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梁啟超。（網路圖片）
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粱啟超有9個子女，人人成才，各有所長，可謂「滿門俊秀」：
梁啟超的長女思順，生於廣東新會，她自幼愛好詩詞和音樂，從小梁啟超就在家中教她讀書，曾編有《藝蘅館詞選》。此書1908年初版，後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啟超學術思想的重要參考資料。
梁啟超的長子，著名建築學家，生於日本。1913年隨父母回國，早年入清華學堂學習，1924年赴美國留學，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獲碩士學位。回國後他選擇了當時比較艱苦的東北大學去創辦了中國北方的第一個建築系。「9.18」事變前夕，他離開東北大學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國營造學社，從事中國古建築的研究。從1931∼1937年走遍了華北地區，到偏僻的鄉村去探尋古代建築。對所發現的古建築，諸如五臺山佛光寺（唐）、太原晉祠（宋）等，進行測繪、攝影、分析、研究鑑定，寫出了有科學價值的調查報告。是第一個運用現代科學方法，對中國建築進行分析研究的學者，從此開拓了中國建築史的研究道路。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完成了中國第一部《中國建築史》，完成了他的中國建築史要由中國人來寫的夙願。就在這個時期，他還用英文為外國讀者寫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國建築史圖錄》，讓中國建築在國際上閃耀著燦爛的光輝。他除了本人的學術成就外，還培養了許多研究古建築的人才。
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深感國家缺乏建築人才，因而又創辦了清華大學建築系，並於1946年赴美講學及考察建築教育。1947年被推薦為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團的中國代表。同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因他在中國建築學術上的重要貢獻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這時不少朋友勸說，共產黨就要來了，建議他在美國工作，但他還是毅然回到了中國，1948年當選為第一屆中國院士。
1949後他領導並參加了國徽圖案及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工作，1952年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1955年他曾因提倡建築的民族形式而受到批判，但於1959年糊里糊塗地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先後擔任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等職。他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建築理論、建築教育思想、城市規劃理論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觀點，他是中國古建築研究的先驅者之一，也是建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十年動亂中他受盡屈辱和折磨含冤去世。
梁啟超的次子思永，著名考古學家，生於澳門，1913年隨父母從日本回國，1923年畢業於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隨後赴美國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曾參加印第安人古代遺址的發掘，並研究東亞考古。其間，曾一度回國在清華學校國學研究所擔任助教，1930年在美國哈佛大學畢業後，回國參加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工作。1931年春參加河南安陽小屯和後岡的發掘，秋季參加山東歷城（今章邱）龍山鎮城子崖的第二次發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國考古發掘的科學水平，使之納入近代考古學的範疇。（1934年出版了他主筆的《城子崖遺址發掘報告》，這是我國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報告集。）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跟隨史語所撤退到長沙經桂林入昆明最後到達四川李莊。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學術會議」上提出的論文中，全面總結了龍山文化，直至目前對龍山文化類型的進一步劃分，仍導源於梁思永半個世紀以前的創見。1948年當選為第一屆中國院士。1950年8月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他躺在病床上主持著考古所的工作，制定長遠規劃，指導野外工作和室內研究，熱心培養青年一代，是我國第一個受過西洋的近代考古學正式訓練的學者，中國近代考古學和近代考古教育開拓者之一。
梁啟超的三子思忠，生於日本，1913年隨父母回國，後畢業於美國弗吉尼亞陸軍學院和西點軍校，回國後任國民黨十九路軍炮兵校官，1932年患腹膜炎，因貽誤治療而去世，年僅25歲。
梁啟超的次女思莊，著名圖書館學家，生於日本，1913年隨父母從日本回國。1926∼1930年間就讀於加拿大蒙特利爾麥基爾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930∼1931年就讀於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院，獲圖書館學士學位。1931年學成歸國後，立即投身於我國圖書館事業，先後在北平圖書館、燕京大學圖書館、廣州中山圖書館從事西文編目工作。1936年重返燕京大學，任圖書館西文編目組長、主任和圖書館主任等職。
1952年院系調整後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文革」中她作為「保皇黨梁啟超的女兒、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鬥，並被毒打得遍體鱗傷。1976年被勒令退休，1978年復職。1980年當選為中國圖書館學會副理事長。她為圖書館事業嘔心瀝血、默默無聞地工作了整整50年。一生致力於西文編目工作，在這方面被公認為全國首屈一指的專家。北大圖書館的幾十萬種西文圖書的目錄都經她親自編製或指導編製而成。這套目錄是她一生心血的結晶，它的高質量受到國內外專家的交口稱讚。她一生為校內外的教師、學者、青年學生、各行各業人員所解決的疑難問題真是不計其數。1980年，梁思莊以古稀之年，代表中國圖書館學會赴菲律賓參加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
梁啟超的四子思達，長期從事經濟學研究。生於日本，1913年隨父母從日本回國。1935年畢業於南開大學經濟系，後留校作研究生，於1937年畢業。抗戰期間在重慶中國銀行總管理處任職。1949年在北京國務院外資企業局任職，後改為國家工商管理局。他曾參與科學院經濟所編寫《中國近代經濟史》一書。1965年主編《舊中國機制麵粉工業統計資料》一書。
梁啟超的三女思懿，主要從事社會活動，早年在燕京大學讀書，初念醫預班準備升入協和醫學院學醫，後來轉入歷史系。她曾參加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是「12.9」運動中的學生骨幹。後參加學生流亡隊伍。1941年到美國學習美國歷史，1949年她在太平洋彼岸得知中共建政的消息後立即回國。她先後在山東醫學院、山東省婦聯工作，後調到北京任中國紅十字會對外聯絡部主任，此後一直從事對外友好聯絡，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梁啟超的四女思寧，生於上海，早年在南開大學讀一年級，因日軍轟炸學校而失學。
梁啟超的五子思禮，也是梁啟超最小的孩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統專家，生於北京，1941年當他17歲時隨思懿赴美留學，在普渡大學獲學士學位，接著在辛辛那提大學獲碩士和博士學位。1949年回國，初在郵電部電信技術研究所和通信兵部電子科學研究所從事技術工作，並參加國務院組織的「十二年科學遠景規劃」，負責起草運載火箭的長遠規則。1956年調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任導彈系統研究室主任。他是中共航天事業的開拓者之一。
三十多年裡，思禮親自領導和參加了多種導彈、運載火箭的控制系統研製試驗。他是1964年實驗成功的、自行設計第一個地－地導彈的控制系統負責人之一，並在以後改進的型號中，領導研製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全慣性制導系統，使導彈控制系統的設計完全脫離了仿製蘇聯的「框框」。他參加了1966年10月27日的導彈核武器試驗。這次實驗的成功震驚了全世界。梁思禮還是向南太平洋發射的遠程液體火箭和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的副總設計師，負責控制系統工作。在他主持下首次把集成電路用於彈上計算機，並首次以此進行全彈自動化測試。他還參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發射遠程火箭的飛行試驗，獲得了1985年科技進步特等獎。
他是航天事業的第一代人，也是當代導彈控制系統的帶頭人。1987年他當選為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993年當選為科學院院士，同年被選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
梁啟超的子女們各有自己的成就，成為本行業的專家。他們都十分用功刻苦學習；他們都十分熱愛自己的專業；他們學貫中西，善於把自己在國外所學的先進知識技術運用在祖國所需要的研究上；他們都從不炫耀自己的功績，而是默默無聞的奉獻。他們都不靠父親梁啟超的名聲，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說的那樣「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
2010年10月28日下午，梁啟超之孫、梁思成之子梁從誡病逝。
梁從誡的一生，「薪火續傳」著其祖父梁啟超、父親梁思成「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生命主旋律。他們的生命似乎只為時代而生，只為奔向社會苦難而去。放眼過去的一百多年，梁氏家族的數代文人於中國的貢獻，有著特殊的意義和價值。他們用簡單卻又堅實的生命軌跡，一次次證解著文人的人生方程式。
梁啟超是廣東新會人，20歲考上舉人。當時朝廷主考官是禮部侍郎（後為禮部尚書）李雲端。李特別欣賞梁啟超的一手好文章，看到那純熟的文字和老道功力，李以為梁啟超是個中年人。待當堂見面，才發現梁啟超是個英俊少年，李考官當堂決定，將妹妹賜給梁啟超為妻。梁啟超毫無選擇餘地，只有叩頭謝恩。
康梁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隨老師康有為出逃日本，在日本辦報。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復辟，著龍袍稱帝。梁啟超對此堅決反對，動員學生蔡鍔將軍起兵討袁。58歲時，梁因病逝世。
梁啟超在日本留學時，有了兒子梁思成。梁思成自幼聰穎過人。當時美國倡議把1900庚子年八國聯軍的清廷賠款減退，為中國興辦文化教育事業；用這筆「庚子款」建了「庚子學校」，專門培養中國理工人才。
梁思成和太太林徽音都考入這所學校，因學習成績優異，被選拔去美國繼續讀建築。1929年，他們學成返回中國，梁思成在東北大學創建了建築系並任系主任。抗戰前，梁思成到北平中國營造學社工作。當時月薪四百銀元。當時四百銀元相當值錢，因一個保姆月薪才兩個銀元。北洋軍閥政府其實很厚待文人。
「七·七」事變後，梁思成一家逃離北平。他們在長沙租屋住下，但日機第一次轟炸，就把他們的住房炸毀，慶幸那天全家外出。長沙無法存身，全家又移居到重慶鄉下。一天，梁從誡問母親林徽音，如果日本人打到重慶，我們往哪逃？林徽音指著門前那條河說：投河去死！幼小的梁從誡驚恐地拉著母親的手說：那我怎麼辦呢？林徽音一字一句地說：國之不存，怎顧得你！她就是這樣一位執拗、剛烈的女性，這種剛烈的性格給她一生帶來了悲劇。
1947年底，第二次來美深造的梁思成決定回國，很多朋友勸他不要回去，梁思成夫婦還是回去了。然而好景不常，很快他們便與當局發生衝突，起因是拆北京城牆。當時的北京城牆可稱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城牆，環城長達四十公里，有七百年歷史，元朝就開工，明初建成，比明末建的八達嶺還早，可謂真磚真牆真古董。官方要拆，梁思成和林徽音都堅決反對，認為無論從歷史價值、建築價值、美學價值，或者從給後人留點古蹟的角度，都萬萬拆不得。
倔強的林徽音直闖當時北京市長彭真的辦公室，跟彭真大吵一頓。彭真說不過林徽音，只得端出「底牌」：這是毛澤東的指示。毛當時批示：「城牆是封建象徵，是皇帝擋農民的。今天黨與人民心連心，不需要牆。」林徽音只好退一步說：可以把它改建成環城公園，在城牆上栽花、種葡萄藤，再放上長椅，在各處修登城牆梯道，在交通要道開口通車，這樣，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娛樂，又可淡化「封建象徵」。
林徽音一次次打報告，找中央都無濟於事，最後絕望地提出：拆就拆吧，能不能留下城樓，左右再各留五米牆，給後人一個紀念？但她的話和所有專家、學者們的一樣，都一萬句不頂一句，因為毛澤東的指示，在那個時候，就「一句頂一萬句」了。
拆牆就在林徽音的眼皮底下開始了。那轟轟的推土機和鏟車，像碾碎她的心。還有什麼能比搗碎偉大的古蹟更能讓一個學貫中西的建築學家更心痛！她未曾痊癒的肺病加重了，她的執拗使她怎麼也想不通這一切。於是，生氣、憤怒、痛苦。在又氣又病的夾擊下，於1955年溘然長逝。
懷抱一腔愛國熱血的梁思成驚呆了，他無法理解眼前發生的一切。但更讓他不可理解的事隨之而來——橫掃千軍的文化大革命鋪天而至，他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鬥、遊街，最後被趕出清華，下放到江西農場。1972年他死在那裡。
梁從誡身上自小就顯現出祖父和父親的遺傳與影響，他也聰明、好學、刻苦。22歲大學畢業，1958年又考上研究生，導師是蘇聯專家，攻讀世界史、美國史，研究羅斯福新政。畢業後到雲南大學任教。1962年，剛滿30歲的梁從誡調回北京國際關係研究所，準備一展才華。
但文化大革命來了，作為一個名門後代，他自然成了革命的對象。梁從誡的名字變成了「梁三子」：批鬥的牌子寫著：保皇黨的孫子，反動學術權威的兒子，修正主義的苗子。批判後，他被下放到江西鄉下「五七干校」勞動改造。這一下放就如同抗日戰爭那麼長：八年！專業完全荒廢了，世界史淡入記憶深處，「羅斯福新政」在腦袋裡舊得發黃，但他學會了種地、扶犁、焊接，會開各種型號的拖拉機；他像父親一樣，也有著能工巧匠的素質，居然學得一手好木工，到過他家的朋友發現，那精巧的桌椅櫃和書架等，都是主人的手藝。
八年後，他被允許返回北京，但沒有單位要他。後來，主持中國大百科全書工作的閻明復請他去做了編輯。他英語很好，1979、1980年，他有兩次在北京為美國訪問團會見鄧小平做翻譯。
梁啟超、梁思成、梁從誡，三代人走了一條共同的憂國憂民、報效國家的典型中國文人的人生道路。他們都不喜歡政治，但政治都找上門來。
談到三代人的不同，梁從誡曾悲愴地說：一代不如一代。學問祖父最大，父親在建築學上很有成就，我只是對中國現實的瞭解比祖父和父親都深，在社會底層八年，直接感受到老百姓的痛苦。「我們三代人都是失敗者！」梁從誡曾說：因為中國政治文化是不能聽，也不允許有不同聲音的文化。而他們三代人恰恰都說的當權者之外的聲音，結果都遭厄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