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的蔣介石。（網路圖片）
1948年的中國，山河崩裂，天地改色，國民政府搖搖欲墜。蔣介石的文膽陳佈雷苦勸蔣介石：「罷兵弭戰，同共產黨舉行談判，早日結束內戰，國民黨或許還能坐半個江山。」蔣介石回答：「日前戰局確實不利，但不必悲觀，即使談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只有背水一戰，成敗在天了。」蔣介石一方面沿長江佈防，要與共產黨決一死戰；一方面加緊謀劃後退之路。
這時候，一個神秘的高人出現了，他給蔣介石指了一條路：一路南退，退守孤島臺灣。這位高人的出現，改變了國民黨的命運，也改變了中國歷史。他就是張其昀。
1949年初，經過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國軍有生力量損失過半，在大陸的統治也面臨徹底垮臺。國民黨何去何從讓蔣介石徹夜不眠，各大要員登門遊說均被蔣介石搖頭拒絕。
有一天，蔣介石在總統府一直熬到天亮，也沒有想出什麼良策。天濛濛亮時他出來透氣，卻發現被他邀請來的張其昀站在院子裡。蔣介石憂心忡忡走上前，說出內心的苦悶。張其昀此時身在總統府，自然十分清楚這一點，他平靜地點點頭，然後說道：「上上良策是退守臺灣！」蔣介石聽了心頭一震。
張其昀馬上被蔣介石請進密室詳談。張其昀認為：以長江天險分割天下，不過是國民黨一廂情願的主張，勢如破竹的共產黨絕不會同意。退守西南、海南也只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唯有臺灣才可成為國民黨最後的庇護之所。臺灣是塊風水寶地，與大陸隔著一條海峽，憑藉海峽天險，退可守，進可攻。憑著國軍海軍和空軍的力量，完全可以抗衡當時尚無海軍和空軍的共產黨。起碼可以爭取時間，積聚力量，待國際形勢發生於己有利的變化時，再反攻大陸。
張其昀見蔣介石聽得入神，繼續詳解他心中的南撤方案：國民政府當前退守之地只有三個：西南、海南與臺灣。三者之中，以蜀地為中心的西南，軍事地理上易守難攻，其北有秦嶺，東有長江三峽，南有橫斷山脈等，地形凶險，屏障繁多，又是抗戰的發祥地，自是一個好去處，廣州失守後，當局就是將其全部中樞機構遷至重慶和成都的。但是此地最大的不足是與內地緊密相連，沒有不可逾越的天險和屏障，難以讓人安心。另外，本土地方武裝的舉棋不定也不能讓人心定。海南島也存在著同樣的情況，雖然有一條瓊州海峽，但是相對於臺灣海峽，瓊州海峽過於狹窄，難以對共產黨日益強大的武裝構成障礙。
一番比較下來，張其昀認為臺灣是國民政府最後的庇護所。
在此之前，蔣介石一直舉棋不定。在心底，他一直不甘心離開大陸，因為離開大陸意味著自己徹底敗給了共產黨，而將這片大好河山拱手讓給共產黨，他無論如何也不甘心。大部分幕僚也憑著習慣性的經驗主義，主張撤向大西北或大西南，依據是在抗戰期間當首都南京被日軍攻克後，國民政府便移師西南重慶作為反抗日軍的基地，最終趕走了日本帝國主義，贏得了抗戰的勝利。今天他們還想利用西高東低的地理優勢，取居高臨下的防守之勢，也可以以此偷襲中原。這一點也深得蔣介石贊同，所以他一直是西撤川康（即「西撤論」）的擁護者。但是張其昀不同尋常的「東撤論」深深打動了他。
張其昀堅定地認為西撤川康不妥，他詳細向蔣介石說明東撤臺灣的種種優勢：
臺灣海峽海闊浪高，它可以暫時阻止共產黨軍隊的乘勝追擊。其次，臺灣作為「反共救國的復興基地」，有著大陸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優越之處，即：
1、臺灣地處中國東南部，北迴歸線從臺島穿過，熱帶和亞熱帶的氣候適合動植物的生長，物產豐富。全島土地利用率高，植被茂密，糧食等農產品基本可滿足軍民所需。
2、臺灣交通便利，工業有日據時代留下的基礎，若善於經營，經濟可望起飛。
3、在軍事上，臺島有海峽與大陸相隔，易於防守。且臺灣位於太平洋西緣，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與美國的遠東防線銜接，戰略地位極為重要，美國不會棄之不顧，若得美援，臺灣防守將萬無一失。
4、臺灣居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生活了半個世紀，回到祖國懷抱後對國民政府有一種回歸感，這種心理正可利用來穩定社會秩序。
5、臺灣島長期與大陸相隔，中共組織與人員活動較少，沒有滲透，又經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整肅，干擾更少。
未來即使社會稍有動盪，臺灣島四面環海，呈封閉狀態，境內鐵路、公路四通八達，農村都已開發，當局極易鎮壓不穩定因素以穩定社會。
張其昀的一番分析實事求是，有理有據，邏輯嚴密，讓蔣介石不得不佩服。他後來又與張其昀有過幾次深入交談，最後拍板決定放棄大陸，前往臺灣。
蔣介石後來說：「張其昀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我沒有看錯他。只要是他的提議，我不會表示反對。」
隨後，共軍的攻勢越來越猛烈，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採納張其昀的提議，渡海遷往臺灣，同時命令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先安排人員由上海中央銀行和中國銀行地下國庫搬出庫存黃金七百七十四箱，計二百多萬兩，送上泊於黃浦江碼頭的海關緝私巡邏艦「海星」號。同月，又由「海星」號和海軍軍艦「美盛」號、「美朋」號載運黃金近六十萬兩及銀圓一千箱（每箱四千枚）先期運抵臺灣，為將來的國民政府在臺灣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
接著，蔣退守臺灣，張其昀隨後跟到臺灣，成為繼陳佈雷之後蔣介石的文膽和心腹大將，1962年他離開官場，在陽明山附近創辦了一所著名的大學——「中國文化大學」，成為臺灣「文化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