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我17歲，是北京清華附中高652班的學生，文革的風暴席捲全國。那時清華附中紅衛兵「造反有理」，他們掌權統治了學校，批鬥校長、老師，有的同學也被批鬥，校園裡到處瀰漫著「紅色恐怖」的氣氛。
記得8月8日那天，我走進教室，心驚肉跳的看到，牆上貼滿了批判老師、同學的大字報。「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大對聯從房頂一直拖到地上，在一張淺黃色紙的大字報上面用醒目大字寫道：「楊愛倫，你這個繼承資產階級反動房產主衣缽的狗崽子……」大字報裡的內容前所未聞，並充滿了上綱上線謾罵，類似的大字報還不止一張。看了大字報我很驚詫，楊愛倫曾是我們班的班長，她品學兼優，正直熱情，是個學習好、唱歌好的漂亮女孩子。她怎麼被批判成黑五類狗崽子了？她的父母怎麼從教師變成資產階級反動房產主了？她為什麼遭到紅衛兵的批判？同學之間有什麼恩怨要這麼上綱上線整她呢？
當時我自己在班裡的處境也不好，因曾是團支書而被紅衛兵稱為修正主義苗子黑幫爪牙，沒有人敢理我，我只能一個人獨往獨來，我們是住校生，不能回家，感到孤獨、抑鬱，政治壓力很大。在那個人與人互相揭發互相鬥爭的殘酷年代，我當時不可能找人瞭解楊愛倫的情況，只能默默地觀察著。
晚飯後，我一個人在學校操場上漫無目的走著，聽到大喇叭裡正在廣播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這時天已經黑了，我回到教室，看到一群人正在教室裡，楊愛倫站在中間，周圍有紅衛兵及一些同學群情激奮的說著什麼，我進來時他們正好結束，陸續散開了。
後來聽同學們議論說那是紅衛兵在批鬥楊愛倫，她主要「罪行」是修正主義苗子黑五類狗崽子，資產階級孝子賢孫，還打擊革乾子女某某某。某某某是我們班的紅衛兵頭頭、班文革領導核心組組長，響噹噹的紅五類出身。
楊愛倫過去在清華附中上初中時曾任班長，1965年剛上高中時被老師指定為班長，她是知識份子平民家庭出身。早在文革前，班上有的革干子弟就認為，班幹部、團幹部都應當由幹部子弟來擔任，否則就是偏離了黨的階級路線。我們班在進行班委會選舉時，有的革干子弟極力做工作，要把紅五類出身的某某某推選為班長，頂替非紅五類出身的楊愛倫。楊愛倫並不知情，無論如何也不會把「誰當班長」與階級路線連在一起。文革開始後，有人揭發說楊愛倫曾說過：某某某看到XXX（我校紅衛兵頭頭）的時候眉毛一挑一挑的。這話被上綱上線為打擊革干子弟。紅衛兵說楊愛倫是黑五類狗崽子修正主義苗子，有資產階級思想，打擊革干子弟，對她開展了階級鬥爭。
若干年後我才聽說，在批鬥楊愛倫之前，班裡有兩個紅衛兵頭頭曾專門到林業學院楊愛倫姐姐家，去找在那裡休息的楊愛倫談話，讓她檢查交代自己及家庭的問題，讓她揭發老師、同學的反動言行，尤其要揭發教導主任謝德芳及團支書的問題。並對她說：「並不是想整你，要整的是團支書，只是讓你揭發，但你態度不好……」那時楊愛倫才知道她們是有計畫的整人，只是還沒開始實施。後來楊愛倫回校了，被帶到教學樓的一間小教員室，讓她單獨在那裡寫檢查揭發，門口有班裡紅衛兵專人看管，不許出去，上廁所上食堂也被班裡紅衛兵押著；在被押去食堂打飯的路上，有人向她喊「反革命低頭認罪！」，有的初中班的「朋友」向她侮辱漫罵；宿舍裡她床上的東西被隨便亂丟，床上貼滿大標語，什麼「小修正主義分子」、「反革命不投降就叫她滅亡」。那些天她儘管感到壓力很大，但還是寫不出讓班裡紅衛兵滿意的檢查，她不願說假話故拒絕揭發別人。
紅衛兵對她的批判逐步升級，但具體是怎麼籌劃的只有班裡紅衛兵頭頭們最清楚。我們只知道8月8日那天晚上批鬥她，是由班裡兩個穿黃軍裝系皮帶的女紅衛兵揪住她的兩個胳膊把她押到教室的，在「反動派不投降就叫她滅亡」的口號聲中，批鬥會由班裡一個矮個女紅衛兵小頭頭主持。紅衛兵們讓楊愛倫揭發萬邦儒、謝德芳的罪行，交代自己的反動家庭；對她指責漫罵，喊打倒她的口號，扣上一堆政治帽子；按著她的頭讓跪下低頭認罪，還從後面踹她，楊愛倫掙紮著不低頭、不下跪……
據說學校紅衛兵一個頭頭曾到我們班說過楊愛倫太強硬了，批鬥她就是為了殺雞給猴看。
那天晚上他們批鬥完散開後，我坐在教室裡默默看書。過了一段時間，我們班紅衛兵頭頭某某某急急忙忙走進來，她說楊愛倫不見了，然後讓同學們分頭到樓前樓後、院內院外去找，讓有自行車的同學單詩敏和我一起騎車去林業學院楊愛倫的姐姐家尋找她。
已是深夜了，細雨綿綿，我們倆冒雨騎自行車出發了。我們從清華附中西邊的小馬路向南走，路很黑，沒有人，旁邊一側是圓明園黑乎乎的土山影，只聽到雨打樹葉沙沙的響聲，我們一路無語，心情沈重，除了對夜路的害怕，對楊愛倫的擔憂，還有對社會上斗校長、斗老師、斗同學的恐懼，不知哪一天會鬥到自己頭上，但為了尋找同學只能給自己壯膽往前走。
我們使勁蹬自行車，向著五道口方向走，快到五道口時有一條鐵路，想到前幾天曾有一名清華大學的學生在這裡臥軌自殺，我心裏頓時更感覺恐怖。這時前面不遠處出現幾個大學生，隱約聽到他們在議論好像一個女學生臥軌，我們趕過去問是怎麼回事？他們卻不說了，指著遠處汽車尾燈紅色的亮光說人拉走了，不清楚什麼事。
編後：「文革」是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間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一次政治運動，歷時10年。這場政治運動給中華民族和中國各族人民帶來深重災難。2016年是這場浩劫的50週年。
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 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據專家們的保守估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達773萬人。
我心裏忐忑不安，感覺全身發冷，好在不遠就是林業學院的大門，看見一個身穿黑色斗篷雨衣的警察正在傳達室窗外打電話，直覺讓我們立刻奔了過去。警察拿出一個錢包讓我們辨認，錢包裡裝有清華附中食堂的飯票，我們一眼就認出這個錢包正是楊愛倫的。警察告訴我們，由於這段鐵路出過事，火車司機開得很慢，剛才突然發現一個白色身影奔了過來，馬上剎車，人豎著倒在火車下面的鐵軌中，人受傷了已送往北醫三院。
我們到北醫三院時，楊愛倫已經被送進手術室，從門縫可以看到手術室地上有一堆沾滿鮮血的淺色衣服，正是楊愛倫的。
醫院做手術的醫生出來告訴我們，楊愛倫所幸是豎著倒在鐵軌中，但她的一個手被火車壓掉兩個手指，她的臉頰被火車下的鑼釘掀起一大塊皮肉，手和臉的殘疾是難免的。這個醫生很正直、富有同情心，他說這個女孩很年輕，長的也好，受刺激精神恍惚了，為了少留疤痕，他縫得很細，手術用的時間比較長。
我佇立在手術室門外等候，望著綿綿細雨的黑夜，想到楊愛倫受到紅衛兵的批鬥，冒雨從學校裡逃了出來，在漆黑的夜裡去撞火車，我心裏感到無限悲哀。楊愛倫的身體留下了終身殘疾，心理受到了極大傷害，一個花季少女就這樣被摧殘了，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第二天早上八點多鐘，臉上纏滿了白色紗布、身上蓋著白色床單的楊愛倫躺在手術床上被推出了手術室，她還沒完全甦醒，被送往病房。
我們回到了學校，班裡批判楊愛倫仍在繼續，最醒目的是紅衛兵寫在教室黑板上的「閃電報」，說楊愛倫自絕於人民！紅衛兵小頭頭在教室前面給同學們訓話，她聲色俱厲的說楊愛倫是反動階級的孝子賢孫，自殺是抗拒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自絕於人民，讓大家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必須與她劃清界限。
後來聽醫院醫生說，班裡紅衛兵要揪楊愛倫回去批鬥，但被醫生擋了回去，醫生保護了她，說她傷沒好，不能回去。
……
令人難忘的那一夜已經過去四十九年，文革早已被否定。我們已經六十多歲了，我們班的同學們各自走著自己的人生道路。清華附中那一夜所發生的事情似乎已經過去了，似乎已經被很多人遺忘了，當年的紅衛兵施害者很少有人反思反省，更沒有懺悔，除了劉向彤同學以外沒有人向楊愛倫道歉。
近幾年出現了一些奇怪的說法，例如有當年的紅衛兵現在的史學學者說「清華附中高652班的楊愛倫。她在8月8日自殺未遂，受了輕傷。自殺的原因及在此前後的詳細情況至今仍不清楚」。「據我向高652班的同學瞭解，楊自殺前並未遭到‘紅衛兵的輪番批鬥’。在那兩天，可能是有班上的同學給她貼了大字報。具體因為什麼問題，及楊本人當時遭受到何種壓力等問題還有待於進一步的瞭解。」這些不尊重歷史事實、推卸責任的說法很令人詫異。楊愛倫被壓掉兩個手指是否輕傷暫且不談，她受到班裡紅衛兵的批鬥和關押是事實，她被批鬥後精神錯亂去撞火車也是事實，怎麼還說原因「至今仍不清楚」呢？而提供奇怪資訊的「高652班同學」有可能是至今不認錯的當年的紅衛兵施害者，也有可能是確實不瞭解情況的同學。這些奇怪的說法促使我要講述那一夜所發生的事情，作為親歷者，應該將我知道的事實公布於眾。
我在清華附中文革中親身經歷的那一夜儘管過去了近半個世紀，但那時所發生的事情仍歷歷在目。我講述這段往事不是針對某個人，也不是要追究某些紅衛兵施害者個人的責任，而是要把發生在清華附中文革的那一夜記錄下來，我所講述的是文革中無辜同學被迫害致殘的事實。文革是誘發人性惡的罪惡運動，扭曲了人性，殘酷無情，給個人、家庭、國家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文革是一場浩劫！
我感到在歷史長河中，我們要尊重歷史事件的事實真相，歷史不能掩蓋，教訓不能遺忘。
編後：「文革」是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間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一次政治運動，歷時10年。這場政治運動給中華民族和中國各族人民帶來深重災難。2016年是這場浩劫的50週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