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子文：讀者和作者是否應該就此離棄《明報》？對此我無法給出結論。（美國之音）
【看中國2016年04月29日訊】生死存亡之際，《明報》的讀者和作者，可以從《南方週末》之死得到怎樣的啟示？
《明報》的命運，是否會跟《南方週末》一樣？──本來一班記者編輯因為一股精神力量支撐著，主編換了幾輪都守住了底線；但終抵不住一次又一次忠良骨幹被戕害，人才四散，新聞與理想，皆名存而實亡。內地沒得選，在香港讀者自可罷看罷買，一紙風行隨時變成一張廢紙。生死存亡之際，《明報》的讀者和作者，可以從《南方週末》之死得到怎樣的啟示？
風骨與劍氣
《南方週末》發行量高達130萬份的時候，正是網際網路興起的1990年代末，彼時在讀大學的我，被其清爽可讀的版面和欄目吸引，新經濟、新文化、新生活，都呼應著當時網路初開吹向民間的清風。《南周》的報頭題字由魯迅書法字體組合而成，特立迥異於《人民日報》毛澤東的手跡，暗含風骨與劍氣的報格，昭示一派新啟蒙的氣象格局。
弔詭的是，魯迅跟毛澤東在歷史長河的相遇，被記述在《南方週末》的一篇歷史鈎沉文章。當事人回憶，毛被問及倘魯迅尚在人世，命運將會如何，他毫不客氣地直白回答：要麼乖乖聽話，要麼坐在牢裡。何等霸道，何等殘暴。原來紅色的革命「大旗」不過是被利用的文化「棋子」而已。《南周》能刊登此等文章，可見其文化格局之大，絕不止於揭露時弊，報導真相。
用小說家、亦曾是《南周》專欄作家王小波的話說，是要建設「精神的家園」。王小波的小說和隨筆，以特立獨行之姿態，批判中國歷盡政治浩劫後可悲的精神貧乏和無趣。可惜他在盛年早逝，這亦是當年短暫的網路開放及思想自由、民間辦報一枝獨秀的命數。中國在90年代末、21世紀初的網路小陽春，以今日情勢觀之，簡直是80年代以降的黃金時代。
2001年，筆者以網路BBS活躍份子的身份隻身進京，被延攬至一家謀求市場化轉型、亟需新生力量的日報工作，誤打誤撞開始了自己的傳媒生涯。該報大膽重用網路輿論領袖，一半以上採編人員皆來自網路世界，於是一度先鋒人物匯聚，創出新穎報導及評論格局。
那年剛好北京申奧成功，消息傳出，一班同仁正在京城鬼街宵夜，站立狂歡人群中，評論部主事卻慨嘆：「好日子到頭了！」甚為悲壯。果真，主辦零八奧運和中國加入WTO，帶來毫不費力的生意機會和大量訂單，改革從此失去原動力與合法性。多年後大家見證了這一預見之精準。申奧成功後的一年，我坐著夜班火車南下廣州，就職《南方週末》。
《南周》何以不姓黨？
在《南周》的第一件工作，不是聽訓新聞理想或入職考試，而是拆看、揀選讀者來信，刊登於「百姓茶坊」、「百姓記事」。兩個整版，隔週刊登，由後來創辦《南方人物週刊》、評出中國公共知識份子50人榜單的徐列創辦、主持；徐列非常重視這兩個版面。後來人物週刊讓人肅然起敬的，由平民所寫的親人訃聞版，也是延續這份平民精神。這份工非同小可，一做三個月，於我卻是特別踏實的採編訓練。
《南周》雖以改革開放後第一份成功的市場化週報著稱，但在中國八九後肅殺的一片蕭條中，辦報為民吶喊，與民同悲苦，《南周》卻是在精神上，延續80年代的人道精神與自由思想的佼佼者。無論大小記者、編輯，都看重閱讀與思想，歷史與人文情懷，在《南周》人人珍而重之。
之後我轉入評論部及社論小組，兼做思想訪談與人物訪問。當年在評論版開設轉摘網路輿論的「網眼」欄目，改版面名字為「眾議」，都是受網路自由表達和《南周》平民精神的影響至深。
我所撰寫的社評中印象尤深的一篇，題目叫《網路聲音值得認真對待》，評論2003年初一篇網路長文《深圳，你被誰拋棄》的作者咼中校被時任深圳市長於幼軍接見的事件。官員與網民的這一次會面，被視為廣納批評意見、重視網路言論表達的象徵，幾乎是中國空前絕後的公共事件，是改革前沿陣地廣東省能否深入改革、思想解放的標誌事件。不過，後來於幼軍並未受重用，某種程度也象徵著改革派的失勢。
而咼中校後來與我在明報集團下屬雜誌《亞洲週刊》做了同事，再後來，2014年5月，他因參與編輯香港政論雜誌而在深圳被捕，以非法經營罪遭起訴，至今兩年仍未有判決。同年9月，曾在1990年代任新聞部主任七年，後創辦21世紀經濟報系的《南周》功臣瀋顥被捕，不久之後，他在電視認罪，聲稱自己以負面報導向企業收取「保護費」，最後以犯敲詐勒索罪、強迫交易罪、職務侵佔罪，被判刑4年。
物是人非兩蕭瑟，卻都構成歷史真實的紋理，時代殘忍的見證。
我並非要回憶個人傳媒生涯，也無意為過往時代做總結，只想說說自己親歷的《南周》之死，來觀察和應對如今香港傳媒所遭遇的沉淪。以上是不得不交代的背景，否則，無從解釋南方報業集團的黨媒之下，為何可以出現不姓黨的《南方週末》這樣的異數，也難以進而比較兩地迥異的媒體生態。簡單說，因為關注民間疾苦的緣故，因為網路興起帶來的思想解放，才成就了《南方週末》的一紙風行。
謀殺一份報紙的品格
從2002年開始，我在《南周》工作五年。前兩年，是錢鋼等一批老報人剛離開、亟待整裝重發的時期，這一階段遭遇沙士（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和孫志剛事件，可謂依舊處於正常新聞階段，雖然因揭黑報導得罪利益集團，《南周》採編部門曾被要求盡量不做外地負面報導，但不時亦會出現具爆炸性的深度調查報導，題材逐漸由社會問題轉向民生和經濟。這個階段的過渡，猶如張健波交班給劉進圖、姜國元，採編元氣未傷，新聞理想仍在。
每年的年終特刊是重頭戲，當中有時政、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各個領域的長篇年度觀察稿，也有向傳媒同行出色報導致敬的榜單，而一年來累積的失落與無奈則在年終致辭的深情詞句中盡情展露。北方報人將之視為「南周腔」，認為是賣弄感性文辭多於指出實質問題。
對這一傾向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尤其是當廣東省委宣傳部官員被指派擔任《南周》總編之後，感性文字就越來越多隻是煽情辭藻，越來越不痛不痒。
這位主編現在已經升任南方報業的社長。他就任《南周》主編的第一年，每一位記者編輯都親自跟他交手，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採編工作變成了勸服工作。大家慨嘆之餘一廂情願地以為，他只是屁股決定腦袋，人是厚道人，因而是可以被爭取，被啟蒙的。可既然是屁股決定腦袋，腦袋已經不是自己的了，還談何自己的決定權，還能有什麼新聞原則的追求。
「可以有不說的真話，但絕不說假話」，這是《南周》創辦人左方先生定下的新聞採編原則，無論面對多少次打壓、撤換主編或內部人事動盪，這一立報理念始終被奉為圭臬，讓《南周》在黨媒天下的大染缸之中保有了相對的新聞尊嚴。在《南周》來了一位宣傳部領導之後不久，他日日要挑戰的就是這一條原則，因違反禁令或政治理由而刪改詞句已成平常，而更令人愕然的是增加他自己的解讀和意圖。這是絕不能接受的，挑戰所有採編人員的基本底線。
於是正常的採編工作變成了句子保衛戰，常常因為要保留一些段落或詞句，或是拒絕主編的「個人創作」而與他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採編人員雖然疲憊不堪，但依然樂此不疲。有編輯保存刪改的版面大樣以做歷史的記錄。
大家以為這是最壞的情形了，沒想到在我離開《南周》後的幾年裡，這套審查方法被名正言順地制度化、常規化、恆常化，增設「閱評員」專做內部的自我政治審查，直接聽命於主編。2013年的「新年致辭事件」，即是採編人員集體抗議蠻橫撤掉原有稿件、換上未經編輯部同意的稿子，正是最後的大決戰。這一事件中有民間的聲援、國際的關注，但最終都無濟於事。
可以說，在2013年之後，《南方週末》幾乎是被「棒殺」的。原本退無可退的新聞工作，在「報格已死」的情形下，終於決堤崩塌。《南周》之死，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社會防線的崩潰
殺死《南周》報格的工作並不容易，工作難度可以說是超乎想像，花費的時間甚至可謂是曠日持久。從2003年至2013年的十年期間，重大整治行動包括：調走分管領導、撤換主編、壓制骨幹採編人員、增設閱評員等等。其中，江藝平曾是《南周》內部長期的核心支撐力，無論她的知人善任、新聞理念，還是春風化雨的親和力與筆觸，後來雖升職仍一度分管《南周》，在她主管時期，《南周》的發展始終像有了主心骨和護身符。可惜，她最終被調離，絲毫不得插手《南周》事宜，最後准點退休，不再留任續聘。
他們最終勝利了，用嚴格的內部自我審查制度，殺死了記者編輯的良知和新聞行業的尊嚴；新聞最後的底線「不說假話」也被突破了。之後，看到《南周》直接轉載官方文章，讀到許多高高在上的荒唐評論，已經一點不值得驚奇了。
《南周》之死的演進，伴隨網際網路管制的不斷滲透，由被動防範變為主動出擊，網路五毛黨和水軍出現了，每個網站內部也都必須設置專門的審查部門。這些如今已都不是什麼秘密。對比我讀大學第一次讀到《南方週末》時的自由網路環境，真是天差地別，傳媒與網路的共生關係由此可見一斑：只有在所謂「全網封殺」的時代，才能殺死一份報紙。
那麼，作為一份市場化、依然追求公信力的報紙，與《南方週末》一樣，在近年遭遇不斷整治的《明報》，是否可能還殘留一線生機？讀者和作者是否應該就此離棄《明報》？對此我無法給出結論，事態的發展也難以預料。但是，無論放棄《明報》與否，《明報》同仁的抗爭，應該得到全社會的支持與聲援，因為，殺死一份報紙的代價，並不是只有新聞採編人員，而是由全社會一起承受。當新聞底線一再被推後，社會的防衛線其實就被一起下拉。
但願香港的新聞前線人員可以守住自己的崗位、自己的前線。無論是來自資本或宣傳系統，他們都有著同樣強悍的資源與手段，如今他們甚至可以彼此共享經驗。新聞自由的敵人前所未有的強大。
在新聞界奮力抵抗的時候，他們其實是在為整個社會抵抗，抗衡恐懼真相、意圖箝制自由的強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