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右任像。（網路圖片）
於右任是一位政治家。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驅、國民黨元老，曾擔任南京國民政府審計院院長、監察院院長等職。1949年去了臺灣，繼續擔任「監察院院長」等高職。他的最後15年是在臺灣度過的。
於右任更是一位文化名人。在他的一生，無論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擔任多大的官職，有多大的權力，他始終沒有脫離中國傳統文人的基本品質。
人們不會忘記，即使在於右任病痛的時候，他仍然儘可能地多做事，而他所最看重的事往往與文化教育有關。
1962 年，於右任84歲。年後不久，於右任身體不適，自感去世之日不久，心情變得很鬱悶，但他並沒有因此沉淪，依然堅持自己一貫的信念，並努力為社會服務。除了繼續參加監察院、標準草書研究會的一些社會活動外，他還抱病參加臺灣省議員選舉，並多次教導年少者，為他們指明正確的方向。
1964年7月2日上午，於右任抱病會見臺灣大專院校12名畢業僑生，做生前最後一次演講。他想將自己所有的心得都毫無保留地告訴這些青年人，但想來想去，只能揀最重要的「立志」來講，他說:「諸位都是有為的青年，前途非常遠大，在此我仍願以我數十年為學、處事及革命的體驗心得‘立志’二字勉勵大家……
所謂‘士先志’，就是教人立定志向；志向確定了，做人就有了主宰，就不會隨俗浮沉。縱觀古今中外，多少英雄豪傑，做出了種種豐功偉績、可歌可泣的悲壯事跡，無不始於立志……我希望各位立定志向，多讀中外名人傳記，有所取法，見賢思齊，知所奮勉。」
1964年1月22日，於右任特在日記中表明自己的心跡:「我是儒家系統中人，守之不變者，萬勿中途迷離，為世所笑。」這是他的人生信念。
看書、寫字則是於右任的生活習慣，一旦離開便非常難受。1963年4月16日入榮民醫院後，他在日記中很感慨地稱:「少年不看書，老年欲看而不可能，可哀也。」「不看書者真可為愚人，可恥。」1964年1月14日則寫:「數日因事未看經書，心中不安。」「聖經味淡，百讀不厭。」這些文字是於右任對「看書」習慣的真實心理寫照。而他之於「寫字」(書法)，則更是不可分離，不僅給別人寫，更以此作為日常之事。有些熟人到於右任家，免不了從紙簍中揀回不少珍貴墨寶。
我的錢已用干
人們也不會忘記，一生高官的於右任始終堅持文人從政的傳統美德，注重名節，兩袖清風。因此當他晚年病重時，他常想到的竟是「沒錢住院」。
1963年4月18日，於右任喉嚨發炎，住進臺北榮民醫院。剛過三天，於右任便在日記中寫道:「今日早起，疾已輕，有歸去之意。開支甚大，如何能繼。」5月初，於右任在疾病沒有完全治癒之前便出院，病情因此再次發作。5月3日，他在日記中寫:「自醫院歸，又病，不能興。食道最難防。」頗有後悔之意。7日，於右任更加後悔，寫:「病多日不見輕，出醫院大大的錯。」在這種情況下，他本應該馬上住院，但因為住院費用的緣故，他將此事一拖再拖。27日，於右任又在日記中寫:「我的錢已用干，可以指天作誓的。人疑我有錢，是旁人害我。」
在此期間，於右任仍參加社會活動。6月26日，由於喉部感染，於右任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療，但因經費緊張，很快出院。等病情好轉一些，他又積極參加社會活動，並在臺北青田街9號老學齋燈下揮墨，寫氣勢恢弘的長篇行草書《文信國正氣歌》七屏，成為其最後之大作。
1964年7月底，於右任再次病重，咽喉發炎，說話進食都很困難。臺灣復旦大學校友會理事長趙聚鈺前來看望，勸他住院治療。於右任沒有表態。因經費困難，住院日期一拖再拖，致使病情惡化。蔣經國也來看望，勸於右任:「老伯，聽說您身體不好，還是進榮民醫院治療吧。」於右任不願向蔣經國哭窮，只是點頭應承。
再次住院沒幾天，於右任又因經費問題而擔心，對副官方伯熏說:「我很窮，沒有錢，我住的這間病房多少錢一天？太貴了我是付不起的，我還是出院回家吧。」方伯熏看著病情嚴重的於右任，有意隱瞞實情，以諸如「最惠」之類的理由，將每日高達千元的住院醫療費說成「只有一百元」。如此一來，於右任可以安心地住院了，因為以他月薪5000元新台幣的收入，是可以付得起這些費用的。然而，他的病已經治不好了。
在生命到達終點前，於右任數次想寫遺囑，但寫了撕，撕了又寫，寫了又撕，後來病情惡化，終致無法再寫。他的長子於望德為尋找父親的遺囑，特請來監察院副院長、監察委員等數人作證，打開於右任最為珍貴的保險箱。開箱以後，大家被眼前的物件所感動。箱子裡沒有一點金銀積蓄，所能見到的是一枝鋼筆、數方印章與幾本日記。還有結髮妻子高仲林早年親手為他縫製的布鞋布襪。再有，便是他的三兒子於中令5月赴美留學時向銀行借貸的4萬元賬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數萬元的賬單。
看到一生高官，連任三十一年監察院長，而且是著名書法家、詩人、社交活動家的於右任先生，到生命的最後時刻，竟只有這樣一些物件。人們無不淒然，敬佩景仰之心頓生。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
於右任是陝西省三原縣人。他苦等時局的變化，希望有生之年可以返回故鄉，希望能見到自己的結髮妻子高仲林以及長女於芝秀等親人。這樣的願望始終不能實現，他便變得更加傷感，常嘆息道:「我好想念她們呀！」還作詩寄託思念之情，《憶內子高仲林》中即寫道:「夢繞關西舊戰場，迂迴大隊過咸陽；白頭夫婦白頭淚，親見阿婆作艷裝。」高仲林80壽辰的時候，於右任又傷感地寫信告訴香港的吳季玉先生，說:「今年是我老伴的80壽辰，可惜我不在大陸，今年她的生日一定會很冷落，不會有人理睬她的。想到這點我十分傷心！」
他也非常想念大陸的朋友。丁中江曾回憶:民國四十年春，我由泰國和越南遄返臺北探視親友，抵臺當天即赴青田街謁右老，老人家一見我面，還來不及握手，就大哭起來，口中喃喃說:「大聲(陸鏗號)大聲，我想念他。」因為若干年來，我總是和陸鏗一同謁見老人，這次在萬劫之後，只見我一人，而陸鏗卻在昆明，老人家見到我，勾起了對陸鏗的想念，遂掩面痛苦。……後來我返香港，去向老人家辭行時，右老很高興的對我說:「我有件寶貝送給你。」
一邊說一邊在書桌上找，找了一會找出一份報紙，原來是一份《天地新聞》日報，正是查封那一天的。他老人家把報紙攤開，在上面寫著:「二十四斤行李中留此寶物，以贈中江，念大聲不已。」寫到末一句，又擲筆大哭。
1月12日的安排:「我百年後，願葬於玉山或阿里山樹木多的高處，可以時時望大陸。山要最高者，樹要最大者。我之故鄉，是中國大陸……」1月24日的安排:「葬我於臺北近處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做出這樣的預先安排後，於右任仍感覺非常抑鬱。15年的鄉愁，感情之累積終於釀成一首千古絕唱——《望大陸》: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陸；
大陸不可見兮，
只有痛哭！
葬我於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鄉；
故鄉不可見兮，
永不能忘！
天蒼蒼，
野茫茫，
山之上，
國有殤！
懷著這樣的心情，於右任病倒了。病重時，他的老部下，原臺灣「監察院」秘書長、後任「考試院副院長」的楊亮功到醫院看望，問:「您老有什麼事吩咐我？」於右任很想說話，但由於喉嚨發炎而無法講出，只好用手勢表達自己的意思。他首先伸出一個指頭，接著又伸出三個指頭，希望將自己的心思告訴楊亮功。
楊亮功不解其意，只好猜測地問道:「院長，您是不是不放心三公子於中令？」於右任搖搖頭。
楊亮功又猜了一下，也不準確。
最後，他只好說:「院長，等您身體好一些後，我再來問您，好嗎？」於右任點頭。
此後，於右任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嚴重。楊亮功始終未能問清一個手指和三個手指的意思。
1964年11月10日晚8點零8分，於右任先生在臺北榮民醫院病故，終年86歲。於右任去世後，楊亮功向資深報人陸鏗提起此事，陸鏗反覆考慮後，提出一種解法，認為於右任的「一個指頭」是指祖國統一，「三個指頭」代表三原縣。合在一起就表示:將來中國統一了，請將他的靈柩運回大陸，歸葬於陝西三原縣故里。這一解釋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
於右任，1879年生於陝西省三原縣，1964年病逝於臺灣，享年86歲。原名伯循，字右任，號騷心，又號髯翁，晚年又號太平老人，於右任晚年稱「每得一樣美食，便覺生命更圓滿一分」。於右任的高壽，得益於三友：書法藝術；松樹和一切樹木；美食，尤其是山藥、核桃等產自植物的美食。自勉道：種柳觀生意，栽松養太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