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在文革期間被紅衛兵揪鬥。（網路圖片）
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而那時的劉少奇，卻對這次會議的情況一無所知。
在對劉少奇立案、審查、定案的整個過程中，沒有人向他透露過有關專案的消息，更沒有人聽取過他的任何申訴。
在經歷反覆的侮辱、批鬥及抄家後，劉少奇妻子王光美在1967年9月13日被正式逮捕，兒女們也被趕出家門。此後，中南海福祿居中的劉少奇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只有嚴密的監控如影隨形。
劉少奇意識到，他一切爭辯都將無濟於事。從此，他一句話也不說了，用沉默表示無聲的抗議。而在此之前，為捍衛自己的政治生命，劉少奇曾幾次三番口頭爭辯、書面申訴。但這一切均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多年後，黃崢看到過兩張拍攝於1968年10月的劉少奇照片。「他躺在病床上，手裡緊緊攥著兩個已經變形的塑料瓶。」按照劉少奇子女劉平平等人事後的講述，兩個捏變形的瓶子，正是父親處於重病中的表現。「由於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緊攥著拳頭，或者伸出十指亂抓、亂撕，一旦抓住東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員和醫護人員看著他難受的情景，實在不忍心，就把兩個硬塑料瓶子讓他捏在手裡，到爸爸死的時候，兩個塑料瓶已經完全變形，捏成了兩個小葫蘆。」
由於從事劉少奇研究，多年來，黃崢不僅要查閱研讀各種史料，同時也要大量採訪當年事件的親歷者。他也因此和王光美及劉少奇幾個子女有了20餘年的交往。同時，黃崢根據其他劉少奇身邊人講述的細枝末節，儘可能還原歷史的原貌。
據當年劉少奇身邊的衛士賈蘭勛回憶，自1968年3月以後劉少奇吃飯、走路就已經很困難了。「他的一隻腿走起路來只能拉拉著，勉強向前移動，手還得扶著牆壁，吃飯時手和嘴配合不到一起，有時嘴張開了飯菜到不了口，飯菜到了嘴邊，嘴又閉上了。手拿起筷子來，顫抖得很。」
在一份寫於1968年4月12日的《劉少奇情況反映》中，黃崢看到這樣的文字：「據大夫檢查：劉的神志不大清楚，表現定向，辨別不清，表情呆板，對問話沒有反映，說不清一句完整的話。兩腳移動吃力，走路邁不開步。在穿衣、安假牙時，幾次發現上下倒裝、倒安的情況，當別人告其錯了時，還不知糾正。據大夫判斷，劉不像是裝的。」
但很顯然，大夫的判斷，在一些人眼裡並不做准。5月19日的《情況反映》中便將劉少奇的言行歸結為「裝糊塗」。「用梳子、肥皂刷牙，襪子穿在鞋上，短褲穿在長褲外面，有時把兩條腿穿在一個褲腿裡，裝瘋賣傻，盡出醜態。為嚴防意外，監護工作相應採取一些措施。」
然而，所謂「加強監護」，更多是為防止劉少奇「行凶或自殺」。但按日後的記載看，無論前者還是後者，似乎都已超出當時劉少奇的能力。
由於僅僅是被監護而非醫治，1968年7月9日劉少奇病情惡化，支氣管炎急性發作，轉為支氣管肺炎，生命垂危，隨時可能發生意外。這時，才有從醫院調來的專家對其進行會診搶救。而搶救的目的，則是「保存活證據」。據事後資料披露，7月9日和8月6日，有關負責人兩次對醫護人員說：「要盡力治好，護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個活靶子供批判。」
正是把握著「拖到九大留個活靶子」的原則，當年對劉少奇的治療，只針對肺炎，而對神經病變引起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等未採取有效措施。根據之後的《病情報告》記載，10月5日，劉少奇哭過兩次，10月9日以後則完全不能進食。而從10月11日起，對劉少奇實行從鼻孔插管灌食。
這種維持生命的方式，一直持續到他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