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臨死前，在醫院裡和鄧穎超幾乎沒有進行任何實質性的談話，也沒有給老婆鄧穎超留下遺言，哪怕隻言片語。據說他怕毛澤東給他房間安了竊聽器。一個注定要死的人還怕什麼呢？就是竊聽了又能怎麼樣？
在共產黨中，周恩來的欺騙性最大。他的一生就是偽裝的一生，他沒有信任過任何人，在老婆跟前也是偽裝的，他的偽裝矇騙過很多人，凡是把他當親人的最後不但死的很慘，而且最後才知道都是他批准的。
周恩來守口如瓶
根據史料，周恩來到底玩兒過多少女人，有過幾個孩子，永遠沒有人知道。周恩來時時強調保密的重要，他在一次會議中說：「保密的事非同小可，回家後，不要一時高興就說出來」，「我老婆是老黨員、中央委員，不該說的我對她就是不說」。
1982年6月30日《人民日報》上有鄧穎超的一篇回憶文章，說她和周恩來結婚後，聚少離多，他到哪兒去，「去幹啥、呆多久、什麼從沒有講」。周恩來一向「守口如瓶，滴水不漏」，「我們之間相互保密的事是很多的。」
鄧穎超的奇怪日記
過去的年代，一般老百姓願意用日記當作釋放、傾吐自己真實情感的園地，這是個不允許被別人侵犯的領地。但在中共統治下，往往把百姓在日記上抒發情懷或一時的不滿當成反黨的罪證，寫日記也不敢寫的那麼毫不掩飾了，甚至有人為了達到什麼個人目地而把日記當成可利用的工具。在中共官方媒體上時有偽造日記來樹立「光輝榜樣」。
奇怪的是周恩來死後，鄧穎超拿出一本日記，上面居然有很多對「紅太陽」的非常深入的探討。先不說這對夫妻互相如何不信任，就按照周恩來的個性，打死他，他也不敢留下對毛澤東的反對意見。難道他不怕萬一有一天自己也被抄家，這一本日記就能立即置他於死地？
《爭鳴》雜誌曾報導，一九七八年十月，鄧穎超就自己的日記，向中央政治局請示：「如何處理有關資料檔案？」葉劍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告知鄧穎超：「現在工作繁多，也很複雜，還是你保管好。」
把自己的日記當成「資料檔案」，而且主動塞到中共手裡，這個日記的真實性確實值得置疑。
有趣的是，鄧穎超不死心，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後，又提出有關自己日記內容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要中央對毛澤東和周恩來誰是誰非問題上表態。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鄧穎超說：「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員都看過，還是由你保存比較合適，考慮到多個方面：黨內團結、黨的形象、毛主席功過七三開評價等方面。」直至鄧穎超逝世後，她的日記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屬下的機要局保管。
2004年3月，中共對鄧穎超日記作了啟封，讀過之後才明白，鄧穎超為何要堅持把自己的日記上交給黨作為歷史資料。史記都是第三人寫的，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都是由別人評說。而鄧穎超的日記裡，據她說是記錄了與周恩來在其病危期間的談話，說他對自己的一生進行了反思，反思自己在革命戰爭年代和中共建政後歷次政治事件中，作出了違心的抉擇。在多次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關鍵時刻，背棄原則作出遷就，造成歷史性災難，感到沉痛。
輕輕幾句話「背棄原則作出遷就」就把自己做過的那些罪行不露痕跡的都推給了毛澤東，並且推的徹徹底底、一乾二淨。還撈了個「臨終自責」的美譽。
周恩來是在中共裡隱藏最深
凡是非讓別人看的日記決不是一本真實的日記，它沒有歷史價值，只起欺騙的作用，這就是鄧穎超非要把自己的日記交給黨的原因。
人做過什麼他自己最清楚，周恩來死時要求把骨灰撒入大海，他知道總有一天自己會被掘墳鞭屍的。所以與其讓別人把自己骨灰給揚了，不如自己死後就辦，還撈個美譽。
在鄧穎超的日記中，談到周恩來在遵義會議干的壞事，日記記載說「周後悔給毛抬轎子」、「周成全了毛的終身領袖地位」等等。周說：「我又一次做了違心的政治上錯誤的抉擇。」
這些表面上看都是周在反思自己，但仔細看才發現，他把製造苦難和血案的責任都推給了別人，自己只剩下「反思」。
有人說周恩來在中共裡隱藏最深、最不容易識別。看了鄧穎超的日記感覺周恩來做壞事推責任的能力確實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