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靈裡被天使帶到曠野，看見一個婦人，騎著朱紅色的獸，這獸佈滿了褻瀆的名號，有七頭十角。」
「那婦人穿著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佩戴著金子、寶石和珍珠的裝飾，手裡拿著金盃，盛滿了可憎的物，和她淫亂的污穢。」
「因為各國都喝她淫亂烈怒的酒醉了；地上的君王與她行淫，世上的商人因她奢華揮霍就發了財。」
「我又見那女人喝醉了神的子民的血。那些殉道的人的血」
——《聖經啟示錄》
第一節 誰也沒有意識到的戰爭——貪戰
國際實力的驚人逆轉
江澤民在其執政的頭兩年多所推行的完全是共產黨意識形態裡「反和平演變」那一套思路。然而，到了1991年的聖誕節，前蘇聯正式宣布解體，牽連自由世界與共產專制集團鬥爭近百年的兩大世界集團與意識形態的纏鬥終於決出勝負。代表自由、人權、民主和自由經濟等人類普世價值的西方自由世界取得的不僅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兩大陣營對壘的軍事、政治方面的勝利，而且是經濟、意識形態、道義等等全方位的大勝，自由世界鼎盛時期可以說就在此時，並且大有全球化之勢。
與之相對的，由於「六四」屠殺已經失去執政合法性的中共此時又失去了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蘇聯正式宣布解體之後不出一個月，鄧小平即展開他政治生涯的最後一搏──南巡，正是中共及其代表人物企圖自救的表現，同時，中共官員普遍表現的末世心態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共產專制集團最後潰敗的心理衝擊。
如前所述，作為中共實際執政者的江澤民，不但沒有如鄧小平那樣試圖使中共自救，反而通過腐敗性制度來建立個人權力，為其家族與勢力集團謀取巨額利益，並殘害忠良，徹底斷送了中共自救的任何機會，並將整個中國社會帶入了萬劫不復的道德崩潰的危險深淵。
鄧小平，或者是江澤民，或者是中共內部形形色色的人物，或出於其自救，或處於其自私，雖行為各異，但是他們對於1991年底世界巨變的解讀卻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共作為執政集團也好，其代表的意識形態也好，在全球是絕對劣勢和孤立的。其時，國際觀察家們對中共有過種種推測，正如沒有人預測到共產主義陣營一夜之間倒塌一樣，也絕對沒有人預測到二十年後自由世界與中共在國際舞台上實力對峙的驚人逆轉。
神秘的歷史，它在做什麼樣的安排呢？通過這些人們不能想像的事件，它要昭示人類什麼道理？在那樣大起大落，翻手雲覆手雨的嬗變中，僅僅留下這個不大不小，不死不活的中共，它在考驗人類什麼？
江澤民對人類根本價值的侵蝕超過希特勒和斯大林
接下來的二十年，即江澤民及其幫派影響中國政壇的二十餘年，卻正是中共的國際影響急劇上升的二十年。這種影響在全球已然引起了全方位的擔憂，國際上呼籲中共政權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員的聲音正是這種擔憂的概括體現。更令人擔憂的是，迄今為止，自由世界裡居然仍沒有人深入去探討這樣的歷史現象──一個沒落共產集團殘餘勢力的代表，是如何使即使面對象希特勒、斯大林這樣強大的軍事集團的威脅都不落下風的自由世界，在短短的二十年內從鼎盛時期墮落到要不斷向中共妥協讓步的境地。這樣一段實力對峙的驚人逆轉，放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將是觸目驚心的，然而在現實世界中，它不但不被認識，反而是中共的所謂崛起在自由世界竟被人羨慕甚至要模仿。江澤民和中共對自由世界根本價值的侵蝕已經在遠遠超過了希特勒與斯大林所不敢想像的程度。
其實，江澤民在國際上的作為與他在中國的作為毫無二致，那就是利用人的貪婪。從前面的章節中，我們看到，江澤民在中國採用的手法是放手腐敗，以權益去收買中共官員。在國際上，江澤民採用的手法是以權益去收買國際社會對其綏靖。中共的國際政策簡單到了赤裸的程度──你如果批評我的人權或其他政策，我就和別人做生意。
可是，這就造成了一種「恐懼」，怕將賺錢機會失去給別人的自由世界普遍感到的恐懼。中共遠沒有希特勒、斯大林那樣的軍事實力，不過，中共利用人的貪婪所造成的這樣一種恐懼，卻遠比希特勒的坦克和斯大林的核武器造成恐懼更難以抵禦。為了不錯過中共在經濟利益上所讓之利，自由世界就在政治利益向中共讓利，放棄自己的價值觀。這就是過去二十年自由世界與中共打交道的最本質的本質，這就是雙方對峙驚人逆轉的根本原因。這是人類歷史從未有過的一種國際政治，其出現本身就是道德缺失的表現。西方自由世界至今還以為是經濟問題導致了它的下滑，而沒有認識到價值的被侵蝕才是根本原因。
貪戰在不知不覺中開始
以出讓經濟利益為實質的中共外交政策實始於6.4後中共失去執政合法性、國際上極端孤立之時。為了換得國際上一點兒可憐的認可，中共可以給以極大利益。那時的情形是，即便中共可以赤裸裸的讓利，剛剛取得全球道義勝利的自由世界對此誘惑在頭幾年還是有道義壓力因而鄙而遠之的。「六四」後老布希總統派Brent Scowcroft密訪中國曾引起軒然大波。面對中共的讓利，頭幾年西方也還躊躇不前。因此，六四後頭幾年得到中共優惠者主要還是華裔的中小投資者，特別是台商。
然而，中共利益的誘惑最終蠶食、戰勝了自由世界對道義的堅守。為了表面的道義，自由世界二十年來先後造出過多種不同的理由來接受中共的讓利，諸如：幫助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經濟發展了，就會有中產階級，人們就會要求權利，就會導致民主；幫助中國公司和國際接軌，幫助中國建立法制等。二十年的歷史證明，這些理由沒有一條是真的，只有接受中共的經濟讓利並對中共給予政治上的讓利才是二十年如一日的，以至於當克林頓國務卿三年多前訪問中國時，居然公開宣稱人權問題不應該妨礙美國與中共在「更重要」問題上的合作。
至此，世界社會的政治舞台上已經沒有比經濟更重要的東西了。當今世界，哪一個要競選的政治家敢不將經濟問題放在第一位？哪一種普世的價值還能改變這個現狀？哪一種人類的精神還能比搞好經濟更吸引選民？當那種生怕與中共做不了生意的恐懼深入膏肓時，自由世界還是自由的嗎？當經濟、賺錢已經成為人類活動壓倒一切的中心時，人類的歷史是不是已經快走到了終結？如果不是的話，那麼，人類將靠什麼精神延續或開創新的歷史？
第二節 經濟輸血
中共和外國大財團相互利用
中共的「改革開放」，改革了什麼世人從來都弄不清楚，只知道政治上，法制上，經濟政策上，人權狀態上，總之社會的方方面面，問題太多，需要改革的東西太多，積重難返。而且今天世人都懂得了，希望中共政權通過它自己號稱的「改革開放」走向通常意義上的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和人權標準的社會，無疑於白日做夢。但是中共「開放」倒是很明顯的，就是展開血盆大口，千方百計吸引外資進入，用幾百年西方資本主義的積累資金和技術，高速的催肥中共社會主義的勢力。
中共的「改革開放」，一直是以經濟上的發展來掩蓋並幫助度過政治上的不斷危機。1989年「六四」之後，中共面臨國際制裁，但是，過了不久，西方同中國的經濟關係就開始恢復。特別是鄧小平的92南巡講話之後，引發了又一波外商投資潮。在90年代前幾年，美國作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及貿易夥伴，國會還必須每年舉行專門會議，討論是否繼續批准當年給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這樣至少讓中共在人權問題上感到一些壓力。中共通過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極力遊說美國政界，使得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在中國人權最差時期的克林頓政府任內脫鉤。江澤民在1999年傾舉國之力迫害法輪功的時候，國際社會就已基本上發不出什麼實質性的聲音，更採取不了什麼行動了，因為與中共的經濟利益捆綁關係已經主導了西方的對華政策。
世界上最後一個堡壘不戰自塌，隨著美國對華政策的疲軟，整個國際社會已經沒有任何能力向中國的人權提出國際制裁性質的質疑。中國在2001年被批准加入WTO，海外對中國的投資顯著增加。外界的經濟輸血讓中共製造出了一個急功近利不計工本的經濟繁榮。這個「繁榮」，既給了中共迫害人權的財力，又給了中共用來搪塞外界、愚弄自己百姓的藉口。於是，中共對國家資源的掠奪和浪費、對人權的迫害就變得愈發肆無忌憚了。
下面是中國商務部的外資投資數據，可以看出外資給中共國的經濟輸血情況。從1979-1989十年間年累計實際使用外資總額不足600億，到了2010年，累計總額已高達12，500多億。中國年度外商直接投資流入規模居世界前列，已連續多年保持發展中國家第一的位置。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中國商務部官方網站、《中國統計年鑑》歷年各期。
*2001年起由於統計口徑調整，中國不再公布對外借款數據，轉而採用國際標準的外債統計口徑，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另行公布。
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的「國別數據」
countryreport.mofcom.gov.cn
經濟增長的非正常因素
中國早該富了，如果沒有共產黨的話。中國曾經是富有的，在沒有共產黨之前。中國人以自己的勤勞勇敢致富，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發展國家和個人的財富，幾千年的歷史這樣走過來。近六十年被中共隔斷了歷史的緣脈，游離於世界正常的軌道，中國人變窮了，變苦了，這是中共造成的災難。
經濟學家楊小凱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有經濟學家說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的大市場，只要它向誰開放，這個國家就富了。」。
經濟全球化中跨國大資本家集團們有意帶給中共政權的大量資本，撐持起了中共搖搖欲墜的合法性。西方幾百年積累的先進技術和加工製造的機會提供給中共，首當其衝的為中共政權獲得了曇花一現的時機，這是「經濟輸血」的直接結果。被中共整得窮怕了，條件再苦再累也願意工作，而且工作長久、穩定的龐大廉價勞動力，光農民工有2個多億，對特別是需要技術工人穩定的外國投資者而言，非常有吸引力。中國沒有獨立的工會、農會的「低人權優勢」，資源、環境能夠不受約束的被過度開發與污染。再加上由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維持的一個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等等，各種因緣際會湊到一起，造成了中國經濟的變化。
這幾個因素又是互相依賴的。中共把執政合法性押寶在經濟發展上，需要西方的資金和經濟輸血，為了吸引外資，中共人為地製造極度的「低人權優勢」，使外商避免了「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圈地客」的拖累。許多外商為了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分到一塊他們想像中的未來中國市場，不遺餘力的遊說本國政府不要干預中共的人權迫害，把投資和人權脫鉤，推銷「中國正行進在接近西方民主的改良之路上」、「經濟發展將會促進中國的政治改革」、「網路普及將給中國帶來新聞自由」等似是而非的理由。可以說，中共和很多外商一起，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犧牲了中國人民的長遠福祉，造成了中國今天的現狀。同時也犧牲了他們本國人民的利益，傷了他們的國本，造成了本土經濟不景氣的低迷狀況。
如果當年的跨國資本家集團們用同樣的方法對待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那麼今天的世界格局就會是完全兩樣的情形。因此，中共經濟奇蹟並不是什麼奇蹟，只是跨國集團挪動世界資源，在此時此地堆砌出來的一個臨時爆發戶罷了。任何時候能夠在那個時間點和地點上榨取的利益和資源不能夠繼續滿足跨國集團的碩大胃口了，那就是跨國集團放棄和拋下中共，不顧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損害中國，並損害其他追風的外國小公司利益的時候。
正因為經濟輸血是這樣性質的運作，外國財團不負責任何中國人民的損失；中共政府不需要對財源的使用真正負起責任，所以中國枉有如此大筆的財富這麼多年，黨富民窮，黨進民退，有錢賺了，生活指數仍然排名世界之末，貧富分化，民生不保，對中共不信任的危機在民心，內需當然拉動不起來，正常經濟發展的因素被中共執政道德的敗壞腐化破壞了。倒是道德越腐敗的官員越發財，國際資源變成黨國資本，進而變成私人財富，甚至最終轉到海外私人戶頭名下。惡性的資金循環在這樣的資金鏈上異樣的週轉。
經濟輸血讓中共獲得了經濟數目上的增長，但中國經濟呈現的是畸形的發展，因為政治制度不提倡自由競爭，法律制度不保護公平交易，分配不公，貧富分化，導致內需嚴重不足，並沒有讓西方普遍分享到中國潛在的巨大市場。相反，西方公司把製造業轉移到中國，中國依賴低人權優勢製造的廉價產品卻衝擊了全世界，造成其它國家的大量失業，而且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正面臨製造業空心化、產業鏈斷裂的危機。失卻了製造能力的國家，正在逐漸喪失創新能力，傷了國本，這才是真正可怕的後果。
急紅了眼的招商引資
中共需要外國的經濟輸血。中共對海外經濟輸血的依賴，從「招商引資」的火熱程度，特別是一些常遭到媒體批評的雷人標語可窺見一斑。「誰破壞招商引資，誰就是歷史的罪人」，「投資者是上帝，引資者是功臣」，「損害企業利益是罪人」，「誰鬧事誰就是破壞招商引資，專政侍候!」，「誰與招商引資企業過不去，就是與人民過不去」。山西長治市為優化招商環境，出臺若干新規定。如，「凡是外地車輛進入長治市發生違章，只糾錯，不罰款」，外地客商到長治投資，由於當地人文環境、政策環境、法律環境等因素造成虧損，一律由當地政府包賠。【1】【2】
CLUBMED（世界著名度假村）高層考察廣西北海湄州島，CLUBMED創始人的兒子光著腳穿著大短褲頂著烈日快步走在沙灘上，當地政府官員打著傘跟著後面。官員們很希望這個世界著名的度假酒店能選中他們的地方。老外們看完整個島提出了十條意見，其中涉及到島上的一個村子。官員們不假思索地說：「沒問題，我們讓這個村子搬家，統統搬走。」老外驚得張大了嘴：「你說什麼？你要是搬走村子，我們就不來了！」【2】
2006年底，臺灣《工商時報》發表了一篇「赴中國投資，就有超國民待遇」的文章，報導稱，沿海地區因為大量吸收外來投資，帶動地區發展，讓其他一些地區眼紅。位於河南西北部，屬於焦作市管轄的沁陽市近年連發三個紅頭文件，規定只要依法註冊、投資五千萬元人民幣（下同）以上，或年納稅五百萬元以上投資者，就可享有「夜總會免查房，開車違規不罰款」，併發給榮譽市民證的「超國民待遇」。
只要被沁陽政府賦予「榮譽市民證」，或持有「特別通行證」的投資者或企業負責人，可專享十二項特殊法律豁免待遇。這十二項優惠待遇包括：持證人在賓館、酒店和娛樂場所消費，出示「榮譽市民證」後，可不受公安機關檢查；除涉及刑事案件外，執法部門不准對持證人進行人身、車輛、住宿檢查；持證人車輛挂放「外地客商車輛通行證」，除特大交通事故外，不扣證不罰款；子女入學自由擇校、醫院看病半價、風景區免收門票、配偶可免費參觀地方組織的大型文藝體育活動等。【3】
2008年以前，在企業所得稅政策上，中國對外資企業已經給予了很大的優惠，外資所得稅率是15%，而內資企業是33%。除稅率差別之外，各級地方政府為推動招商引資製造政績，往往對外資企業有相當多的稅、費優惠和抵扣政策，並且有土地、信貸方面的種種傾斜。制定的優惠政策一個比一個「火」，有的甚至到了「舍血本」的地步，推出免除土地使用費的優惠政策。稅收減免上，對於外資企業所得稅實行稅收減免政策，如企業所得稅「兩免三減半」（「兩免三減半」的政策是指外商投資企業可享受從獲利年度起2年免征、3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的待遇）、「五免五減半」，即前5年免所得稅，接下來的5年減半徵收。
跨國公司在哪裡都是香餑餑，各地政府的競爭自然很激烈。在地方政府手中最方便、最有利的王牌就是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出讓甚至白送土地。有一個故事，說某跨國公司擬去大陸某城市投資，向當地提出了極其嚴苛的附加條件，那代價是當地政府要當掉子孫後代幾代人的幸福。不過，政府還是答應了，只是國家的土地政策那一關怎麼想辦法也過不了，因為近年來政府制定了最低土地出讓指導價。如何既招來金鳳凰，又規避風險，政府們想到的一招是「瞞天過海」，把合同簽署日期改為土地出讓指導價政策出臺的兩年前。
印度雖然近年建了不少經濟特區吸引外資，但遠沒達到給外資「超國民待遇」的程度，從世界零售巨頭家樂福的不同遭遇中就可以看出中印在對待外資方面的區別。多年來，家樂福一直謀求進入印度市場，但至今未能成功，因為印度一直未對外資放開零售領域。而在中國，家樂福1995年就進入市場，並迅速開遍大江南北。雖然多次涉嫌違規開店，但仍然非常受許多地方政府歡迎。路透社最近引用一名中國專家的話報導說，家樂福開到哪兒，哪兒的民營流通企業就會倒一大片，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地方政府的青睞，這其實令本地的民營企業受到不公平的競爭。
對於政府官員來說，GDP就是政績，就是升遷的資本，招商引資是最容易出成績，而且為吸引外資可以交換的隱形資源很多。至於犧牲了多少國家利益，毀壞了多少環境那是多少年之後才算得清楚的帳，現在誰也不用負責。
瘋了的「中國熱」
中國十三億人潛在的巨大市場，對戴著「有$$眼鏡」西方商人有著不可抗拒的誘惑力。「中國熱」日益升溫。IBM主席開始憧憬「每100名，或每1,000名，甚至每10,000名中國人擁有一臺IBM電腦」，可口可樂算計著中國只要每人買一瓶可樂，一夜之間可口可樂就發大財了。
網路通信巨頭思科視中國政府嚴密的網際網路審查計畫為自己絕好的商機，思科的高科技正好幫助中共建立在美國都無法實施的全民控制網路系統，使公司可以與這個專制政府多做，做大生意。思科一份泄漏出來的內部文件稱，中國「網路長城」是出售路由器的大好商機。這份九十頁的文件是思科工程人員與中國相關人員仔細研究出來的內部報告，協助中共政府把地方、省級及國家級的公共安全網路架構升級。該文件在檔案中被置放於「思科機遇」欄目之中，文件提供了一些建議，包括如何為中國審查系統提供服務，即所謂「金盾工程」，即為西方所熟知的中共國家版的網路封鎖王牌系統（Great Firewall）。【4】思科的先進技術成果把中共的控制系統提高提前了幾十年，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壓迫工具體制。對無數法輪功學員和全體普通中國民眾的高強度全天候監控一步落到實處。
華爾街賣力的在「中國熱」中推波助瀾。在投資中國最熱鬧的那些年，任何一家有規模的大公司如果沒有進入中國，沒有參與瓜分中國巨大市場的一杯羹的話，不光是錯過，簡直就是罪過。
西方媒體也不敢落後，從美國《時代》（Time）週刊的大篇幅封面報導，到《新聞週刊》（Newsweek）的「中國世紀」；從《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的「中國挑戰」到《經濟學家》連篇累牘的「中國深度報導」；媒體提及「中國」的頻率不下於提及「白宮」。德文的《明鏡》週刊，老早就按捺不住地把上海吹捧為「未來之城」。
《紐約時報》在2005年曾以中文標題的形式刊出《世界之都，從開封到紐約——輝煌如過眼煙雲》一文。作者紀思道曾作為紐約時報的記者常駐中國，這篇文章就是作者從開封現場發出的評論。作者指出，一千年前世界的中心在中國的開封，千年來世界中心從中國轉移到美國，現在世界經濟的中心正在重回中國。他提醒美國人，中國正在復興，在未來十幾年裡，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切不可認為天下無憂。紀思道為了吸引讀者，對標題不加翻譯，只是通過文章告訴讀者他要說的意思，這也是紐約時報首次讓大部分讀者不能完整理解一篇文章的標題。紀思道寫道，在一千年前，世界最重要的城市是黃河邊上的開封，「我們如果回顧歷史，會發現一個國家的輝煌盛世如過眼煙雲，轉瞬即逝，城市的繁華光景尤其如此。如果美國人沒有聽說過開封，那這將是一個很好的警示，也許未來美國人都應該學習漢語，就像上述漢語標題所寫的那樣‘輝煌如過眼煙雲’。」【5】
為中共遊說的特殊人群
外商在各國政府間展開了世界上最強有力的遊說，他們獨出心裁的策略是，與中國接軌，西方的自由民主也會進入中國，改變中國。
摩托羅拉公司1987年進入中國，是中國最大的外商投資企業之一。2002年摩托羅拉公布在華戰略，號稱到2006年，摩托羅拉在華年產值將達到100億美元；在華累計投入總額達到100億美元；在未來5年內，累計從中國採購100億美元的零配件和服務。摩托羅拉曾積極遊說美國給以中國永久正常貿易地位（PNTR），當時的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克里斯托弗•加爾文在2000年5月25日美眾議院以237票贊成，197票反對，通過了這一法案時，說：「今天的投票是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全球經濟中保持美國競爭力的重要步驟。簡單地說，向中國出口更多的產品，對美國公司意味著更多的機會，對美國工人則意味著更多的工作機會。」最大的汽車製造商通用汽車公司總裁稱，PNTR將排除中國長期存在的貿易障礙，為美國公司創造新的商業機會，美國出口額將得到增長，增加美國人就業機會。【６】
不幸的是，美中貿易逆差持續增長，不是美國出口更多產品到中國，增加美國人的就業機會，而是恰恰相反，中國製造傾銷全球，美國在大量的把製造業轉移到中國之後，美國人失去了很多的就業機會，以至於歐巴馬上任之後，把製造業回流當作振興就業的重要措施。《紐約時報》報導，美國總統歐巴馬曾問蘋果公司前CEO喬布斯詢問，為什麼蘋果公司前一年銷售的七千萬部iPhone、三千萬部iPad幾乎都是在海外（主要是中國）生產，難道這些工作不能回到美國國內嗎？喬布斯回答，「這些工作機會是回不來的。」回不來的原因除了中國工人工資低廉以外，喬布斯所指的還因為在中國有數量龐大的穩定的技工隊伍，而美國在產業空心化之後，短期內很難恢復這樣規模的技工人群。【７】
2008年6月30日的《紐約客》（New Yorker）在「商業世界」欄目有一篇長文，「橫財廣進」（The Brass Ring），寫的是有關世界賭王、澳門威尼斯人酒店老闆兼大股東謝爾登•阿德爾森（Sheldon Adelson）的事，其中提到阿德爾森與中共官員打交道，幫助中共遊說，中共則讓阿德爾森拿到金沙集團在澳門辦賭場執照的經歷。政商關係本來是非常隱蔽的，不易為外人知悉。不過，這次全因一位名為孫志達（Richard Suen）的香港商人2004年把阿德爾森告上法庭，才把這一樁內幕揭發出來。孫志達說，金沙得以開辦，全靠他帶阿德爾森打通北京政府關係，他說，阿德爾森承諾給他的報酬，五百萬美元及金沙的2%利潤沒有到位，所以他在拉斯維加斯狀告阿德爾森。結果，孫志達的證詞把這段關係曝光了。
2001年7月，北京正爭取2008年奧運主辦權，孫志達和阿德爾森與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主席比爾•韋德納（Bill Weidner）到北京，看到滿城都是北京爭辦奧運的旗幟。經孫志達安排，他們會見了當時的北京市市長劉淇。當時美國眾議院正準備討論一項決議，是國會國際關係委員會的資深民主黨人湯姆•蘭托斯起草的，內容是以北京政府不良的人權記錄有違奧運精神為由反對北京申奧。阿德爾森承認，他即時打電話給共和黨的黨鞭湯姆•迪萊（Tom DeLay），當時迪萊說，他自己也支持該決議，但是，他會跟其他議員再討論一下立法議程。三小時後，迪萊打電話回來：「你夠走運了，……你告訴你們的市長放心好了，該決議不會被討論了。」韋德納也即時通知金沙集團在華盛頓的說客，告訴駐美中國領事，阿德爾森和金沙集團參與了阻止該決議。【8】
中共不僅重金雇佣外國政要、機構、公司、財團等為其利益遊說各國政府，更有甚者，選擇性的給外國政、商界主要人物提供個人的或集團的商業機會，給學術界人物提供訊息，資金和接觸中國的條件，把他們捲入利益的循環圈中，成為「中國崛起」的真正受惠者，使他們為中共國擔任積極說客、主動推手。這些人中不乏很有份量的名字，如，基辛格、亨利.鮑爾森、卡特、比爾.克林頓……甚至是一個世界範圍的趨勢，由各國政府首領帶頭，爭先恐後潮水般的湧入中共國，佔得經濟利益的先機，作為當朝者的政治建樹，以及下野後的個人商機。
高層「經濟掮客」群
2012年4月，法國的法廣報導了德國下野政要充當經濟掮客的實例。「德國高級政治家在執政時都收入有限，以示清廉。退出政壇後，有的人放手大賺，收入遠遠高於從政時的工資。政治家如此致富，這在德國早已是個公開的秘密。他們下野後一般做企業諮詢顧問，或出國發表演說。前國防部長夏平、前總理施羅德、前最後一任總理德梅齊埃等現在都頻頻訪問中國，為德國企業在中國鋪路。他們具體做些什麼，每次勞務費有多少，這些他們當然都不願意透露。但通常情況下，他們在中國做完一樁事，能拿到1萬到5萬歐元。
「現年64歲的夏平曾是社民黨要員……1991年到1994年間，夏平作為萊法州州長，多次以東道主身份接待來訪特里爾的中國代表團。2001年，夏平訪問中國，成為第一個訪問中國的德國國防部長。2002年，夏平因與情人戲水醜聞被迫下臺。下臺後，夏平轉入經濟界，主打中國諮詢業務，路子反而越走越寬。他成立了‘夏平策略諮詢交流有限公司’，為德國想進軍中國的企業以及中國想進入德國的企業牽線搭橋。中國對德國的環保和綠色能源技術很感興趣，德國相關企業也很想到中國去賺一筆，夏平於是就在幕後為他們找關係戶，以便他們能實現自己的願望。現在，夏平的諮詢公司有20多個工作人員。夏平本人每年都要多次前往中國活動。
「社民黨籍前總理施羅德執政時走的是親善中國的路線，因此被中國人稱為是‘老朋友’……由於施羅德做過的官比夏平的大，所以他也更受中國人的歡迎。67歲的施羅德現在也有不少中國業務，每年都會前往中國三、四次，或去發表演講，或悄悄地給人牽線搭橋，幫人攻關走快道。
「在中德政經兩界斡旋的還有不少人。比如前德國總統魏茨格、前西門子總裁皮埃爾、前經濟部長格羅斯等。格羅斯坦率地表示，這類諮詢活動對經濟界確有幫助。由於中國地大物博，門戶眾多，這些下了崗的德國能人因此繼續神通廣大，他們在中國有開不完的門，搭不完的橋。」【9】
2011年9月7日新華網刊載香港鏡報的報導《基辛格的重慶印象》，「自1971年開始，基辛格博士先後70次來到中國，其中50次是官方訪問，20次是私人訪問。此次來重慶，也是他第三次來重慶。」基辛格在訪問期間感慨道，「重慶完全超出我的想像。重慶的今天得益於領導人的偉大的想像力和重慶人民的艱苦努力。重慶的活力讓我心動。」「自我40年前密訪中國，我從來沒有想到會見到這樣一個奇蹟般變化的地方。」
「基辛格（中立者）十分欣賞革命歌曲。圖為他到訪重慶時參加‘中華紅歌會’。」「當基辛格在薄熙來的陪同下，出現在重慶奧體中心的時候，全場10萬群眾一片歡呼。會場裡高掛著‘紅歌頌黨、唱響中國’的巨幅標語。‘永遠跟共產黨走’的主題紅歌大會。這是由國家文化部與重慶共同舉辦的‘中華紅歌會’開幕式。」「在10萬群眾歡呼中，基辛格發表了即席演講。他說，「我40年來，不停地來中國訪問。我十分高興地看到中國成為一個不斷增長、繁榮的偉大國家。我更為震驚地看到重慶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巨大進步是中國領導人的遠見和中國人民艱苦奮鬥的結果。重慶的巨大變化已經充分展示了薄熙來書記的遠見卓識。」接著，「薄熙來宣布紅歌會開幕，全場演唱《跟著共產黨走》。」「‘我看到的是中國領導人對未來的遠見。我為重慶的活力所震撼。’基辛格說。」
「基辛格與在重慶建廠的美國企業的代表進行座談，其中包括福特、惠普、微軟、貝寶、Honeywell、e-Bay、通用、百事可樂等。美國企業在重慶有500多家，合同金額11億美元，涉及電子、汽車、配件、房地產、法律服務等。去年重慶對美貿易11.1億美元。」
「您給美國公司的建議是什麼？」一個美國公司代表問基辛格。
「美國公司來重慶意義重大，」基辛格說。「我建議美國公司到中國西部去，」基辛格說。【10】
江澤民和中共能從政府的治國綱領上讓國內一部分人被選擇的先富起來，能用國家政權把選擇性的打擊腐敗作為排斥異己或拉攏親信的施政工具，他們怎麼不能從政策上非常有選擇性的讓某些對他們一黨專制的長治久安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公司、大財團、高級政要成為中國發展的最早受惠獲益人？
中共收買效果表現為經濟上的收買——心理上收買——靈魂收買，這其中就有了被收買者主動接受的成分。當被中共的利益征服了道德的人們主動提供遊說和其他服務時，靈魂的收買也就大功告成。事實上，主動投其所好，親身實踐中國特色的行賄受賄，外商和外國公司數量劇增。
第三節 「訂單外交」的誘惑
從江澤民時期開始，中共在外交上使用最廣泛的招數就是「訂單外交」，又稱「經貿外交」或「採購外交」。訂單外交是通過大筆購買對象國商品，通過訂單表現的經濟上好處，使對象國政府採取對中共有利的政策；或與對象國的特定利益集團建立緊密聯繫，並藉助其對本國政府進行遊說，從而影響該政府的對華政策。
不講原則的中非關係
江澤民和中共遊走於各大洲之間，最先依賴的是和非洲國家的關係。
江澤民說，「非洲有五十三個國家，在不結盟運動中約佔半數，在聯合國成員國中佔了近三分之一。」【11】江澤民認為中國和非洲「彼此成為可以信賴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內政」【12】，「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政府援助」。【13】因此中國從來不向非洲國家提出任何原則要求，非洲因此也在重大問題上無原則的倒向中共。
「大多數國家都贊成和傾向於世界多極化，都不願意看到世界由一國獨霸。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堅決反對‘人權高於主權’的論調，反對一些西方國家利用經濟全球化謀取私利。有些西方國家的領導人也表示應該促進世界多極化，維護聯合國的權威。當然，各國都有自己的利益考慮，目的不完全一樣。第三，發展中國家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力量。我在西方國家訪問時，往往有一些所謂「民運」分子和「藏獨」分子、「台獨」分子出來干擾，實際上有些西方國家是眼睜眼閉，給我們施加壓力。而在發展中國家，就沒有這樣的事情。那裡的人民對我們十分熱情友好。事實越來越充分地證明，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繁榮和安全，僅僅靠與發達國家合作是不行的，還要靠加強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加強南南合作。十分注意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合作，這是我們處理對外關係的一個大戰略。」【14】
對於非洲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共的經濟誘惑往往是通過經濟援助來實現的。江澤民向非洲國家提供了「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政府援助」。【15】這一政策在2006年中國政府發布的《中國對非政策文件》得到了明確的闡述:「中國政府將根據自身財力和經濟發展狀況，繼續向非洲國家提供並逐步增加力所能及和不附加政治條件的援助。」
和中國相反，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往往是附有一定條件的，如減少腐敗、改善民主、走向市場經濟、等等，促使被援助國能夠在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有所改進。而中國的援助是無附加條件的，對促進這些國家的民主化、市場化進程無助益，但對這些國家的道德敗壞現象起到鼓勵和有意縱容的作用。正因為無附加條件，中國的援助比西方的援助更受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歡迎。
中國隨之操縱這些國家攪亂國際事務。從1999年到2002年中共操縱了這樣的第三世界盟友，成功地阻斷美國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中對中國人權惡化狀態提起的議案，後來乾脆用這些國家的票數將美國踢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以致於美國不再有發言權。出於對中國訂單的考慮，沒有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願意象美國那樣，堅持在人權問題上挑戰中國。幾年中聯合國人權大會上沒有通過任何批評中國人權狀況的議案。從2002年之後，連這樣的議案都沒有一個國家提起。中共的訂單外交換取了各國政府道德的下滑。
從歐洲打開西方缺口
如何對待西方，江澤民也有一套方法，他說，「當前國際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美國的經濟、軍事、科技實力明顯優於其他國家，是當今世界超強的一極。美國正在加緊實施其全球戰略，鼓吹‘新干涉主義’，推行新的‘炮艦政策’，到處干預別國內政，甚至採用武力。然而，美國國內矛盾重重，世界和平與進步力量對美國的牽制也在增強，它想獨霸世界也力不從心……西方國家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歐盟一體化進程近年來有了實質性進展，與美國在歐洲安全事務的主導權和政治、經濟利益上是有矛盾的。日本在政治、外交、軍事上仰美國鼻息，但在經濟貿易方面與美國積怨頗多。俄羅斯經濟上有求於西方，但在北約東擴、核裁軍等問題上與美國、西歐矛盾很深……。國際敵對勢力不願看到中國日益強大，竭力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戰略，企圖搞垮社會主義中國的戰略圖謀是不會改變的。對此，我們必須始終保持清醒的認識。」【16】
分離美國和歐洲在中共的棋盤上至關重要。從歐洲打開西方聯盟的缺口，是江澤民和中共外交的戰略。西方在冷戰後想要有多極力量的鵲起，這本身無可厚非。但是自由的理念，道德和信仰的結集是不能分離的。分散開去的結果是各自力量的削弱，不僅在經濟上，政治上，也是在道德上，立國精神上，對普世價值的堅守上，對上帝保佑人類的信仰上的滑落。這不僅給西方自由世界帶來災難，同時給中共留下了分離進入的蟻穴。中共一直以來的「統戰」手法得到國際舞臺的延用，有拉有打，又拉又打，利用他人之間的矛盾，擴大間隙，分化瓦解，鑽營中共的勢力。
中共選擇了法國和德國作為其攻陷歐洲的最早突破口。
「訂單外交」——從法國和德國突破歐洲
面對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世界，江澤民知道其遠非鐵板一塊。江一方面應對美國，另一方面大力改善和發展與歐洲強國的關係，發現、利用西方諸強自身的利益特點予以各個擊破，分化瓦解西方對中國的聯盟。
江澤民對外交工作的說法是：「在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鬥爭中，我們既堅持原則，又堅持靈活，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矛盾，擴大我們的迴旋餘地。」【17】2000年，江澤民進一步強調：「開展對西方國家的工作，必須抓住重點進行突破，同時要善於利用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進行縱橫捭闔的鬥爭。要利用我國的市場優勢，調動西方經濟界發展對華關係的積極性。」【18】
「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矛盾，擴大我們的迴旋餘地。」江澤民和中共國外交戰略一定要分離美國和歐洲，而在歐洲，江澤民和中共的突破首選是法國。
◎中法關係
提到法國，其首先是文化法國。法國對於歐洲諸國在文化上的影響很大。近代歐洲歷史上先後出現過西班牙「無敵艦隊」和荷蘭「海上馬車伕」的輝煌，但那主要都是商業和軍事方面的成就，文化方面尚難以望法蘭西文化雄霸歐洲之項背：路易十四、拿破崙的對外征服將法語和法蘭西禮儀越過萊茵河、烏拉爾山和阿爾卑斯地區，成為整個歐洲大陸貴族爭相學習、效仿的對象。
冷戰結束後，生活在美國獨霸天下的世界，法國轉而追求文化多樣性和世界多極化，來展示其自身的國家意志。在文化上，法國努力維護其文化獨立性，倡導「文化多樣性」來抵制美國要求歐洲開放文化產品市場的要求和好萊塢的文化進入；在政治上，法國提倡世界多極化，努力提升歐洲和自己作為歐洲大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在意識形態上，作為共產主義第一政權巴黎公社的所在地，法國的政經制度中有一定共產主義因素，如強調社會福利等。中國媒體甚至有「法國是西方的中國，中國是東方的法國」的提法。【19】法國的這些特點，使其自然而然的成為中共應對美國的一個重要棋子。
正是基於其自身特點，法國政府不顧其他西方國家的態度，於1964年1月率先同中國建交，成為第一個同中國建交的西方大國。而其他西方國家直到進入７０年代，隨著中美關係的改變，才逐漸實現和中國關係的正常化。
在「六四」以後，法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一樣對中國採取經濟制裁，並於1992年向臺灣出售60架「幻影」飛機，使兩國關係跌入低谷。
中共利用經濟誘惑、法國本身政治上的需要、加上希拉克對中國的好感，想方設法使中法關係漸漸走出低谷。1993年中法之間開始秘密談判。1994年1月，中法發表聯合公報，法國承諾不再向臺灣出售武器。1994年4月，法國總理巴拉迪爾訪華。1994年9月，江澤民訪問法國。1997年5月，希拉克訪華，與江澤民聯合簽署了《中法關於面向21世紀全面夥伴關係聲明》，法國成為第一個與中國建立夥伴關係的國家。
1998年，江澤民任命駐法國大使，對其要求「要把中法關係推上去」，「首腦外交」的中法元首互訪對方故鄉即是策劃之一。1999年10月23日至24日，江澤民訪問了希拉克總統的故鄉科雷茲。2000年11月21日到22日，希拉克總統回訪江澤民故鄉揚州。
既然法國重視文化，江澤民的干將投其所好，從法國的文化上打開缺口，也是避開敏感的國際政治運作和意識形態不同的最佳進攻謀略。另一做法是歷時兩年的中法文化年。該活動一直受到江的關注。1999年和2000年江澤民和希拉克在互訪時共同確定舉辦中法文化年。雙方商定，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中國在法國舉辦文化年；2004年秋季至2005年7月，法國在中國舉辦文化年。
「文化年」成為中共外交的武器之一。後來在其他國家主辦國不少次，都是交易為主導的活動。儘管中共出口的不是中華文化，而是中共文化，因為打著「文化」的招牌，也是讓人最不設防的。
到21世紀初，中國與法國的政治關係已經非常密切，處於歷史上最好的時期，這主要是由於兩國所擁有的許多共同的政治立場與合作，這除了表現在反對伊拉克戰爭、對朝核、伊核和黎巴嫩衝突等等問題上看法非常接近外，更重要的共同點是兩國都心照不宣地反對由美國主導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共國努力使自己崛起，希望在未來成為一個能夠與美國抗衡的力量；法國則希望通過加快歐盟的一體化進程來創造另一股制衡力量。
中法文化年涵蓋政治、經濟、軍事、文學、藝術、科技、教育、體育、影視、出版、旅遊、飲食、時尚、文物等各個領域。中法的貿易額在2000年是71.6億美元。「中法文化年」結束的2005年間竄升至200億美元。中共用「訂單外交」打開了法國之門，歐洲從此不再是自由理念的銅牆鐵壁，從法國的道德蟻穴中，利益的誘惑逐漸腐蝕穿透了幾千年建立的歐洲文明的基礎。後來各國看到法國和德國得到的利益好處，爭相和中共國建立訂單關係，一發不可收拾。
2010年已有3800多家法國企業在中國發展。雙邊貿易額從每年1億美元提高到每天1億多美元。截至2010年底，法在華投資項目4121個，合同外資168.6億美元，實際投資107.5億美元。而據法國國際投資署（AFII）統計，截至目前，中國對法各類投資累計僅近15億美元。2002年，著名的法國跨國集團阿爾卡特公司將其亞太總部和研發中心遷至中國。法國電力公司也將其亞太總部設在北京。
法國是中國技術引進的主要來源國之一，也是中國用現匯引進技術較多的國家。中共在購買美國的波音飛機和購買法國的空中客車上一直玩著外交花招，以經濟貿易誘惑實施國際政治壓力。2003年4月中方購買30架空客飛機。2006年中國購買了40架空客，總價值26億歐元。2007年的前9個月，中國購買了28架空客，總值17.53億歐元，中國依然是空客第一購買國。法國賺足了錢，美國的波音公司急得跳腳。
在希拉克擔任總統期間，中法兩國由原來的「全面夥伴關係」升級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在這一「政治蜜月」中，雙方都希望兩國能步入「經濟蜜月」。
中共扳倒法國的初衷是為了突破武器禁運的國際制裁。江澤民對法國的心血沒有白費，法國在一些重大的國際事務上，不再堅守正義原則，轉而支持中國的立場。如在1997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會議上，法國不參加由美國帶頭提出的譴責中國人權狀況的議案，最後使這項議案以不予審議的形式被否決。又如在歐盟對華軍售禁令問題上，法國積極為歐盟解除禁令而奔走呼號。但由於許多歐盟國家反對，禁令至今仍未能撤銷。2003年，法國擔任八國集團會議（G8）主席國，總統希拉克提出八國集團會議除了八國參加之外，還應該邀請一些新興國家。希拉克講完話之後，就派他的顧問找當年的中國駐法大使吳建民，希望能邀請中共黨魁出席。
但是中共國和西方的價值理念畢竟不同，矛盾也會時常發生。如2008年，巴黎市議會通過了所謂授予達賴「榮譽市民」稱號的決議。新華網北京2009年5月7日電，「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7日表示，中方要求巴黎市方面停止一切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不要在涉藏問題上一錯再錯。」馬朝旭說：「如果巴黎市政府授予達賴所謂的‘榮譽市民’稱號，必將遭到中國人民（應該是中共國—作者注）的堅決反對。」【20】
法國總統薩科齊2008年12月執意在波蘭會見達賴喇嘛，中國暫停了和以法國為輪值國主席的歐盟舉行峰會。4月G20倫敦峰會前夕，兩國關係發生大轉折，中法發表聯合公報，《公報》稱，法國充分認識到西藏問題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堅持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稍後，中國國家主席會晤法國總統薩科齊，中國並宣布將向法國派遣一個貿易與投資代表團。
2010年11月05日新華網和人民網登載題為《法媒：對待中國需要小心翼翼》文章，部分原文摘錄如下：
法國《解放報》11月3日文章原題：小心伺候中國大人（作者阿諾•沃勒蘭），「隨著胡錦濤前來法國訪問，法國政界和經濟界許多人士都將鬆一口氣。自從2008年以來，中國的這些朋友都想忘卻奧運聖火在巴黎傳遞的不愉快經歷以及薩科齊在波蘭與達賴喇嘛的握手，因為這些事情嚴重影響了兩國的外交關係，並干擾了貿易。
「親華人士開闢所有可能對話的渠道。2009年4月，國民議會議長貝爾納•阿誇耶攜帶薩科齊致胡錦濤的邀請信前往中國執行外交任務。半年後，經濟、財政與就業部長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達能公司、歐洲航空防務和航天公司以及家樂福的總裁們陪同下，在北京度過了富有成效的3天。這位女部長也是與北京恢復友好關係的關鍵人物之一。
「親華超越了種種有偏見的傾向。德龍省社會黨參議員讓一貝松作為法國參議院法中友好小組主席，擺出一副‘對華現實主義者’的姿態。這位親北京人士表示：‘不要冒險忽視未來的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他說：‘薩科齊在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沒有任何表態是有理由的。否則可能會導致金融和經濟後果。’
「比中國人還中國人的溫明登認為：‘在人權方面應停止急切的做法，他們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用不著要求釋放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這是行不通的。’」【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