

7月16日，《紅旗》雜誌第四期《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一文說：「毛澤東同志說，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為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層單位。’」

10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全國農村基本公社化》。

10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同志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一文。

10月15日至21日，全國各地開展「鋼鐵高產周」，報上說，一週共生產鋼四十三萬七千噸，鐵一百七十六萬噸。為此，《人民日報》於10月20日和10月26日分別發表社論《群眾威力無窮》和《「鋼鐵高產周」勝利以後》。

不僅如此，這一時期的《人民日報》，還不斷「放高產衛星」，如《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福建海星社創花生畝產一萬零五百多斤記錄》等不實浮誇的報導。

1960年1月，《紅旗》雜誌第一期發表李富春的《迎接一九六O年的新躍進》。

4月至6月，全國有的地方開始發生飢荒。

4月27日，在全國民兵代表會議閉幕會上，林彪說：「1958年以來，在黨的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連續實現了生產大躍進，全國到處呈現著一片繁榮、興旺的景象。」又說，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三大法寶」。

那三年，正是在黨報黨刊的宣傳和鼓動下，億萬中國人都瘋狂地投入到「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中，結果導致1960年、1961年餓死幾千萬人之惡果。然而，在慘不忍睹的大飢荒出現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再也不發聲了。

黨媒鼓動下的文化大革命導致十年動亂，2000萬人非正常死亡

1965年9月1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時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

10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提出：「要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為綱，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不斷擴大社會主義陣地，把革命進行到底。」

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江青指示張春橋、姚文元等寫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說吳晗的《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影響很大，流毒很廣。」並說「只要用階級分析觀點認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現實的歷史的階級鬥爭的深刻教訓。」

11月29日，《解放軍報》、《北京日報》轉載姚文元等寫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此後《人民日報》及全國各地報刊也離陸續轉載了這篇文章。

12月1日，毛澤東在杭州同陳伯達等的談話中說「《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還說「《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

1966年1月18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閉幕，肖華關於《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執行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的報告。傳達了林彪提出的「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繼續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會議還號召全軍指戰員加強戰備，隨時準備粉碎美帝侵略。

1月25日，《解放軍報》刊登了林彪的話：「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

2月2日至20日，江青受林彪委託，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說建國以來文藝界存在著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這條黑線專了我們十七的政，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該是我們去專他們政的時候了！」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開會，毛澤東在會講：「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份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許多文化部門被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掌握著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剪伯讚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

3月24日，《紅旗》雜誌第四期發表戚本禹的《剪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

4月18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提出：「文化這個陣地，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必然去佔領，這是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搞不好就會出現修正主義」，號召徹底進行「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

4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田星的文章《破除對‘三十年代’電影的迷信》。

5月4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社論說：「在意識形態領域裡誰戰勝誰的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又說：「這些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現象，是和國際上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反華大合唱相呼應的，是和國內被推翻了的反動階級的復辟活動一鼻孔出氣的，是和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反黨活動相配合的。」

5月8日，江青化名高炬在《解放軍報》發表《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的文章。關鋒化名何明在《光明日報》發表《擦亮眼睛，識別真假》。兩文誣陷鄧拓、吳晗、廖沫沙利用《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作為「反黨工具」，並指責《前線》、《北京日報》四月十六日編者按，矛頭直指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

5月10日，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發表姚文元文章《評「三家村」》。全國各地報刊立即予以轉載。姚文元誣陷鄧拓、吳晗、廖沫沙為「三家村」「這個黑店是資本主義復辟的一個重要巢穴。」提出要「徹底挖掉‘三家村’最深的根子。」「不管多麼有名、多麼有地位，是受什麼人指使，受到什麼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部揭露出來，批判他們，踏倒他們。」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銷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二月提綱》，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政治局常委之下。「文化革命小組」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康生為顧問，張春橋、王任重為副組長，成員有姚文元、關鋒、王力、戚本禹等。《五·一六通知》指責《二月提綱》「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為資本主義復闢作輿論準備。」「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通知》號召「全黨必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又指出「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他們現在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五·一六通知》附上康生寫的「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及《二月提綱》，併發到縣、團級以上黨委討論。《五·一六通知》的通過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成立，標誌著「左」傾路線在黨中央佔據了統治地位，並完成了組織準備。

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在康生的指使下，在北大食堂張貼出全國第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大字報說：「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毛澤東「稱讚」這張大字報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並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全世界廣播了這張大字報。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號召：「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鼓吹「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因此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無論有怎樣千頭萬緒的事，都永遠不要忘記政權，不要忘記方向，不要失掉中心。」

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說「你是真贊成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假贊成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必然要在怎樣對待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並在第一版以醒目標題刊登了《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並全文發表了這張大字報。同時發表了王力關鋒、王力、曹軼歐所寫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聲稱「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洶湧澎湃，妄圖阻擋這個潮流的小丑們，他們是難逃滅頂之災的。」

這天，清華附中貼出了署名為「紅衛兵」的大字報，紅衛兵組織第一次公開亮相。

6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

6月6日，《解放軍報》發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傳要點》文章。《人民日報》同日轉載「宣傳要點」並加了編者按，號召一定要遵照黨中央、中央軍委和林彪的指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我們要唸唸不忘階級鬥爭，唸唸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唸唸不忘突出無產階級政治。」

6月16日，《人民日報》公布了南京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匡亞明所謂殘酷鎮壓革命學生的「反革命事件」，並為此發表社論《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提出「斗臭、鬥垮、斗倒」的口號，煽動殘酷鬥爭。

8月1日，毛澤東發表《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稱讚他們的行動「你們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份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

在毛澤東的熱烈支持下，紅衛兵運動迅速在全國開展起來，文化大革命也隨之演變成一個接一個恐怖暴力的大屠殺運動：紅衛兵運動中的大屠殺、北京大興縣大屠殺、全面奪權運動中的大屠殺、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的大屠殺、一打三反運動中的大屠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中的大屠殺、湖南道縣、江永大屠殺、內蒙古揪鬥「內人黨」運動中的大屠殺、新疆大屠殺、廣西大屠殺及人吃人的紅色恐怖……

在長達10年的文革中，致死人數究竟有多少，據有關史料記述：文革期間，國家各職能部門都處於不同程度的混亂狀態，真實的死亡數據難於統計。……1980年8月21日，世界著名的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在採訪鄧小平時問：「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鄧小平回答說：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數字，永遠也統計不了。因為死的原因各種各樣，中國又是那樣廣闊，總之，人死了很多。鄧還舉了一個經典冤案：雲南省委書記趙建民被指定為叛徒、國民黨特務，不僅其一人被抓，而且牽連138萬人，打死17000多人，打殘6萬多人，僅昆明地區就打死1493人，打殘9661人。

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合編的《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給出的文革有關數字則是：「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官方的統計數字是：「總的估計，因大量冤假錯案受到誣陷、迫害和株連的達到1億人以上（佔全國總人數的九分之一）」。

據馬立誠、凌志軍在《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一書中記述：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中說：文革期間，全國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文化大革命還導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

作家秦牧這樣評述文革：「這真是空前的浩劫，幾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公開進行！」

重溫那個不堪回首的毛時代，一個接一個的人道災難，哪一次不是《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這些姓黨的黨報黨刊，因為要絕對體現黨的意志、反映黨的主張，維護黨中央權威、在增強看齊意識中，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從而導致的巨大的人道災難。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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