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巴黎街頭（公共領域）
【看中國2016年07月04日訊】法國人維克多老先生，是我早想下筆銘記的人，但之前一直顧忌會給老先生進出中國平添麻煩，而一直沒寫。聞知其近況，我感到再不寫他，將會成為心頭永遠之痛。
維克多先生是多個難民家庭的默默救助者，其中包括我的家庭。他也是記者無疆界組織的記者，負責東南亞的事務。五年前，他每年都要跑兩趟東南亞，一般是在三月和十一月，而現在他用明顯衰老的嗓音對我說，因為身體吃不消巴黎和曼谷之間七小時的時差，他現在不是每年都去了。五年之間，他那帶有濃重法國羅曼腔的英語，好像一夜之間多了一層含混，增了幾種顫音，以前那種法國式的清朗，恍如隔世，令人驀然回首間，陡感歲月之蹉跎。
法國東南部的小城蒙配利爾，蔚藍色的地中海海濱不遠處的某幢樓中，有一爿小公寓房，那就是維克多老先生一個人的家。那裡也毗鄰白雪皚皚的阿爾卑斯，然而喜愛滑雪的維克多前年說：已有幾年沒去滑雪了。他老人家還安康否？
我認識維克多先生，純屬偶然。2009年四月中的一天，恰是曼谷最熱的「送甘節」（潑水節）前，我全家在掙扎於比泰國苦熱還難捱的聯合國申庇挫折當中，大半月以來，我已經在熱帶的白日下跑鬆了褲帶，寄了一大摞電郵、信件，均不得要領，而帶出來的銀子，眼看一天天告罄……當日中午，正坐在公寓樓的蒸籠中汗流浹背地憂悶，突然想起幾天前，在加拿大的朋友郭國汀律師，發給我一封電子郵件，其中有記者無疆界組織東南亞代表的手機號碼：何不試試這個號碼呢？
於是試撥這個泰國手機號。撥通了，電話那頭一個帶有濃重法國羅曼腔顫音的英語興奮地說：
「啊，太好了，我正在找你！能夠馬上見你嗎……」乍一聽，我還以為這位維克多，是一位塞內加爾等非洲法語區的黑人。
我求之不得呢！當即約定在下午見面。他仔細得有些滑稽，除了地址外，他還問公交和天橋火車線路、取捨，我告訴他：最好坐天橋火車到銅鑼站，然後打摩的來，這樣最快，因為下午是堵車高峰期；他又問我住處樓外的標誌物有什麼，於是我就和他約定在公寓樓對面的日本學校正門見面。途中他又打來兩次電話，第一次電話告知他已到何處，並詢問還需多久；第二次電話他詢問我的穿著特徵，並告訴我說，他是個矮個子的白人老頭子。
事後證明他的囉嗦是對的；唯有事前的此種囉嗦，找人才會最快。
在泛起橘紅的末午烈陽下，我在日本學校大門見到的，果然是一位矮個子的白人老頭兒。他背著雙揹帶旅行背包，穿著體恤、西裝短褲和一雙涼鞋，顯得精乾和整潔。他的樣子約莫七十多歲，禿頭很大，笑口常開的嘴裡牙齒泛黃，嘴上方鑲嵌著典型的法國式鸚鵡鼻子，頗顯個性和威嚴。
他跟隨我進入公寓，跟我妻子略略寒暄幾句，綻著笑臉兒摸我兒子的頭，說了幾句滑稽的漢語，便掏出小小的佳能數碼攝錄兩用機，投入了工作：先是給我們拍照，然後拍攝房間和物品，接著對我進行採訪、攝錄，提了一大摞的問題，仔細得讓人頭皮發麻……好容易採訪結束了，他請我出示我在桂林電視臺的工作證、記者證，並拍照；他又請求使用我的筆記本電腦，還掏出U盤，拷貝我的簡歷和那一大堆申庇資料；他還問，是否可以用我的電腦發電子郵件。
看著他熟練操作數碼設備的樣子，我不禁感慨：西方人不服老、不斷學習新東西的精神，確實值得中國人學習。我的岳父跟維克多差不多年紀，還是理工科知識份子，卻早在十年前就什麼也不學了，對電腦更是手指頭都沒碰過。
他用我的電腦好像操弄得差不多了，掏出翻蓋手機看了一眼時間，說：「太好了，剛好合適！」於是用法語打起電話來。原來他撥通的是記者無疆界組織巴黎總部的電話，曼谷的傍晚，剛好是巴黎早上上班的時間。
他應該是在通報我一家的情況，我在一旁，只能以純感官來聽法語：法語聽起來不如英語明快，音樂感卻更強；法語的韻腳不如英語突出，但腔調卻更豐富。
大約十多分鐘後，他合上手機說：「我很快要去你的家鄉看一看……」
我和妻子都心領神會：他要去桂林驗證我的情況了——這真是一個不依不饒的認真角色。
維克多不吃晚飯，倉促之下，我們沒有什麼招待他的東西，我只得沖泡了一碗從家鄉帶來的堯山毛峰，放在冷水盆中降溫……待到茶涼，渴慌了的維克多，竟捧碗一咕嘟而盡——如此品茶方式令人忍俊不禁；「中國茶好，我不喝可樂。」他說。
「我會盡量幫你，但你必須告訴我真實。」他臨別時說。
他的名片，頭像是一個駕駛螺旋槳單槳飛機的飛行員卡通，像是一次大戰時的模樣，上面寫著：「維克多∙帕特里斯，自由撰稿人」。
當年五月中旬，維克多老先生又和我見面了，他笑口中露出泛黃的兩排牙齒，說他已去中國桂林回來：「桂林太美了！」他說。「巴黎比桂林更美嗎？」我問。「我不敢確定，那要看什麼方面。」他說。
「曾，你願意去法國生活嗎？」維克多忽然問。
「如果可能的話，為什麼不呢？」我說。
「但是你們願意努力學習法語嗎？」他嚴肅地問。
「當然願意，但是聽說法語很難學……」這次我沒那麼肯定了。
得知在他赴桂林期間，聯合國難民署已經召我全家談話的消息之後，維克多非常高興，又將一碗堯山毛峰一飲而盡。
六月份，維克多先生返回法國之前，將記者無疆界組織為我出具的證明公函交到了我手中，要我自己去遞交給難民署，並囑咐說：無疆界組織已同時寄給了他們，自己去遞交一趟更保險。
同時，維克多先生將一萬多泰銖打到了我的賬戶上，說這是他和無疆界組織的同事們的捐款，用於資助我兒子在曼谷上學，他始終認為：孩子無論在哪個國家，上學都是頭等大事。
記者無疆界組織出具公函一個多月後，我的政治庇護就批了下來。
2009年11月，維克多先生又一次來東南亞出差，順便來看望我。他略顯疲勞，說曼谷那種沒有空調、不關門的公交車，令他「Almost die」，但是他眼光依然銳利，笑口依然常開。
冒著依然灼人的太陽，他跟著我跋涉十多公里，穿過短吻鱷出沒、長著毒刺般熱帶草的池塘和小道，到曼谷西北部農塔布裡我的新住處去看。在我住處，他領略了我兒子的小提琴琴藝，在讚譽之餘，他坦承他對音樂不在行。然在吃飯時，當聽到我表達對兒子沈迷於電腦遊戲的擔憂時，他揚起鸚鵡鼻子，嚴肅地說：
「我並不認為電腦遊戲很可怕，我認為真正危險的是，我看到你的孩子在這裡沒有朋友，這對他很不好；社會關係很重要。」他說。
聞知我在泰國繼續自由撰稿生涯，他很讚賞，主動提出幫我申請英國一個專門資助自由撰稿者的基金。有經驗的人都知道：英國人的錢是最難要的，維克多先生卻幫我要到兩次。
由於政庇已得，我全家的燃眉之急已解，這一趟來看我，維克多先生顯得比較放鬆，他邀請我與他一起，從農塔布裡碼頭坐船到曼谷南面的瓦蘭蓬（唐人街），遊覽穿越曼谷的湄南河，由他請客。於是我們便穿過仍然熱人一身汗的子月陰天的密雲，步行前往碼頭。維克多七十多歲的人，步子快得我幾乎跟不上。
上船前，維克多在碼頭附近覷見了他最喜歡的飲料，高興得也幫我買了一瓶——那是不加糖的現榨胡蘿蔔汁。那磚紅色的神奇汁液，喝下去確實頭腦清爽回神，全身像是輸了血一樣的清新，午睡的睏倦一掃而光……於是我們一邊喝，一邊欣賞這湄南河的風景。浩大而重度污染的黑色湄南河水，噴著鉛色的泡沫，像海浪一般地扑湧著遊船船身，兩岸帶有圓錐形尖頂的泰式宮殿和寺廟，確實精緻別具一格，然而鼻腔卻不很享受……正看間，偶然側首，竟發現維克多這個老頭子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把座位讓給了一個二十多歲的白人婦女，而手持船頂棚鐵環扶手桿，做了幾個引體向上，把幾個女遊客都逗樂了。
維克多的法國紳士做派，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在瓦蘭蓬上岸時，胡蘿蔔汁剛好喝完，游湄南河的感受，也恰如這瓶胡蘿蔔汁的享受……我信手把空塑料瓶放在碼頭道邊，維克多自後看見，竟躬身撿起，隨後手持兩個塑料空瓶走向垃圾桶——此一細節又使我十分慚愧。
目睹維克多的教養，我不由得盛讚起法蘭西的文明來，豈料維克多當頭給我潑了一瓢冷水，他說：「我並不推薦法國文化，我不是民族主義者。民族主義導致仇恨。」
現在想來，他的此種境界，不僅遠高於我，也高於西方的大多數精英；法國和德國，由歷史上的世仇，變作迄今最成功化敵為友的範例，兩個世為仇敵的民族，如今已緊緊擁抱在一起，為人類作出了表帥，這大概是因為像維克多這樣的人，在法國和德國並非個別的緣故。
我那時對維克多說：你幫了我全家這麼大的忙，我不知道怎麼報答你。維克多說：你把更多的難民介紹給我，就是最好的報答。
那時候，困居曼谷的中國難民中，有一個從遼寧來的國民黨老兵，名叫孫樹才，八十七歲了，來泰國兩年多了難民身份還沒批下來。出於敬重和憐憫，我有心請維克多先生幫助他，但維克多說：老孫從前的工作與記者扯不上關係，因此在記者無疆界組織的範圍之外，這是一個大問題。
直到有一次我無意中提起老孫在曼谷《新中原報》當校對掙點生活費，維克多眼前一亮，打著響指說：孫在報紙工作，這就符合規定了！要我立即聯繫老孫見他。
我迄今忘不了維克多對老孫施以歐式熊抱禮時老孫的尷尬模樣，在曼谷瓦蘭蓬火車站的快餐店，維克多還捋起袖子打量老孫的胳膊——一副驗傷的滑稽模樣。
記者無疆界組織為孫樹才出具公函半年後，老孫在聯合國久已關閉的檔案，重新打開了；又半年後，老孫的難民身份批下來了。
2010年底，聞知我已獲得美國政府接受的消息後，流落泰國已近四年的計生難民周小平，幾次求我找人幫助她。我說：我不是已經幫你寫了文章，已經引來了吳宏達在幫助你嗎？周小平說，吳宏達給了她兩千美金，之後就沒有下文了。她說她已經打了幾次電話給吳宏達，吳宏達在電話中說，一旦她得了難民身份，他可以幫她全家來美國，但在泰國求批難民的事，他幫不了忙。
2011年3月，我即將離開泰國赴美，周小平聞知，趕到BRC（曼谷難民中心）來見我，以近乎哭腔求我幫她一家人。我雖然知道她不符合記者無疆界組織救援的條件，但捱不下一顆心，就死馬當活馬醫，在美國安頓下來後，把她推薦給維克多先生。
那時維克多先生已經回到了法國南部的蒙配利爾家中，他說：記者無疆界組織本身不能幫她，但我們可以聯繫別的人權組織來幫助她。
不久，維克多先生果然聯繫了「世界人權同盟」駐泰國的代表來會見周小平；同年年底，維克多先生借出差泰國的機會，領著「世界人權同盟」的人再次會見周小平；之後周小平在電話裡興奮地戲稱：你說的這個這麼有能耐的人，怎麼是一個老頭子呀？那樣子跟孫樹才差不多……
三個月之後，已被聯合國第三次拒絕的周小平，其在難民署的檔案重新打開了；又三個月後，周小平全家拿到了難民身份。
2014年周小平全家抵達美國華盛頓。之後，我吃驚地發現：在華盛頓領著周小平全家，岸然出席關於中國計畫生育國會聽證會的吳宏達先生，堂而皇之地宣稱：周小平全家在泰國獲批難民身份，是他自己努力的成果之一。
這不是貪天之功據為己有嗎？我心中十分不平，就把這事告知了維克多先生，豈料電話那頭維克多先生笑嘻嘻地說：「That's okay……」
維克多先生的反應，迄今令我慚愧且感動。有時候我覺得，中國的民主化，與其說是一個策略問題，不如說是一個道德問題。
曼谷一別，我已經近六年沒見到維克多先生了。我越來越覺得：他就是《悲慘世界》中的埃米憐主教，可惜我卻不是冉阿讓。
2013年春，他飛往加拿大法語區探望親戚，歸程途徑紐約轉機，想在紐約市見我一面，可惜我卻在紐約市五小時車程之外的上州，過於倉促，只得作罷。來美後為生計而掙扎，其苦尤甚於泰國，令我與維克多先生的距離，反而更加遙遠了——不知這是我一人之悲劇，抑或中國政治難民的整體悲劇。
2016年5月30日下午於初夏晴爽紐約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