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偉大領袖」，就是在一個國家擁有不容置疑、不容挑戰的絕對權威和絕對權力，控制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到民眾生活直至個人思維都嚴加控制，民眾對其絕對服從、無限忠誠的領導者。
所謂苦難，無外乎人的權利被剝奪或喪失。人的權利，大約可以包含羅斯福「四大自由」裡：
信仰的自由；人可以選擇任何宗教信仰或不信仰。任何信仰都不能剝奪別人的信仰自由。
表達的自由；信仰要通過表達而實現。表達的自由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示威、選舉、罷免、創製、復議等等的權利，不能受到國家或他人的侵犯。
免於恐懼的自由；類似於生存權，即國家不能讓公民生活在恐懼之中，包括人身和財產不受非法侵犯，不受無理搜查，不受有罪推定，不受侮辱誹謗，等等。
免於匱乏的自由；類似於發展權，涉及到勞動，遷徙，教育，經商，文化，休息等各方面的權利和自由。
那麼，「偉大領袖」能不能保障人民享受這四大自由呢？
當然不能，恰恰相反，「偉大領袖」和「四大自由」可謂不共戴天，水火不容，要煉成「偉大領袖」，則必須不擇手段，把這四大自由從人民手中剝奪淨盡。
信仰自由首先不能留。對「偉大領袖」必須信仰，否則領袖何以偉大？必須信仰「偉大領袖」的理論、思想、主義，信仰「偉大領袖」的超凡智慧，「偉大領袖」一句頂一萬句。「偉大領袖」不是皇帝而遠勝皇帝，皇帝是不要人們信仰的，皇帝治國要仰仗天道，所以即使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也沒有按自己的思想、理論、主義來治國。所以皇帝不是「偉大領袖」。「偉大領袖」必須讓民眾無限信仰。而信仰是排他性的，信仰「偉大領袖」，就不能再信別的神、仙、道。信仰基督，則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罪人，人人平等，「偉大領袖」也是人，也是罪人，憑什麼掌握絕對權力？信仰佛教，則「偉大領袖」也是人，一副因緣而生的臭皮囊，有什麼值得信仰？容許這些信仰的存在，則「偉大領袖」根本無法樹立起來。所以人們從此只能信仰、膜拜、歌頌「偉大領袖」，「信仰自由」變成只能信仰「偉大領袖」的自由。
萬眾膜拜的「偉大領袖」卻又不是神，他的權力就沒有天授、神授的正當性，而揚言來自於人民和歷史的選擇，因此「偉大領袖」所能依靠的除了武力，就是他的永遠正確了。但他既是來自父精母血的肉體凡胎，吃的也是五穀雜糧、人間煙火，也會牙齒髮黑、口氣惡臭，也會打嗝放屁，也受病毒的感染，也會口角流涎，也會昏昏欲睡，無精打采，也有七情六慾，也難過美人關，他怎麼就能像神一樣永遠正確？他只能假裝永遠正確。他就必須開動所以的國家機器來頌揚他的偉大、光榮、正確，他的絕對權力不容置疑，不容挑戰，他永遠不需要放棄權力，所以，批評、監督、選舉、示威、罷免從來不允許進入臣民的字典裡。所謂的自由，就只能是歌頌「偉大領袖」的自由。
人群中總有後腦有反骨的，敢於質疑「偉大領袖」的從來不乏其人。對這些人的任何質疑和批評，「偉大領袖」稱為「猖狂進攻」、「反動」，必欲除之而後快。任何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一言不慎就可能遭遇滅頂，永世不得翻身，還要連累家人、親朋，人們只能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明哲保身，道路以目。什麼人身權財產權，沒什麼無罪推定，什麼法律保護，一旦成為階級敵人，這些都成為你的罪狀。「偉大領袖」靠恐怖來統治，免於恐懼的自由只屬於領袖本人。
「偉大領袖」的統治必然必然專制，必然無孔不入，無遠弗屆，並細緻入微，社會生活受到全盤的控制。以國家的名義沒收所有的土地、房屋、財產，建立一套嚴密的等級制度，沒有任何人能游離於外，把管仲「利出一孔」發揮到了極致，職業工作不能自由選擇，不能自由遷徙，所有的飯碗緊緊抓在國家手裡，變「不勞動者不得食」為「不順從者不得食」，凡是敢於質疑者，必被打入另冊，吃飯、住宿都無處可尋，只有死路一條。而且，為了凸顯「偉大領袖」的恩德，必然讓老百姓出於極端赤貧之中，有口飯吃就對「偉大領袖」感激流涕，如今日之朝鮮。
如果真有「免於匱乏的自由」，國民有自己的土地、房屋、財產，還「神聖不可侵犯」，豈不是可以「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偉大領袖」還怎麼隨意差遣，隨意奴役？於是，「免於匱乏的自由」成為「偉大領袖」和維護領袖的特權階層的禁臠。
民眾的四大自由所概括的公民權利被剝奪淨盡以成就「偉大領袖」，則必陷於奴隸的牢籠中。公民權利的喪失，就是苦難的開始。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沒有什麼「偉大領袖」，曾經有「偉大領袖」的國家就只有那麼幾個。這幾個國家無一例外都是極權主義國家，無一例外都是製造了巨大人道主義災難的國家。而現代革命的基本目的，就是為了消滅特權，實現社會平等。可是，領導這些革命領袖，一旦變成了「偉大領袖」，就意味著革命已經失敗了，因為，一個至高無上的，可以恣意妄為的新特權又產生了。
現代國家的統治者怎樣才能擁有古代帝王一樣的特權？現在看來，最好的辦法就是不擇手段地把自己變成「偉大領袖」。一旦成為偉大領袖，他就永遠不需要交出權力，他的話就是真理，像聖旨一樣，所有人都得對他忠心不二，他看誰不服氣，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讓你下地獄。「偉大領袖」就是現代帝王的代名詞。
真正具有高尚情操的現代革命領袖，絕不可能容忍別人把自己捧上天，更不會不擇手段地自己把自己捧上天。這是現代革命領袖與個人野心家之間的根本區別。政治領袖如果在位的時候就被尊為偉人，那他絕不是真正的偉人。
民國成立之初，孫中山乘軍艦往福建視察。艦泊馬尾，這時孫中山發現，聚集在一起歡迎他的許多小船，大都懸掛標語，稱他「萬歲」。孫中山說：萬歲一詞，是封建帝王要臣民這樣稱呼他的。我們為了反抗這個「萬歲」，許多革命同志拋頭顱、灑熱血。如果我接受這個稱呼，對得起先烈嗎？他要求撤掉這些標語，否則決不登岸。
目前世界上發展很好的國家，從來沒有什麼「偉大領袖」。最典型的對比就是南北朝鮮，從來沒聽說南朝鮮有什麼偉大領袖，而北朝鮮的偉大領袖已經偉大得沒有邊際了。發展的結果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同樣的土地同樣的民族，差別咋就這麼大呢。北歐是目前世界上貧富差別最小的地區，是最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地區，也從沒聽說北歐的哪個領導人是什麼偉大領袖。他們的領導人都是最平凡的政治家。印度亡國200年，發展到今天有目共睹，聖雄甘地畢生用非暴力方式爭取民族平等和民族獨立，是印度的國父，印度獨立開國大典那天竟然不去參加，拒絕享受那份榮耀。遺憾的是，四天後他被極端宗教派別暗殺。
美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他們的價值觀恰恰是限制統治者的權利，國家領導人以被「關在籠子裡」為榮。
以平等為基礎的民主制度和以平等為基礎的價值觀遠遠勝過「偉大領袖」的英明和各種美妙動人的主義思想。殘酷的歷史經驗證明，領袖越偉大，人民越渺小，領袖越偉大，法制越無效。革命領袖一旦變成「偉大領袖」，他就不再是人民的救星，而會變成人民的災星。
革命領袖居功自偉是可恥的，老百姓盲目崇拜是愚昧的。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沒有完成這種覺悟，就不是先進的民族。
在伊斯蘭文化中，鞋子，尤其是鞋底被認為是不尊重和不潔淨的事物。因此，人們借扔鞋表達抗議，被扔鞋則成為一種污辱。扔鞋往往發生在被扔鞋者的生前，特別是趕在他們高談闊論慷慨陳詞的時候。
但還有一種污辱，叫撒尿。通常發生在「被撒尿」者的死後。
義大利法西斯黨魁墨索里尼曾被成為「偉大領袖」。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元凶墨索里尼及其情婦克拉拉·貝塔西已經被游擊隊員處死。他們的屍體隨後被一些婦女在上面撒尿。
斯大林是「偉大領袖」，死後也被撒尿：2012年5月，為抗議前蘇共領袖斯大林在統治烏克蘭期間被大災荒和整肅迫害致死的幾百萬的亡靈，在首都基輔豎起了「撒尿的斯大林」雕像。這尊雕像全身被塗抹成金色，並被擺成撒尿的造型。當時烏克蘭將舉辦歐洲足球錦標賽。製造者稱此舉讓人們不忘過去，也讓外國人目睹咱特有的風采。據稱創作「撒尿的斯大林」的靈感來自立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市中心的著名銅像「撒尿的小男孩」，但更多的還是來自民眾的憤怒。
波爾布特，前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是「紅色高棉」的「偉大領袖」，死後也被撒尿。1976年至1979年間出任民主柬埔寨總理。奉行極左政策和大屠殺，普遍受到西方及國際社會的譴責，期間估計有二百萬柬埔寨人被殺。人們在距柬埔寨首都金邊西北400多公里處扁擔山脈的安隆汶，發現了波爾布特的墓地。幾年前，一些商家正盤算著利用外國遊客的獵奇心理，將波爾布特墓地開發成有別於吳哥窟的又一個旅遊景點。儘管西方將這個所謂的「紅色高棉主題公園」稱為「黑色旅遊景點」，但包括政府旅遊官員在內的一些人認為，它的開發也許能為這個貧窮的國家賺來寶貴的美元。但在波爾布特的墓地，遊客更是有創意，乾脆往上面撒尿，拿波爾布特墓當茅房。
所以，「偉大領袖」別以為活著挺顯要，好熱鬧，要小心死後被撒尿。
現代政治的要義，就是限制政府權力，而保障公民權利。限制政府權力最關鍵在於限制最高權力，防止「偉大領袖」的出現。而「偉大領袖」則是逆世界潮流而動，無限擴張領袖的權力，無限縮小民眾的權利。可以說，領袖越偉大，民眾越渺小，領袖越偉大，民眾苦難越深重！
當然，世界上也有真正稱得上偉大領袖的，例如美國的華盛頓。他們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不濫用最高權力，自覺地將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裡。
華盛頓是美國第一任總統。翻開南美和非洲各國的歷史，可以看到即使是一個以民主憲法為伊始的新國家，墮落成為軍事專制國家也是易如反掌。華盛頓是一位堅定的領袖，他保持了國家的統一，但卻無永遠把持政權的野心，既不想做國王，又不想當獨裁者。他開創了主動讓權的先例——一個至今美國仍然奉行的先例。人在沒得到權力之時，非常希望得到民主權利；但一旦掌握了極權，便熱衷於鞏固權力、享用權力，極力剝奪別人的權利。從來沒有哪個獨裁者會主動交出自己的權力，也從來沒有一個既得利益者甘願自動退出歷史舞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