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拆毀的北京古城牆。（網路圖片）
1958年9月，《北京市總體規劃說明（草稿）》有這樣的表述：「故宮要著手改建。」
《規劃說明》具體提出：「把天安門廣場、故宮、中山公園、文化宮、景山、北海、什剎海、積水潭、前三門護城河等地組織起來、拆除部分房屋，擴大綠地面積，使成為市中心的一個大花園，在節日作為百萬群眾盡情歡樂的地方。」
1959年北京市城市建設委員會提出，可以保護「天安門以及故宮裡的一些建築物」，「故宮要改建成一個群眾性的文體、休憩場所」。
此前，毛澤東1958年1月在南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北京、開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濟南、長沙的城牆拆了很好，北京、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
毛澤東是兩次提到張奚若時說這番話的。1957年5月1日，毛澤東征求政治學家、教育部部長張奚若對工作的意見，張奚若即把平日感覺歸納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
「‘好大喜功’，看什麼大，什麼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難道好小？」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說，「中國這樣大的革命，這樣大的合作社，這樣大的整風，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難道喜過？‘急功近利’，不要功，難道要過？不要對人民有利，難道要有害？‘輕視過去’，輕視小腳，輕視辮子，難道不好？」
毛澤東定下調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拆除城牆，北京應當向天津和上海看齊。」
1958年4月14日，周恩來致信中共中央，傳達國務院常務會議精神，提出「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今後幾年內應當徹底改變北京市的都市面貌」。此後，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個十年左右完成舊城改建的計畫，「故宮要著手改建」隨即提出。
陶宗震，當年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的建築師，向我回憶起當時一位局領導的發言：「他說，為什麼不能超過古代？天安門可以拆了建國務院大樓，給封建落後的東西以有力一擊！」
改建方案開始制定，時任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技術室主任的趙冬日被令操刀，他生前向我回憶道：「1958年以前有改造故宮這麼一說，這東西不用落實，是劉少奇提出的。當時叫我做過方案，我也就瞎畫了一下，誰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我估計他也是隨便一說。」
「當時彭真說，故宮是給皇帝老子蓋的，能否改為中央政府辦公樓？你們有沒有想過？技術人員隨便畫了幾筆，沒正經當回事。‘文革’期間，把這事翻出來了，有人說你們要給劉少奇蓋宮殿。其實，彭真說的話，實際是主席說的話。」時任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副局長的周永源，生前向我作了這樣的說明。
毛澤東：「拆除城牆，北京應當向天津和上海看齊。」
1958年9月，《北京市總體規劃說明（草稿）》有這樣的表述：「故宮要著手改建。」
《規劃說明》具體提出：「把天安門廣場、故宮、中山公園、文化宮、景山、北海、什剎海、積水潭、前三門護城河等地組織起來、拆除部分房屋，擴大綠地面積，使成為市中心的一個大花園，在節日作為百萬群眾盡情歡樂的地方。」
1959年北京市城市建設委員會提出，可以保護「天安門以及故宮裡的一些建築物」，「故宮要改建成一個群眾性的文體、休憩場所」。
此前，毛澤東1958年1月在南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北京、開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濟南、長沙的城牆拆了很好，北京、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
毛澤東是兩次提到張奚若時說這番話的。1957年5月1日，毛澤東征求政治學家、教育部部長張奚若對工作的意見，張奚若即把平日感覺歸納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
「‘好大喜功’，看什麼大，什麼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難道好小？」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說，「中國這樣大的革命，這樣大的合作社，這樣大的整風，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難道喜過？‘急功近利’，不要功，難道要過？不要對人民有利，難道要有害？‘輕視過去’，輕視小腳，輕視辮子，難道不好？」
毛澤東定下調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拆除城牆，北京應當向天津和上海看齊。」
1958年4月14日，周恩來致信中共中央，傳達國務院常務會議精神，提出「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今後幾年內應當徹底改變北京市的都市面貌」。此後，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個十年左右完成舊城改建的計畫，「故宮要著手改建」隨即提出。
陶宗震，當年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的建築師，曾回憶起當時一位局領導的發言：「他說，為什麼不能超過古代？天安門可以拆了建國務院大樓，給封建落後的東西以有力一擊！」
改建方案開始制定，時任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技術室主任的趙冬日被令操刀，他生前回憶道：「1958年以前有改造故宮這麼一說，這東西不用落實，是劉少奇提出的。當時叫我做過方案，我也就瞎畫了一下，誰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我估計他也是隨便一說。」
時任北京市城市規劃管理局副局長的周永源，生前曾說：「當時彭真說，故宮是給皇帝老子蓋的，能否改為中央政府辦公樓？你們有沒有想過？技術人員隨便畫了幾筆，沒正經當回事。‘文革’期間，把這事翻出來了，有人說你們要給劉少奇蓋宮殿。其實，彭真說的話，實際是主席說的話。」
其實，關於古城拆與否的鬥爭早就開始了。讓毛澤東動怒的張奚若，早在1948年12月18日在北平圍城之時，帶著解放軍幹部請建築學家、清華大學教授梁思成繪製北平文物地圖，以備被迫攻城時保護文物之用。
此前一天，毛澤東親筆起草中共中央軍委給平津戰役總前委的電報，要求充分注意保護北平工業區及文化古蹟：「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蹟區，對一切原來管理人員亦是原封不動，我軍只派兵保護，派人聯繫。」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首都規劃隨即展開。參與規劃工作的梁思成提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應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區建設，以求得新舊兩全、平衡發展；蘇聯專家則提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應放在古城的中心地區建設，並著手對古城的改建。毛澤東支持了後者。
北京的城牆、城樓、牌樓等古建築開始被陸續拆除。1952年8月，天安門東西兩側的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被拆除，梁思成、張奚若曾極力表示反對。1956年5月，北京市規劃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豬市大街（即現在的東四西大街和五四大街）至北長街北口道路，拆除大高玄殿前習禮亭及牌樓、故宮北上門和東西連房，又引發激烈爭論。對古城的拆除行動越來越多，終導致張奚若1957年5月向毛澤東坦陳己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