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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一生可謂博學多才，他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並有大量的著述。胡適26歲時就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很多知名人士都尊稱胡適為導師。他曾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等職，為大中華民國做出了大量有益的事情。胡適去世時，30萬臺灣民眾自發的在街路兩旁佇立默哀，護送胡適的靈柩、哀悼痛哭。這樣受人愛戴的人物，為什麼卻遭到了毛澤東發起的批判呢？
胡適看透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危害性
其實，瞭解一點中共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共稱讚的和它反對的，人們只要是跳出它劃定的圈圈，用普世價值來衡量一下，就不難看出其往往是言不由衷或南轅北轍的，它常常與國際社會是擰著勁兒的。在對待胡適這一點上，就顯得比較明顯。毛之所以發動批判胡適，可能出於幾點考慮。
胡適自倡導發起新文化運動，並試圖通過引進西方民主和科學來救國的一系列舉動後，同時也對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熱衷於引進的馬克思理論有了很多的研究。但胡適最終發現，馬克思主義那套東西並不是理想社會的指南，他看透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危害性。「五四運動」後，胡適同李大釗、陳獨秀等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知識份子分道揚鑣。胡適由「問題與主義之爭」開始，倡導改良，從此改變了他原想20年不談政治的態度。他於1920年代辦《努力週報》，1930年代辦《獨立評論》，1940年代辦「獨立時論社」，都屬政治性刊物，並抨擊時弊，剖析共產主義的危害性。
師長與學生的關係發生演變的緣起
當時的毛對胡適非常崇拜，同時毛也是李大釗、陳獨秀馬克思主義的追隨者。當時胡適是北大校長，毛是北大圖書館的助理管理員，地位也是相差很大。當時，毛在學術領域的很多事都要去討教於胡適。毛的一些文稿，經過胡適看後、修改後，才敢拿出來。毛經常對人宣說是胡適的學生和崇拜者。
後來，毛鬧革命勢力漸大，胡適在毛的心中早已不是原來那樣神聖了，漸漸對胡適也是前恭後倨了。而當時的胡適在社會上的聲望仍然很高。1949年初，中共軍隊開始緊鑼密鼓的籌劃進攻北平。毛曾派人勸說胡適留下來，為中共效力，允諾可委以北京圖書館館長一職。中共軍隊兵臨北平城下時，還用電臺廣播呼籲胡適留下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然而，胡適經過一番思考後，還是選擇、接受了蔣介石派來使者們的邀請，飛離北平，去了南京。1949年3月9日，蔣介石派蔣經國赴上海訪胡適。4月6日（另一說是14日），胡適應中華民國政府要求，從上海搭威爾遜輪前往美國，為和平解決國共內戰問題尋求美國政府的介入幫助。4月22日，胡適在美國舊金山發表談話稱：「現在重要之事實，則為中國政府已拒絕投降，此非僅四萬萬人民之命運所系，即全世界之命運，恐亦隨之決定。」次日，中共軍隊佔領南京後，胡適仍表明自己的態度：「不管局勢如何艱難，我始終是堅定的用道義支持蔣總統的。」胡適這樣有影響的人物當時在意識形態領域裡可謂是有舉足輕重的思想界泰斗級人物，他在關鍵問題上，沒有為中共站臺，而是選擇了繼續支持蔣介石和中華民國，毛和中共自然就非常不舒服。
一向說話不傷人的胡適卻一語中的傷到了毛
據說，當時讓毛更為不舒服的是，胡適否認了毛澤東是他的學生。因為早期在北京大學期間，由於胡適的聲望地位顯赫，雖然只長毛澤東2歲。但毛澤東為抬高自己、趨炎附勢，宣稱是「胡適的學生」、是「胡適的熱烈崇拜者」。胡適平素很講究寬容，對待一些人包括魯迅等對他的攻擊，胡適都不予回擊。但胡適後來有一句話則惹下大禍了。事情是這樣的，針對早期的這些「師生」軼事傳聞，一次，記者問胡適，毛澤東是你的學生嗎？胡適回答：「不是，毛澤東只是北大圖書館的職員，按照毛澤東當時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
根據胡適研究專家耿雲志先生回憶說：「這句話我想是他一生裡，講的最‘有失紳士風度’的一句話，他（胡適）說按照毛澤東當時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我估計這個話有可能傳到毛澤東的耳朵裡，所以毛澤東非常決斷地發動一場全國規模的徹底批判胡適的運動。」這種分析是很貼切的，最起碼事實上，毛髮動的對胡適的批判，這句刺痛毛的話成了胡適被批判的導火索。於是，胡適成了「漢奸」「走狗」「賣國賊」。
關注大陸民眾苦難及揭示其根源令毛更加恐慌
還有，1949年以後，胡適雖身處海外，但幾乎無時不在關注大陸的命運，包括文化的浩劫、知識份子的境遇、人民的苦難等，並不斷發出與中共不同的聲音。毛對胡適的影響和胡適所提倡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斷，重懷疑，重實證等理念以及胡適的不斷發聲更是恐慌。顯然，人們都按胡適的理論思考問題，看待事物，那毛搞得一套馬克思主義的把戲在中國大陸就將被人們看穿，毛和中共的統治也將失去理論基礎和合法性。
據傅國湧撰文稱，1956年9月，胡適已66歲。他在去美國加州大學講學的途中和記者談到《新青年》和《獨立評論》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的地位時說：「從那時候開始，自由思想和共產主義便不能相容。」他還說：「共產黨以三百萬言的著作，印了十幾萬冊書籍來清算胡適思想，來搜尋‘胡適的影子’，消滅‘胡適的幽靈’。共產黨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證明這種思想在廣大中國人民心裏，發生了作用。中國人民一日未喪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懷疑求證的精神，毛澤東、周恩來等便一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一幫文化奴才便要繼續清算我的思想。」
胡適如何看待「批判」他的人
在當時大陸，在中共的政治高壓下，那些熟悉胡適的人，為了自保，在高壓政治氣候下，開始批判胡適。
面對這些鋪天蓋地的批判，胡適還是理解在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人們是沒有保持沉默、保持不說話的權利的。胡適曾感嘆：「大陸不僅沒有說話的自由，特別可怕的是失去了不說話的自由。」「中國知識份子就不能說許多非出自本身或虛偽的話，頌揚不值得頌揚的事，或不譴責他們內心不願譴責的師友。總而言之，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就逼使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講政治性的謊言」。「當中共政權命令全國清算‘胡適思想毒素’的時候，我的朋友或學生，都不得不說出他們對我的批判或痛罵。他們充分知道我會瞭解他們並沒有不說話的自由。」胡適可謂寬宏大量，並用仁愛之心去理解那些攻擊、批判他的人。
更為令人痛心的是，當時沒聽胡適勸說，對毛和中共抱有幻想、沒與胡適一起離開北平的胡適幼子胡思杜在大陸「學習會」上不得不也「踴躍發言」，「表示要與父親胡思杜劃清界限。」並於1950年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了《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言辭頗尖銳。儘管如此，胡思杜也沒能倖免於毛髮動的運動中被迫害。1957年，胡思杜被定為右派，他在壓力極大的被批判中，不堪忍受屈辱，最後自殺身亡。其實，胡思杜的被打壓直至自殺，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毛對胡適的報復和中共體制下的必然。
曾自稱是胡適學生和崇拜者的毛澤東要發動對胡適的批判，對胡思杜的迫害無非是這幾種原因。
父子不同的選擇不同的結局留下的深刻教訓
胡適不愧為有獨到見解的思想家，他早期出於救國的初衷，發起了新文化運動，後來發現其負效應是破壞了中國傳統的文化，可能是胡適及時認識到了這一點，便急剎車了。而恰恰胡適發起新文化這一點，是毛對胡適保留的唯一肯定，可見毛肯定的恰恰是不好的事情。後來胡適又開始倡導西方的民主和科學，也認識到了當時一些人傳播的馬克思理論對中國的危害性。這過程中，他也認清了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發展方向對中國更是危險的，所以在關鍵時刻，胡適毅然徹底與毛決裂。但遺憾的是，胡思杜沒能聽父親的勸說，沒一同離開大陸。後來，留在大陸的胡思杜可能是出於為了在那個畸形社會裏能生存考慮，胡思杜一直想入共產黨。到了1957年，毛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很多人誤認為毛和中共真的開明瞭，認為中國有希望了，很多人興奮的為了國家的發展和前途，提了很多好的建議。胡思杜也就積極主動的給他所在的院部領導提了關於教學改革的建議。沒想到，這下胡思杜中了毛「引蛇出洞」的「陽謀」，一昔風去突變，本來就是「反動派」兒子的胡思杜被打成了「右派」直至屈死。
胡適父子二人在重大問題上不同的選擇，出現了迥然不同的結局，同時也給後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訓。那就是看清中共並與之決斷者生，對中共抱有幻想且不肯脫離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