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中國人權律師滕彪（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6月22日訊】二○一六年三月十四日，日內瓦。我在聯合國萬國宮參加研討會，紀念維權人士曹順利被迫害致死兩週年，免不了憤怒聲討中共黑幫。當天收到這樣一封郵件：
滕老師：經法學院分黨委批准，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黨支部定於二○一六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二點在我校學院路校區二一一教室舉行支部大會，就滕彪自行脫黨問題作出決議，特此通知您參加。
落款是「中國政法大學黨委律師學黨支部」。
我沒法參加這個黨會，但覺得有必要向黨「交心」。黨要給我一個說法，我先給黨一個說法。
我先給黨一個說法
幾乎每一個生在所謂新中國、長在所謂紅旗下的中國孩子，都對「共產黨」充滿無限的「熱愛與崇拜」。在無數生死攸關的緊要關頭，衝在最前面的總是「共產黨員」：鐵軌上救兒童的、戰場上堵槍眼的、為救集體物資淹死在糞坑的、手托炸藥炸死中國同胞的，就算不是共產黨員，臨死前也必須掏出一封「入黨志願書」；就算掏不出來，也會被追認為共產黨員。一個腦殘對共產黨的瘋狂熱愛，不是一天兩天培養起來的。這裡面凝結了無數作家、靈魂工程師、政治輔導員、歷史編造家、影視工作者、音樂人、腦殘家長的心血、激情和想像力。
共產黨員是地球上極為特殊的物種，他們掌握的是「宇宙真理」、歷史規律、人類終極理想，要實現的是「人間天堂」、共產主義，他們「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大義滅親視死如歸」、不信神靈不怕報應、萬眾一心萬眾一腦、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為了黨性泯滅人性，「靈魂深處鬧革命」，每個黨員都是身心「無比純潔的聖徒」。一旦有殺人犯、貪污腐敗分子、叛國者、和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關係並且放鬆思想政治學習的壞分子混入黨內，一定會被發現並且開除出黨、被扔回群眾隊伍，這樣就保證了黨員隊伍的絕對「純潔性」和「先進性」，也同時保證了群眾隊伍的不純潔性和落後性。黨每犯一次錯誤都證明了黨有「超強的糾錯能力」、證明了黨的「偉大光榮正確」；這樣我們就理解了黨如此熱衷於反錯誤的原因。
我就是中共教（Xi）育（nao）系統效果顯著的一個例子。從小學、中學到考入北大，我都是最聽話的學生，從不頂撞老師，不看手抄本，不曠課，不打架，成績好，「思想紅」。「三好學生」、「優秀團員」之類的獎狀得了一堆──也就是說，我基本被毀了。我從來沒有用自己的腦子思考過。一個出生於文革後期，掙紮著維持生存的農村孩子，考大學幾乎是唯一改變命運的機會。沒課外讀物，沒錢旅遊，也沒機會遇到非腦殘，因此成為腦殘也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擺脫腦殘狀態的過程，艱難、複雜而微妙。這可以成為博士論文的題目，橫跨極權心理學、洗腦譜系學、教育人類學、知識社會學和政治傳播學。可中國博士不敢寫，寫了也通不過審查，通過了審查也找不到工作。就我個人而言，影響因素有北大、一些教授、一些同窗、一些書籍、一些地下電影、一些事件。這一段暫時省略過去，一般人我不告訴他。
我沒參加入黨宣誓
終於說到入黨。有同學上大學後第一個星期就交了入黨申請書，很快就被批了。在小學中學，「最優秀的」孩子才能先入少先隊和共青團，思想落後的要往後排。我雖腦殘，但比起來自全國各地來的優（nao）秀（can）孩子，就不算啥了，於是自動放棄了入黨的競爭。本科快畢業時聽說黨票有用，不少工作單位，政府機關啊、國企啊、高校啊，都只招黨員或優先招黨員，我有些著急，但下手也晚了。還是那些先寫申請書的有長遠眼光啊。
讀研期間，競爭沒那麼激烈了，事實上，不入黨的「後進分子」已經不多了。支部讓我寫申請書，我看出了那意思：一來表達組織上對你的信任，二來，你是北大人才，你不入黨為黨服務，對黨有意見嗎？你想為誰服務？──我也就半推半就了。一方面，我那時已經處在快速覺悟的階段，對黨已經由愛轉恨；但另一方面，我從來沒見過一個因為相信共產主義而入黨的，而兩年後面臨找工作，入一下也沒什麼壞處，也用不著有什麼精神負擔；經濟負擔就是每個月少吃幾個雞腿交黨費而已。其實還有一個現在看來相當「乃意無」（英文諧音，天真）的想法：八十年代的知識份子常說，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所以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帶著反黨的光榮使命混進黨組織的。
於是就找了個入黨申請書的模板一抄，就這樣匆匆落了草。但我發誓，我沒參加入黨宣誓。當時情況是這樣的：大約四五十名新黨員集體宣誓之前，領導說，今天電視臺的也來了，要到靜園草坪拍攝宣誓場面，我對此極為厭惡，就開溜了。
黨性與人性決然對立
總之，在入黨之前，我就已經對黨的組織方式、話語風格、思想系統之類產生疏離和敵意。有人要罵我：你既然知道六四屠殺，還要去入黨，這如何交待？我老實交待：這我沒法交待過去，這是我難以洗刷的人生污點，讓我在那些從來沒動過入黨念頭的前輩和同齡人面前抬不起頭來。要是有這樣的同仁當面斥責，我一定脫光上衣多喝三杯。
現在說一下那個天真的想法：入黨可以有機會在黨內改造黨甚至反對黨，但我黨罪行纍纍，無意轉變，也不敢轉變，至今仍在邪路上越走越遠。更重要的是，擺脫了腦殘狀態的我認識到（對於像我這樣十八歲仍是腦殘的人來說，克服紅毒需要一生努力）：這個黨的生存法則是逆淘汰，有原則、有獨立精神、不同流合污的人在黨內基本是沒有機會的。能爬到高位的，基本上是有背景的、會搞關係的、敢腐敗的、敢撒謊的、敢下跪的、敢開槍的。政績什麼的都在其次。因此一個真誠的人想要在這個體制內爬到高位，不但可能性極小，而且在這個過程中，用馬克思的「經典概念」說，早就被「異化」了，等成了局長省長，人性早被黨性侵蝕殆盡；「爬」這個字也形象說明瞭這個過程中，無法直立行走。你成了體制的一分子，你的一切都來自專制政權，你不可能不在爬升的道路上參與罪惡，不可能不盡力維護黨國體制。退一萬步說，就算熬成了局長省長，這個級別也不具備挑戰專制政權的能力和機會。這裡要表揚一下黨媒千龍網，他們批判反動黨員任志強說「黨性的泯滅、人性的猖狂。」黨性與人性決然對立，黨媒如此直率大膽，實屬罕見。
我的退黨之心在一九九七年入黨之後沒多久就產生了。一九九八年參與組織中國民主黨的異議人士被大規模抓捕判刑的事情我當時並不知道，但一九九九年運動式的瘋狂迫害法輪功，卻是要人人過關。眼睛不瞎的人天天看到的社會現實：強制拆遷，酷刑，黑監獄，腐敗，冤案，官黑勾結，操控選舉，濫殺無辜，強制墮胎，宗教迫害，文字獄，五毛，城管，秘密警察，網路封鎖，豆腐渣，毒奶粉，毒疫苗……我越瞭解這個匪幫的種種惡行，顛覆政權的念頭就越強烈。有一次和廖亦武酒後聊天，我說我和黨結下的梁子，與其說是政治的，不如說是審美的。廖鬍子當然有同感。黨的一切都太醜了，從政治局的報告到酒桌上官員的舉止，從辯證法到刀斧旗，從新聞聯播腔到日報社論體，從官方塑造的文藝形象到黨員樣板，從春晚到紅歌廣場舞，都乖張、血腥、肉麻、粗鄙至極。從一開始我就拒絕參加幾乎每一次黨組織生活。身體雖在賊營，精神早已起義。
二○○三年到中國政法大學任教後，覺得機會終於來了。北大通知我交接組織關係，我拒絕辦理，也不再交黨費，以為這樣就自行與黨脫鈎了。沒想到一年後，法大法學院黨支部又向我要黨費，我說我不是脫離黨組織了嗎？她說，怎麼可能？組織自動接上頭了，你還是把黨費交了吧。我心裏一驚，但回覆說，我不交。小姑娘沒聽明白。我解釋說，你跟上邊講，我不交黨費，也好幾年不參加組織生活了，我想用這種方式退黨。
當時法輪功在鬧「三退」（編者注，法輪功學員的勸三退浪潮是從2004年底，2005年才開始的），我退黨雖然和他們沒關係，但剛被央視評為「二○○三年度十大法治人物」的一個大學教師和法輪功一起鬧退黨，在黨看來大概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於是校黨委和法學院黨委緊急加強了對我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策攻心。當時的情勢是，我如果公開退黨，好不容易找到的大學教職恐怕保不住了，於是只好答應不公開退黨。但我仍不參加黨的任何活動，至於黨費，好像是從工資或補貼裡被扣除了。
民間對黨員的心理認同已經悄然劇變
二○○三年開始我一直不停折騰，孫志剛，公盟，陳光誠，高智晟，胡佳，法輪功，黑磚窯，毒奶粉，北京律協直選，○八憲章，西藏三一四報告，二○○九年北京知識份子紀念六四，二○一○年福建三網民，二○一一年茉莉花，二○一二年新公民運動，二○一四年香港維園演講……黨不爽的事情，我總喜歡插一下。黨待我其實也「不薄」：從媒體封殺、停課、軟禁、吊銷律師證、沒收護照，到開除、五毛抹黑、綁架、失蹤、酷刑、株連家人。我自絕於黨的道路，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
現在突然收到這麼一封email，提醒我原來跟黨還在發生著不正當關係啊。對黨員和黨的正當關係，我是這麼理解的：黨員有權投票直選各級書記和總書記；應該知道交的黨費花哪兒去了，是不是被貪污了或者拿去做壞事了；黨的目標是奪取政權，但應該是通過和友黨競爭選票的方式，而不是把友黨黨員關到監獄裡去，這樣贏了也太沒面子……。我懷疑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到底有沒有一個黨員和它發生正當關係。也許新婚之夜抄黨章的那對兒重口味的奇葩除外。
幾個月來，黨一口氣收拾了數百名人權律師，這時候突然給我來這麼一封信，現在輪到我覺得不好玩了。想起那個笑話：一個老大爺在公交車上看到沒人給孕婦讓座，就讓座給她。孕婦感激之餘，來了這麼一句：「您是共產黨員吧！」老大爺急了：「誰是黨員？你才是黨員，你們全家都是共產黨員！」
我很想知道真正的黨員是如何理解這個笑話的。我是這樣看的：黨沒變，但人心變了，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革了無數命的團夥現在面臨被人革命了。從該團夥有效管理的角度，為了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而入黨，雖然造成意識形態狂熱和野蠻，但畢竟有凝聚力；而為了權、錢、性、工作機會而入黨，恐怕連凝聚力都沒有了吧。「萬惡的網際網路」和「萬惡的資本主義」，日益增長的人民群眾的智商，日益擴大的官民矛盾，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全球進程，先富起來的黨員們的種種先進性，都使共產黨員這一身份遭遇前所未有的尷尬。
其實黨員也分普通黨員和趙家黨員兩種。「所有共產黨員都平等，但姓趙的共產黨員更平等。」趙家人才是資源的壟斷者，也是種種惡行的罪魁禍首。但革命形勢發展迅猛，觀念極化進程加速，「黨員」身份在民間越來越成為嘲笑對象，在將來甚至可能成為泄憤的對象。而自由知識份子、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同時具有中共黨員身份，則越來越成為一件矛盾的、尷尬的事情。這些人如果公開以黨員身份為榮，或在公共言說中認可中共的合法性並承認中共具有轉型的善意，則會遇到非難，知名的自由派人士更是如此。這一現象，在十年前是完全無法想像的。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公開的黨員身份、向黨提出批評建議，和推動自由民主事業，並無矛盾。但十年來，政治心理隨著政治形勢已經悄然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我這篇文章也算是正式解除魔咒，徹底退出中共黨組織。我曾是這個邪惡團夥的一員，並且先主動後被動地交黨費來資助其作惡；無論如何辯解，這都是我的污點，在此再次向非黨員的中共專政受害者們致歉，今後一定將功補過。這當然是謙虛的說法，這麼多年來，我對反黨大業沒有功勞還有苦勞吶。香港記者江迅被稱為共產黨員，馬上提起誹謗訴訟，勝訴並獲八十五萬賠償。今後誰要再說我是黨員，我雖然不會起訴，不過小心我也來那麼一句，「你們全家都是共產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