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飢荒中被餓死街頭的中國農民。（網路圖片）
對於四川大飢荒中死人的情況，楊尚昆追問廖伯康：「我們知道四川死人的情況嚴重，但詳情如何，得不到證實。我們要四川報，四川始終未報。我們找民政部問，四川情況如此嚴重，你們是管救濟的，那裡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是400萬，實際上他們是通過四川省民政廳報的，中央不相信。然後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戶口的，那時的糧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鉤，死一個人就抹掉一個人，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公安部查的結果，當然也是通過四川省公安廳，說是800萬。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說說，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廖伯康舉起一個指頭，說：「死了1,000萬。」
飢餓的四川農村觸目驚心
1960年，全國性的「大躍進」已經進行了三年，人們面臨的現實，是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1960年的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870億斤，比「大躍進」前的1957年下降了26%，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四川的情況更加嚴重。從1959年至1961年，糧食年年大幅度減產，到1961年糧食產量已經下降到260億斤，比1958年的420億斤下降了38%，甚至比1949年還少收30億斤。可是，當時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主要領導卻繼續執行極「左」路線，對上浮誇虛報，隱瞞四川農業生產的實際情況，對下實行「一言堂」，壓制黨內民主，對敢講真話的同志打擊報復。他高唱著「發揚共產主義風格」的高調，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僅1958年至1960年三年就外調157億斤，幾乎相當於前五年外調糧食的總數，其中嚴重減產的1960年就外調了68億4千萬斤，大致相當於當年產量的1/4還多。就在他驕傲地宣稱四川外調糧食「居全國之冠」的同時，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農村卻大量餓死人，城市也普遍餓飯，老百姓怨聲載道。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出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信中指出：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大躍進」以來「一平二調」的錯誤；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少扣多分，盡力做到90%的社員增加收入；有領導有計畫地恢復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與此同時，中央還調派了萬名幹部下鄉進行整風整社運動。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的廖伯康也下鄉參加運動，並擔任重慶整風整社工作團辦公室副主任，負責與當時重慶所屬三個縣的工作團進行聯絡。
一大群在城裡指揮「大躍進」的幹部們，來到離自己並不遙遠的農村，所看到的情況觸目驚心。樹砍光了，房子拆來燒了，社員的很多東西都歸公了，為辦食堂甚至連社員的鍋灶也搬走了，家裡不准煮飯冒煙。長壽是當時重慶三個縣中的重災縣，1960年餓死人數以萬計，有些生產隊「到處家徒四壁，猶如豬圈，強壯勞力喪失，剩下孤兒寡母，令人慘不忍睹」。廖伯康到長壽渡舟公社作調查，看到的是田地荒蕪，十室九空。其中的兩件事情，令已經八十高齡的他，至今心潮難平。一件事是幹部們走進一戶「人家」，屋裡什麼也沒有：沒有床，沒有被褥，沒有鍋和灶臺，連房子都沒有了牆，用稀疏的包谷稈紮起的笆子擋不住冬天的寒風；屋裡只有一個用來到食堂去吃飯的破碗，一個空空如也的櫃子。一個沒有了父母親人的孤兒用呆滯的目光，看著眼前的這群從城裡來的「大幹部」。解放不過十來年，工作團的幹部們不是剛剛走下槍林彈雨的戰場，就是剛剛走出九死一生的白色恐怖，在殘酷革命鬥爭中也算是「見多識廣」。可是他們在這個孤兒的目光面前，卻不能自已。統戰部來的周懷瑾，跑到一邊去失聲痛哭。他是從北平大學的課堂走進革命隊伍的，對於解放後人民當家做主的幸福生活，曾經抱著十分美好的憧憬。
另一件事，是廖伯康從工作團的口中知道的，說的是農村的一個老頭兒，親人都餓死了，只帶著一個孫女兒活著。那年月的鄰居愛管「閑事」，好久沒看見那孫女出來玩，就去報了案。派出所的同志到老頭屋裡屋外前前後後都看了一遍，確實沒有孫女的影子。臨出門的時候，有人隨手揭起了鍋蓋，才發現鍋裡駭然煮著一隻小胳膊和一隻小腿兒孫女其他的部位，都已經被她爺爺那些天「慢慢省著」吃掉了！這件事情令全縣震驚，也讓公安局很為難，最後決定，逮捕老頭，但沒有判死刑。大好河山，勤勞的人民，在解放已經十多年的「大好形勢」中，在「糧食畝產超萬斤」的高調下，老百姓竟然餓得吃掉了自己唯一的親人！
作組在農村認真傳達「十二條」指示精神，老百姓聽了「大幹部」們的話，都相信黨中央的政策始終是正確的，問題出在公社大隊的這些「歪嘴和尚」把「真經」給念歪了。那些剛剛還在對社員們指手畫腳的社隊幹部們被揪上了臺，社員們就像當年控訴惡霸地主一樣，哭訴他們如何抄家搶糧、拆灶砸鍋，還將那些餓得不得不去莊稼地裡偷糧食的人捆綁吊打，致傷致殘，甚至逼死人命一時間，社隊的幹部們被批鬥、撤職、抄家、逮捕，搞得殺氣騰騰。
可是一個問題在工作團的幹部們心裏展開了：為什麼那些執行上級指示最堅決的社隊，幹部們就越是顯得面目可憎可惡，生產就越糟糕？而那些執行上級指示時打了「折扣」的地方，反而還比較「先進」，死人比較少。究竟是基層幹部執行政策時發生了偏差，還是上級的方針政策錯了？工作團的許多幹部都是早年懷著崇高的理想參加革命的，在嚴峻的現實面前，他們不得不對高調滿天的「大躍進」進行深入的思考。其實，這些思考早在「大躍進」之初就有人開始了，並且在廬山會議上提出來，雖然遭到高層的強硬壓制，可依然在全黨各個層面蔓延開來。
上報中央的《綜合簡報》被扣下來了！
1962年1月，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名的「七千人大會」在北京召開。會議通知中明確指出：1958年以來，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並且產生了一些不正確的觀點和作風，妨礙當前克服困難，必須召開一次較大規模的會議來統一思想認識。1月30日，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中心是講民主集中制，強調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讓群眾講話。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讓人批評。毛澤東在會上也作了自我批評，承認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還有很大的盲目性，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
「七千人大會」後，重慶市召開全委會傳達會議精神。在會上，許多人對當時的四川省委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大家認為，四川這些年大量餓死人，與省委提出的發揚「共產主義風格」、大量往外調糧有直接關係。近幾年四川農村生產力究竟破壞到什麼程度，群眾生活困難究竟嚴重到什麼程度，全省這幾年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人，這些情況省委是否如實向中央作了匯報，請省委給大家一個說法。有人說，近年來四川非正常死亡這麼多人，省裡卻不敢正視現實，共產黨員對人民生命冷漠到如此程度，實在令人痛心。從1958年的下半年開始，毛主席和中央就開始糾正「五風」，以後又陸續作了很多講話。對這些指示，凡是合自己口味的，省委主要負責人就傳達，不合口味的就強調四川情況特殊，拒不執行，有時甚至根本不傳達。省委主要領導動不動就把一些普通問題提到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原則上去，運動不斷。1960年冬開始的農村「整風整社」本來是為了糾正前些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可他卻大談階級鬥爭，大搞「揭蓋子」，奪取政權，不但沒有制止錯誤，反而在極「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1961年又在全省搞了兩次大逮捕、三次運動。幹部在執行上級指示中犯了一點錯誤就斗臭、斗透、鬥垮，還要查成分、查歷史、查社會關係，翻老賬，株連家屬。1957年以前大家還敢講話，黨內上下級意見不一致時，可以爭得面紅耳赤。1957年以後就不同了，省委主要領導大搞「一言堂」，誰提了不同意見，就給人家扣上「黨內反對派」、「反黨分子」的帽子，下面的人都不敢講真話。
這次全委擴大會議結束時，時任重慶市委第一書記的任白戈作了總結，他以自己的黨性向與會者作了兩條保證：第一，一定把大家提出的問題如實向中央反映；第二，對提意見的同志決不打擊報復。
重慶全委會後，部分代表們又到成都參加四川省委召開的「擴大工作會議」，再次把意見全盤托出。廖伯康根據重慶會議上的小組發言記錄，搞出了一個《綜合簡報》送給任白戈，請他向省委和中央匯報。一次偶然的機會，廖伯康發現自己整理的這份《綜合簡報》沒有用上報中央的紅色刊頭，用的是只限發到省委常委（不上報也不下發）的綠色刊頭。他心裏一涼：重慶的《綜合簡報》被省裡摀住了，沒能上報到中央，省內也只有幾個常委知道，任白戈的保證落了空。後來才知道：省委主要負責人看了這份《綜合簡報》，加上重慶小組的發言，吃驚不小，便批了個「此件只發常委」。
重慶市團委向毛澤東告狀
由於中央「七千人會議」前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從1961年初到1962年的上半年，全國的形勢逐漸有所好轉，可是四川餓死人的事卻還在繼續。1961年，四川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安法孝帶領「整風整社工作團」到重慶附近的江北縣，副團長、團省委副書記王毓培告訴廖伯康：江北縣還在餓死人。也在這個時期，四川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苗前明到涪陵召開川東片區組織工作座談會，會後路過重慶時，提到涪陵地區各縣加在一起死了350萬人；雅安地區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人口死了一半，有的一個村死得一個人不剩，死人都沒有人埋，只得派另外一個村的人去埋人，這些埋人的沒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體力勞動，結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從其他村調人來埋這些埋人的人。
1961年初，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給18個省、市團委書記寫過一封信，強調要進行調查研究，如實反映情況，總結經驗教訓；還提出青年團要做黨的助手，就應做黨的耳目，要說實話，做政治上、政策上的助手。當年的五六月間，在重慶團市委機關中層以上幹部學習會上，大家對面臨的形勢和存在的問題坦蕩陳言。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蕭澤寬和中共重慶市委候補委員、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李止舟有時也到團市委來，同大家一起議論。會上有人提問：四川問題如此嚴重，餓死了那麼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廖伯康說：根據我的判斷，中央不完全清楚。
市團委副書記於克書提出：我們是不是可以給中央寫封信，反映一下情況？
廖伯康沒直接回答，只是說安徽的問題開始很嚴重，蓋子揭不開，後來有人給毛主席寫了信，毛主席派人去一查，就把蓋子揭開了。
一聽這話，幾個副書記都積極贊成給中央寫信反映四川的情況，並公推於克書來寫，因為他任過巴縣整風整社工作團副團長，比較瞭解農村的情況。於克書在淮海戰役期間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後隨部隊南下到了重慶，廖伯康調市委辦公廳之後，他擔任主持工作的重慶團市委副書記。於克書最後下決心給毛澤東寫信，是在四川省委工作會議之後。他聽廖伯康說，在省委工作會上，重慶組提的意見全都被捂下來了，沒能反映到中央去，便決定給毛澤東寫信。信的署名是「一個共產黨員」，沒有署真名。為防止查對筆跡、查出從哪裡寄出的，這封信寫好後又請團市委打字員（是個啞巴）列印，並託人帶到武漢寄出。一次列席重慶市委常委會時，他悄悄對廖伯康說：「我給毛主席寫了封信！」還將信的列印稿給了廖伯康。
廖伯康看完後順手遞給李止舟，說：「你看這封信寫得怎樣？」
李止舟看後說：「沒得用，毛主席收不到。」
令人震驚！四川餓死了一千萬人
1962年6月，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在北京召開。身為團中央委員的廖伯康同團中央候補委員於克書一道赴京參會。此前，廖伯康收集了很多資料，想藉此機會，向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嚴峻情況。
廖伯康到了北京，原在重慶團市委工作的老同事、老朋友向洛新、陳家俊夫婦請他吃飯，曾德林、羅玉清夫婦作陪。向洛新時任團中央《中國青年報》的群運部長，後任團中央學校工作部副部長；曾德林時任團中央候補書記兼辦公廳主任。
飯桌上很豐富，引起廖伯康無限的感慨：「在重慶要想吃到這些東西，太難了。」
曾德林說：「四川怎麼搞的，不斷有人寫信來說吃不飽，浮腫病多，要求我們寄糧票回去。」
廖伯康長嘆了一口氣說：「實際情況比你們知道的要嚴重得多。你們只知道城裡的困難，幹部家庭的困難，而真正困難的地方，餓死人的情況，你們根本就不瞭解。李井泉對中央封鎖情況，許多問題中央都不知道。」......
後來，廖伯康在與楊尚昆的談話中說：「從1957年到1960年還有人口的自然增長數沒有包括進來，這還只是到1960年的數字，從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國形勢都好轉了，四川卻還在餓死人。1961年底，江北縣還有人餓死；涪陵地區先後餓死了350萬；1962年3月省委傳達七千人大會的時候，雅安地區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的人餓死了一半，前任縣委書記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為全縣餓死人太多被捕判刑。這份簡報剛剛發出就被收回去了，別說中央，就連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恩，早在1959年就到滎經調查餓死人的情況，並寫成報告上報，結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據這些情況估計，四川餓死的人，起碼比我推算的還要多出250萬！但我正式反映只說死了1,000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