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看守所的第一項程序是要填寫一張登記表。在表的右上方有個欄目：所犯罪行。我填寫了「思想犯」三字，意思是想申明「思想無罪」。本以為要費一番口舌，但獄吏看了竟然沒說什麼。以後的幾年裡，年年都要像汽車年檢一樣填寫這個表，我都這樣填，他們也都默認了。大概他們根本沒聽說過「思想無罪」的道理，真的認為有些思想就是犯罪吧。
捅破了這層紙的是監號裡的一個老犯人韓栓緊，他笑著說，啥xx「思想犯」啊，不就是「反革命」嗎？你們這些知識份子，就會玩文字遊戲。他說：「這號裡剛走了一個‘反革命’，又進來了一個。」
接著，他就給我講了剛走的那個「反革命」的故事：
那個人姓王（他說了名字，但我沒記住），許昌東面扶溝縣（或太康縣，記不准了）的農民，是拉煤路過許昌時被抓進來的。
河南的煤礦大都集中在豫西伏牛山麓，如平頂山、禹縣、密縣等地，而廣闊的豫中、豫東平原上很少有煤礦。那裡農村的生活用煤、生產用煤都要到豫西去拉。特別是產煙區，每年為了烤煙（當地叫「炕煙」）需要大量用煤，所以，生產隊和社員家都要組織架子車隊，跑幾百裡路上山去拉煤。拉煤車主要是靠人力，用牲口的極少，來回一趟大約需要一個星期，這是最重最累的活，也是很少出遠門的鄉下人最隆重的遠征。我在那裡「插隊」時就跟著跑過一趟，看到浩浩蕩蕩的架子車隊在路上來來往往，一眼望不到頭，十分壯觀，有點像現在電視上非洲大草原角馬群大遷徙的鏡頭。
這個姓王的農民就是一匹那樣的「角馬」。如果他只是拉煤，儘管很苦很累，也不會帶來囹圄之災；但是倒霉就倒霉在他多事了——
禹縣（現在的禹州市）不僅產煤，還是著名的鈞瓷之鄉，那裡有很多瓷窯，盛產瓷器。「文化大革命」中，這些瓷窯不僅生產一般的家用瓷器，還配合政治的需要，生產了大量的瓷製毛澤東像。這在當時可是暢銷的產品，除了牆上掛著的紙質畫像外，能在辦公室或家裡的堂屋中間放上一尊瓷製的毛主席像，那可不僅是一種讓人羨慕的時髦，而且是「政治正確」的莊嚴標誌，也是消災避禍的「聖物」啊！
這個農民在禹縣的煤礦裝了滿滿的一車煤以後，又在瓷器店門口停下來，進去買了一尊毛的胸像——話還不能這樣說，不能說「買」，而應說「請」，就像馬三立的相聲所言。「請」來的毛像放在哪裡呢？思量再三，他在車頂的煤堆上拍了塊平地，把瓷像面朝前，穩穩地放在了中央的最高處，然後拉著車走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他小心翼翼地拉車，見到石頭就躲開，見到溝坎就繞過，生怕顛壞了車頂的瓷像。
可還不到天黑，在經過一個村鎮時，他就被一群學生攔住了：「你看，你看，你把毛主席弄成什麼樣了！」他停下車回頭一看，自己也嚇了一跳——一路上風刮得太大，車上的煤塵飛揚起來，把毛像蕩得灰頭土臉。他急急慌慌地向學生們承認自己太大意了，對不起毛他老人家。然後，把瓷像抱下來，用毛巾清理乾淨，這才得到了學生們的原諒。
接下來怎麼走呢？他犯了難：還放在車上吧，一會兒不是又要變成「黑老包」了？抱在懷裡吧，可車怎麼拉呀？
左想右想，也沒有好辦法。最後，他想出了個辦法：用繩子掛在車把上，看到髒了，隨時能收拾。可繩子拴在哪裡呢？比劃來比劃去，只能拴在胸像的最細處——脖子上。於是，第二天，他就這樣上路了：拉著一車煤，車把上拴著一根繩子，繩子下掛著毛的瓷像。
穿過許昌市的街道時，他又被攔住了。不僅攔住了，還挨了一頓臭揍。「你這個反革命，要吊死毛主席啊！」
記得聽到這裡時，我笑了，笑得喘不過氣來，直到笑出了眼淚。那是我被捕後第一次笑。
結果是，他進了看守所，和韓栓緊住進了一個監號。在這裡住了三個多月後，他被帶走了，韓栓緊說，可能是移交給他家鄉的公安局去處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