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戒嚴部隊軍官李曉明訪談（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6月06日訊】以下是原載於《華夏文摘》的「六四」時戒嚴部隊軍官李曉明訪談錄：
六月的墨爾本已是冬季，陰雨連綿，寒冷潮濕。蒼天明察，似乎早已知道筆者於近期曾訪問過一位戒嚴部隊軍官，他向我們提供了有關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後的一些真實情況。使我對「六四」青年更加敬佩，對「六四」之靈愈益懷念，也使我的心緒像墨爾本此時的天氣憂鬱而沈重。
這位戒嚴部隊軍官名叫李曉明，今年三十四歲，現在(2004年)墨爾本市的一所大學自費攻讀電子工程學碩士學位。他是由軍事學院畢業分配到部隊的。十二年前，他任第三十九集團軍一百一十六師高炮團一營二連雷達站站長，並隨其部隊參加了戒嚴。
當年那歷歷在目的血腥場面和悲慘情景一直灼燒著他的心，他主動邀請我們相談，願意將自己的所見所聞公之於眾，願意為「六四」冤魂作見證。在很多人已經漸漸淡忘「六四」的今天，這實在是難能可貴。下面，便是筆者與他的有關談話。
呂：李先生，您好。您在電話中告訴我們，您於一九八九年「六四」運動時參加了中國軍人鎮壓學生的行動。今天，就請您首先談一談你們部隊何時接受命令，如何由東北進京等情況，好嗎？
李：好。據我所知，我所在的第三十九集團軍一百一十六師和一百一十七師參加了戒嚴行動。我們一百一十六師高炮團當時駐軍在遼寧省海城縣。五月二十日上午十時，高炮團召開了動員大會，傳達了上級文件，大意是全國各大城市的大學生們正在罷課、示威、遊行，派我們去瀋陽執行維護治安的任務。每人發了衝鋒槍，軍官還配有手槍。中午二時左右，我們乘軍車向瀋陽進發。當隊伍行進到瀋陽附近時，上級又命令改去北戴河。到了山海關附近，上面又說改去北京。經過兩天一夜的行軍，我們於五月二十二日早晨六時到達北京市通縣三間房軍用機場駐紮。部隊駐下後，基本與外界隔絕，各出入口均有哨兵站崗把守，不許官兵隨意進出。我們當時獲得外界消息的唯一途徑，就是閱讀《解放軍報》。部隊對官兵教育還是到使館區維持治安，不能向人民開槍，誰開第一槍就要向歷史負責等等。
呂：那麼，你們部隊何時由北京三間房軍用機場向北京城開進的？進京前，上級又有什麼具體的指示？
李：六月三日下午，天氣陰沉，似乎上天也預知將有不祥的大事在中國大地發生。我們突然接到立即向北京城進發的命令。並說上級要求，要不惜一切手段執行戒嚴命令，並準時於六月四日到達天安門廣場。這時，上級沒有再說我們是「人民子弟兵，不能向人民開槍」之類的話。部隊官兵也都感到氣氛緊張，情態嚴重。部隊進軍途中，遇到群眾堵路，整個軍隊行進緩慢。最後，我們軍隊後退，群眾還報以熱烈的掌聲。我們又按照預案行走另一路線。師長（許峰）同一些參謀穿便裝先頭察看形勢。這時便有消息悄悄在部隊傳開，說是有的部隊已開槍殺人。我們師長也許聽到、看到更多。他回來後便一頭鑽進師通信車內，告訴大家說收不到上級指示。我們營長頭腦簡單，說：師裡怎麼會收不到上級指示，我們營通信員的電臺都收到了軍委直呼：「一百一十六師，你們在哪裡，請回答！」這時，大概是北京市民也知道有的部隊開槍殺人的事，都躲了起來，沒有人敢在街上攔阻軍隊和堵路，我們部隊完全可以順利進城，但車隊就是不直接進城而是一直在城外繞行。中間每人都發了子彈，甚至看到一些坦克殺氣騰騰地向城裡開進。
六月三日午夜，我正睡著，忽然聽到馬達響，睜眼看見一輛裝甲車向天上放著槍，將擋路的公交車推開，全速向城裡開去。這時，我們部隊也完全可以隨裝甲車進城，但卻仍然未進城，仍在效區繞圍子。六月四日傍晚，我們車隊還是停在郊區的一片稻田邊休息。大家各想著心事，久久不能入睡，也無人有心情閑談。遠處鋼廠的火光將天邊染得通紅，使我突然想到二戰時法西斯的焚屍爐，更不敢想像幾十年來一直都在號稱人民子弟兵的友軍竟然已經開始屠城。同時，我也為我們部隊有一位善良的師長，迂迴、婉拒上級指示而暗暗慶幸。六月五日清晨六時許，第三十八集團軍作戰處處長前來我團，他站在一輛軍車上，兩名士兵將機關鎗架在駕駛室上。由他在前面開路，我們車隊彷彿被押進城。一路上，我們看見許多燒燬的軍車、民用車、公交車和路障等。街上行人幾乎不見，但不時從街旁樓內傳出喊聲：「法西斯、劊子手！」我們的戰士有的便向樓內開槍掃射。到廣場後，我們部隊被安排到軍事博物館前廳駐下。
我同六連一名排長一起去廣場想看個究竟。只見紀念碑四週全是垃圾，狼藉一片。
紀念碑北側的大理石台階和柱子已被坦克車撞壞，履帶印在廣場的大理石面上清晰可見。我們在垃圾堆裡隨意翻了一下，發現一條褲子和一件棉襖上面，都有彈洞和斑斑血跡。也不知這些衣服的主人是傷是死。我們的戰士去打掃廣場，回來後也告訴我說他們在垃圾下面也看到很多灘血。
呂：聽您剛才的介紹，你們部隊是由東城向西進入天安門廣場的，而且是在「六四」屠城之後的六月五日清晨。那麼，你們進京途中和進入北京之後，有沒有打死打傷青年學生或北京市民的情況？
李：有開槍就難免有人被打死打傷。但我們部隊射殺，打傷了多少人我們沒有統計，也不好統計。整個戒嚴部隊打死、打傷多少人恐怕也難統計。前面提到，六月五日清晨，我們部隊在三十八軍作戰處長押進城途中，就有戰士向街道兩旁樓內喊話的人開槍射擊。六月五日十時左右，我團一連由天安門廣場去新華社接應被圍困在那裡的六連時，也是一路開槍將他們接回來的。一個士兵就親口告訴我，他就向路上的群眾打了一梭子（約有二十多發子彈）。所以說死傷一些人是肯定不可避免的。
再就是六月七日，廣場上的部隊開始向各自的防地出發。我們師由廣場向朝陽區方向開進。前面由裝甲車開路，每輛軍車上都架著機關鎗，每個官兵的槍內裝滿了子彈。當車隊行進到復興門立交橋附近，從對面的一個國際飯店（我不知道這家飯店的名字，它的後面是外交公寓）樓上傳來幾聲槍聲。我們的整個車隊便停下來，衝鋒槍、機關鎗一起向樓上開火，如同暴雨一般。有無死傷，我不清楚。只聽說第二天便有大批駐在公寓和駐京的外交人員就匆匆離京回國了。
呂：六月三日，你們部隊接到立即向北京城進發的命令時，有沒有明確的指示可以向學生或市民開槍？
李：我沒有看到或看到開槍殺人的明確文件或口頭命令。但是「不惜一切手段執行戒嚴命令，準時到達天安門廣場」這些文字，和政府讓官兵荷槍實彈，炮兵、裝甲兵、坦克兵一起上等行為，顯然是讓部隊開槍鎮壓學生運動的。這是不言而喻、每一個官兵都心知肚明的。「六四」之後，政府對參加戒嚴的部隊和一些官兵封官授獎，更進一步說明政府不但讓軍隊開槍鎮壓，而且中共當政者至今認為開槍有理、開槍正確。只要能維護中共政權，死再多的人，流再多的血，他們都在所不惜，毫無在乎。「不惜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價嘛」！
七月四日，「六四」之後整整一個月，上面正式傳達了開槍的明確命令：在協助警察抓「暴徒」和圍堵「通緝犯」的過程中，如群眾在一百米左右，向天空開槍；在五十米左右，向地下開槍；如再接近我們，就可以直接向身體開槍。
呂：在你們部隊這次行動的整個過程中，有沒有官兵受傷或死亡？
李：有，我知道的有三件。一是在部隊由山海關向北京進軍途中，一名戰士給連長買汽水不小心，讓我們自己的軍車撞死了。二是一百一十六師三百四十八團崔國政之死。崔國政本是一官炊事兵。在部隊，炊事兵總是行動很慢、很懶散。很有可能是他沒有跟上部隊而遇害。到底是怎麼死的，我不是很清楚。第三件是我們於六月七日撤離天安門廣場後，駐在朝陽區一所小學校內，一名士兵在駐房內擦槍走火，將我團的另一名戰士打死。團裡為了掩飾事故，報告上級說是被「暴徒」打黑槍打死的。崔國政被中央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另兩人被授予「烈士」稱號。
六四屠城（網路圖片）
呂：把戰士擦槍走火誤殺戰友的事故，謊報為被「暴徒」黑槍打死，對部隊、對死者家屬，雖然不失為兩全其美的說法，但是，這一政治謊言，卻為中共政權所利用，為中共所謂「平暴」捏造了事實，提供了假證據，這就在客觀上對中共武力鎮壓學運，血腥屠殺人民起了支持的作用。李先生，您說是不是？
李：這倒也是。不過，部隊首長當時也想不到這麼多，恐怕不是故意為中共鎮壓而編造證據。當然，為了政治需要，中共一貫喜歡弄虛做假、浮報功績。「六四」之後，我們在朝陽區「抓暴徒」和「圍堵通緝犯」的過程中，就有一位街頭擺攤賣冷飲的老太太，因罵我們是「法西斯部隊」，而被冤作「暴徒」抓進了派出所關押。這樣過份、荒唐的行為，不但無人糾正、制止，而且為我們多湊了一個被抓獲的「暴徒」人數，為我部隊多增一份功勞。
呂：這又是一種兩全其美。下級弄虛做假可以領功受獎，上級靠下級的虛假報告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皆大歡喜，何樂不為？！這就是中共治下的當今中國假騙成風，爾虞我詐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謝謝李先生為我們提供「六四」的這些寶貴情況。最後，能否請您再簡單談談你們部隊官兵和您本人當時和現在的思想狀況？
李：當時，部隊官兵中有很多人是非常同情學生的。對政府開槍殺人、武力鎮壓學生運動也是持否定態度的。我們團六連一名排長，他和我一樣也是軍校裡來的「學生官」，大家都喊他「崔博士」。當時，他就公開在部隊中講了一些批評政府的話，並在六月中旬開小差回了海城，後被處理回家。我們師長許峰也是因對政府的做法有不同意見，才婉拒戒嚴令而被迫轉業。我們軍長傅秉耀因執行戒嚴令不得力而被貶新疆軍區，名為平調，實為暗降。據說，三十八軍軍長因拒不執行戒嚴令而被軍事法庭判刑。
對中央為維護其專制統治而不惜血腥殺人的野蠻、慘暴行徑，我也十分憤怒。
雖然我未開一槍，但看到天安門廣場的灘灘血跡，想到那些為全中國人民的自由、民主與幸福而英勇犧牲的青年學生和無辜平民，內疚、慚愧、負罪之感常常縈繞我的心頭。記得當年的六月八日，我和營部車輛管理員一同坐公共汽車到郵局想往家發封平安電報。公共汽車上的乘客都以仇恨或恐懼的眼光看著我們。到了郵局，當我們向工作人員說明想發電報時，他們又同樣以冷冷的眼光藐了我們一眼，說機器壞了，不能拍，拒絕了我們。我是那樣悔恨、羞愧。我那時就認識到，我們已經成了廣大人民痛恨的殺人犯、劊子手，我為我仍在做為一名軍人而害羞。十二年了，我心中的這種傷痛一直都沒有痊癒，時時隱隱作痛。來到澳洲這塊自由的土地，我對西方民主國家的民主制度有了更深的瞭解，特別是我成為一名基督徒後，更感到中共槍殺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與法西斯無異。良心使我不再沉默，我覺得我有責任、有義務將我當年參加「六四」鎮壓時的所見所聞告訴中國人，告訴全世界，使全世界人民進一步認識「六四」，使我們國家早日成為一個自由、民主、法制的社會。願上帝看顧、保護中國人民早日脫離流血、死亡、悲慘、危險的境地，永遠不再受苦、受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