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衛方到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參訪，與白色恐怖受難人吳俊宏交流。 (攝影/林佑恩)
【看中國2016年08月03日訊】走在景美人權園區，穿過一間間無法伸張正義的軍事法庭，甫滿56歲的賀衛方收起笑容，對隨行的記者說：「每天都在發生對你們是歷史，對我們是現實的事。」
賀衛方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過去二、三十年間是中國法律界演講次數最多的學者，微博粉絲數超過187萬。他曾挑戰退役軍人沒法律專業就直接當法官的惡習、曾在薄熙來在重慶當權時就公開批判他的「唱紅打黑」，人民網和百度都認為他是中國當今法學界最有影響力的法學家，2011年美國雜誌《外交政策》年度全球百名思想家，他也入列。
身為一位積極推動中國司法改革的公共知識份子，賀衛方的朋友經常打電話要他注意、小心，而接受《報導者》專訪時，他毫不諱言他的手機時刻遭監聽，一言一行都在北京當局掌握中，「我現在沒有秘密，我是個透明人。」
這次訪臺前，北大校方表達擔憂，怕他又惹麻煩，希望他別去，他的博客也因不明原因無法更新，但賀衛方不以為意，還是來了。
賀衛方上次「惹麻煩」是在2012年，與參加論壇的學者一同到總統府見馬英九。回到北京時北大黨委質問他，到臺灣怎麼會到處走，「我說我辦了自由行，就可以到處走啊，走著走著就走到總統府裡面了。」
賀衛方笑說，後來發現違反紀律的地方是在青天白日旗下照相，見面握手的人倒無關緊要。
2007年的「麻煩」更為嚴重些。他來臺接受媒體專訪時說「中國應該把社會主義的外衣脫掉」，「因為你披著社會主義的外衣，但是你做的事又不特別符合社會主義。」最後因為當局的「寬容」逃過一劫。
他這次來臺不知又有什麼風險，當記者對此表達擔憂時，賀衛方回頭安慰我們，「我自己知道什麼時候是真危險，什麼時候是假危險，所以我膽子大的時候都表示現在事實上沒有危險。」
打從娘胎死神伴左右
賀衛方對自身處境的坦然，或許來自於還未出生前，死神便在他身邊徘徊。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國正臨史上大飢荒，賀的母親生了胎男孩後，不巧又懷孕。她吞下當軍醫的丈夫開給她各式各樣的藥，好打掉腹裡的孩子，但沒料到孩子如此堅毅，硬是活下來。多年後，賀衛方的母親有時候會跟他說「很對不起你，還沒出生的時候就讓你受了這麼多苦⋯⋯。」
1960年7月落地，生在飢荒年代，賀衛方的兒時印象除了天空偶爾飄來「蔣總統將解救大陸同胞」的傳單，對生活最強烈的感受只能用一個字形容：餓。
這股「餓」意不但是生理上的飢餓，也是精神上的貧窮匱乏。
「小時候生活很苦，吃不飽飯。」飢荒之年，人們天天以地瓜、玉米饢裹腹，吃到饅頭的日子「就覺得是美好的生活」。到了要上小學的時候，正逢文化大革命（1966）開始，「所以我沒接觸過唐詩宋詞只接觸過毛澤東的詩詞，沒接觸過古典的戲劇，只知道毛澤東夫人（江青）推動的樣板戲。」
10歲那年，賀衛方的父親不堪文革激烈批鬥折磨，自殺身亡。
賀父曾任職軍醫，雖已離開軍隊，收入仍比其他人高一些。賀衛方回想當時的政治迫害，「不完全出於政治的目的，而是出於其他奇奇怪怪的事情，比方說，你的收入比我高我很生氣，或是大家平常相處不好，父親受不了這樣可怕的天天折磨天天批鬥，所以就自殺了。」
賀父之死最後被定調為「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意思是他的死本身也變成一種罪惡，成為留下來的人所需揹負的十字架。
「我在十五、六歲的時候，心裡面特別怨恨。」少年時期的賀衛方想，如果父親沒去世，他的命運會不一樣。他可以在城市裡生活，或是到部隊去，甚至有機會被提拔成黨的官員，但如今一切無望，「感覺到自己沒有前途。」
父親的死雖然看似斷絕了賀衛方的生路，但在生前，父親早已為他備好一把生存利器：文字能力。
「小時候父親特別培養我讀報的能力。父親訂了兩份報紙，一份是《人民日報》，另一份是《參考消息》，每次他看完了就告訴我這是什麼字。」這份讀報練習，讓賀衛方在6歲那年就進了小學。
「文革少年」賀衛方像條貪食蛇，吞下所有可接觸到的文字。「文革的時候特別的苦悶，因為無書可讀，也讀了一些當時流行的革命小說，都是完美的英雄人物。也喜歡看電影劇本，當時特別喜歡，想說能不能寫些電影劇本出來。」
賀衛方後來到重慶讀法律，再到北京政法學院（今為中國政法大學）學習西方法律史，他原來的導演夢雖沒成真，但他的文青性格，卻為日後嚴肅的法律之路添增了許多人味。
六四啟蒙從沒有意義到積極入世
看賀衛方寫文章，犀利中帶著霸氣。但本人卻有極大的反差，儒雅溫文，完全不給人壓迫感。
年輕時的「小賀」一開始不問世事。當時他學的是中世紀歐洲教會法，喜歡無為逍遙的老莊思想，著迷熬夜篆刻金石，身體力行「不做無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
當家鄉有人遇到法律案件想請教他，他回答：「我不懂······如果你的案件涉及到歐洲中世紀的教會那邊的法律我可以告訴你一點」，至於現實的東西，他不關注。
或許是父親文革時自殺的死亡記憶，也或許目睹毛澤東一人如何倒行逆施扭曲了中國，年輕時的賀衛方覺得，要為國家做有意義的事情，或是做一個有意義的人，這件事本身沒有意義。
直到1989年，政治和死亡再度攜手來到他眼前，逼得賀衛方不得不直視現實。
6月4日早晨五點鐘，賀衛方被激烈的敲門聲驚醒，他的同學兼同事站在門口、滿臉的淚水，喊著他的名說：「衛方，殺人了！殺人了！」賀衛方趕到學校門前，學校主樓前的小廣場拉進了5具屍體，鮮紅血液流滿地面。
「那一刻，我就覺得，哎呀！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賀衛方研究西方法律制度，清楚明白法律演進史就是逐步限制政府權力的歷史，就是讓任何衝突逐步回歸理性的平臺，好加以判斷、解決的歷史。賀衛方問自己，「為什麼其他國家可以逐漸走向限制政府的權力，走向任何衝突都可以接近和平的解決，而我們眼前這樣一個事實告訴我們，中國還是一個野蠻國家、還處於叢林的狀態？」
那5具躺在地上的年輕屍體，排列成賀衛方對現世中國的基本叩問。90年代以降，他便入世，從教學、演說、著述開始，一點一滴推動他理想的司法改革。
1998年，賀衛方38歲，他應報紙《南方週末》之邀，寫法學專欄「法眼」。首篇文章《復轉軍人進法院》便直批軍隊集團陋習，指法官如同醫生，皆是人命關天，退役軍人若要成為法官，理應受過專業法學教育，並符合法官任職的其他要求。
這些今日看起來再稀鬆平常不過的論點，在當時卻掀起軒然大波，因為賀衛方的筆實在鋒利，刀刀見骨。
他寫到，「醫生固然是人命關天，難道法官這種職業不是人命關天麼？差異當然是有的，那就是醫生是把將死的人往活裡救，法官則經常是把個大活人往閻王那裡送。但他們的職業都關乎人命卻並無二致。······人頭不比韭菜，割下可以重生······昏官或贓官錯判死刑，冤死鬼一命嗚呼之後，什麼都完了。平反昭雪之類，不過是安慰安慰活人或後人而已。」
結果是軍方逼著《南周》道歉，但此議題也因輿論討論引發更高重視，吹響中國法律專業化的號角。終於在2000年，中國確立司法執業門檻為大學本科教育（四年）畢業，同時確立要做法官或律師，必須通過司法考試方可執業。
半死不活的時刻堅信普世價值
這樣的公知力道在日後日益猛烈，他到各地演講、接受媒體訪問，不遺餘力展開宣揚普世價值的「佈道大會」。
譬如言論自由，2005年接受《鳳凰網》訪問時他說，「我們不是豬、不是狗，可以說吃飽了我們就沒事了。我們是人，我們人需要表達自己。」譬如大學獨立，2008年北大畢業典禮上他致詞，「獨立即不畏權勢，不媚流俗。自由便是在研究與學習中以學術與知識的本源為指向，不受任何非學術因素的干擾。」
中共對高校教師開始祭出「七不講」，不能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以及司法獨立；不少知識份子襟聲，或轉而在任何關於自由與公民的字眼前加上「中國特色」。但賀衛方卻依然亳不改色暢談普世價值。
2014年接受《財新》訪問時，他說「一個良好的社會方式，一定是最大限度開放言論空間，哪怕是對政府表達不滿或是激烈的觀點⋯⋯沒有哪個真正追求正義的政府是因為言論自由而倒臺的。」
接受《報導者》專訪時，賀衛方談新聞自由重要性在監督和揭露社會的貪腐，但是中國沒有新聞自由，「我們總是能把喪事當喜事來看，出現了之後我們就說這體現了黨反對腐敗的決心，但是不斷的出現，大家不就覺得你這個黨就是腐敗的黨。這沒辦法解決問題。」
然而就在《報導者》專訪前一天，傳來中國敢言雜誌《炎黃春秋》發表停刊聲明。聲明指出有關當局侵犯中國憲法第35條賦予公民的出版自由，更派人強行進入辦公室，竊取、修改官網密碼。而這只是冰山一角。
中國法制在追求普世價值的道路上，在賀衛方看來，如今已是「半死不活」。
賀衛方解釋，90年代因為推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需要法制保障，司法改革變得非常活躍。但是2003年保守派周永康掌權，從身兼國務委員和公安部部長到全面負責中共政法工作，社會風聲鶴唳，追求普世價值的行動也逐漸褪色。
近年中國更進一步緊縮與打壓自由空間，相關行動逐漸外溢到香港或臺灣，在媒體上「被道歉」的事件頻傳
於是中國可以不遵守過去承諾，也可以不遵守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我不願做的事情，你拿我也沒辦法。我到香港去拿你銅鑼灣書店的人給抓來，怎麼了，你不高興，你有辦法嗎？你拿我怎麼辦？」
賀衛方形容，這是接近晚清時期「一種不知好歹，不理解真正的是非，不懂得究竟對方要求的是什麼」的「可笑狀態」。於是本來要用來向臺灣展示「一國兩制」可行的香港，港人反倒愈來愈離心離德，臺灣這邊更是出現「票投國民黨，臺灣變香港」的口號。
「你用蠻力、用強權，最後變得愈來愈孤家寡人，」賀衛方語重心長。
直視幽谷而生的力量
由蠻力和強權組成的那只看不見的手，也在賀衛方身上施展了力量。
賀衛方在2009年不明不白地被派到新疆石河子大學支援教育。問起他真正原因，他只淡淡說不大好說，因為北大也沒跟他明確說過緣由。倒是賀衛方的好友，作家章詒和在他倆合寫的隨筆集《四手聯彈》裡寫道，「別人為之惋惜，我偏偏替他高興——一個思想觀念頗新、中國文人氣質頗濃的學者，終有一個扑向大自然的機會了！」
那段時間，老莊「自然無為」的氣息又在賀衛方身上重現。他形容那2年「太美好」，獲得「莫大的收益」，更引發他探索當地歷史語言文化，「變成一個半瓶子醋的新疆專家。」
雖然賀衛方對自己的處遇總能退一步看，但在2011年終究感受到了恐懼與死亡的威脅。
時序回到2007年，薄熙來在入主重慶，開始「唱紅打黑」大戲，弘揚共產主義、打擊黑社會，以維護社會穩定。過程罔顧法制，冤獄頻傳，愈演愈烈。
2011年，賀衛方忍不住寫下〈為了法治，為了我們心中那一份理想——致重慶的公開信〉一文，直陳重慶時局「令人恍然有時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信中指出「打黑」行動中判決過程違憲、違反審判獨立和程序正義，更直接點名當時的重慶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對他說「沒有獨立的司法，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
記者問他，寫這封信時為什麼恐懼？賀衛方回答，「我認為如果他們真的急了眼，會把我幹掉。」
所以賀衛方決定率先一步，在文章最後提及關於死亡的問題。「無論是權傾一時者，還是屈辱偷生者，生命注定是朝向死亡的⋯⋯砍頭和槍殺都會留下可怕的傷痕，不過，那卻是一種無需治療的創傷。」
因為死了，所以無需治療。「寫出來之後變得更釋然。如果真的出了那種事，我想想我自己活的時間已經比我父親長多了，」賀衛方又笑。
這封信在博客上發表後，成為賀衛方這輩子寫過迄今影響最大的文章。
將近28萬的閱讀量，上萬條評論，轉發不計其數。法律界、關注法律的、廟堂之上的人都讀了。該文並收錄在商務印書館《夢想與路徑：1911-2011百年文萃》書中，成為2011年的代表文章。
個體在恐怖體內存活的策略是什麼呢？賀衛方自有其見解，「人有時候減少自己危險的方式是，把自己做得愈來愈有影響力，你的危險度就降低一點。」另方面，賀衛方把自己定位為「只是說說」的「倡議者」而非「行動者」或「組織者」，採取似水委婉、不輕易與人激烈碰撞的態度來應對外部的力量。
與警察或黨委喝茶談話時，「我會很溫和但是堅定地回應他們，告訴他們我自己相信、我自己追求的目標和表達的觀點，我認為是更加合理的政權，而且更加對黨好，對國家好。我並沒有要去破壞國家的任何意圖。」
談到中國經濟實力讓臺灣也許會自我閹割以分享果實，進而遺忘自己所擁有的，賀衛方感嘆，許多人太功利，商人太珍惜自己的市場機會，或是太不瞭解共產黨的缺陷，反而容易轉身吹捧甚至擁抱令人顫抖的過去。
曾經親身經歷災難、用身體銘刻傷痛的人如他，則會永遠保持警惕。
專訪當天下午，賀衛方參觀了景美人權園區，眼前曾是軍事法庭、看守所的建築，化成教育和紀念的歷史遺物，他認為這在在印證「其實人類社會必然走到一種普遍化的尊重人權，尊重人的最基本的自由追求。我相信這種東西是普世價值。」
如果臺灣的過往歷史，不公不義的司法判決是中國的每日現實，而「天亮之前那段時間特別黑」，賀衛方仍會持續傳道論法，直到天亮的那一刻降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