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御用文人」吳晗最終慘死於獄中。（網路圖片）
1969年10月10日。夜，漆黑。風，瘮人。一股肅殺的氣氛纏繞著古城北京某監獄。行將歸天的吳晗，苦苦掙紮著不肯離去。
呼吸越來越困難了。他雙手緊緊扼住自己的下顎，笨拙的身子在被他的熱血浸泡過的乾草上急劇地抽搐、顫抖，兩條乾瘦的小腿伸開、蜷回、又伸開，靈魂在掙脫軀殼的最後時刻是那樣不情願。或許，這顆痛苦的靈魂在徹底絕望之前，還要回到清華園的綠草地、北京市政府那張明淨的辦公桌前，到定陵那神秘深邃的地宮中再走一趟，向他們一一告別、辭行。
吳晗1928年入北京清華大學史學系，1937年，年僅28歲被聘為雲南大學文史教授，1940年到西南大學執教，1943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北平被中共奪取，吳晗參加接管北大、清華的工作，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文學院長、歷史系主任等職，並參加了開國大典，後歷任一、二、三屆全國人代表，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二、三屆政協委員，常務委員、副主席以及全國青聯副主席、秘書長、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員，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職。從1949年11月起，他還擔任了北京市副市長。
吳晗是明史專家，是現代研究明史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主要著作有《朱元漳傳》、《投槍集》、《學習集》、《春天集》、《燈下集》、《吳晗文集入》、《吳晗雜文集》、《海瑞罷官》、《海瑞的故事》、《讀史札記》等100多種。但是吳晗對北京的文化教育、學術活動、古籍整理及文物古蹟的保護等方面，做出了有失歷史學家身份的行為。他的一生有四大過失，分別敘述如下：
其一，大規模拆除北京的古建築
首先是1953年5月，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對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這個城市蔓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擔起瞭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為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完整牌樓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毀於一旦，林徽因的丈夫，我國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由於吳晗的言論，梁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其後不久，在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邀請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歐美同學會聚餐會上，林徽因與吳晗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衝突。
同濟大學教授陳從周回憶道：「她(指林徽因)指著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雖然那時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牌樓今日早已隨著文化浩劫一同煙消雲散，但林徽因當日的金剛怒吼，必將永遠環繞在每一名具有良知血性的中國學者心頭。
其實，這只是林徽因與吳晗之間，一次面對面的激烈衝突。此前，她的丈夫梁思成因提倡保護北京古城已與北京市政府官方發生多次衝突。
新華社記者王軍撰寫的《城記》中，披露了圍繞「拆牌樓」的爭論和動因：1952年5月，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公安局交管理處認為，大街上的牌樓影響了交通，是導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這一年，文津街北京圖書館門前發生了一起嚴重車禍，更是讓「拆牌樓」很快地列入了議程。
1953年7月4日，北京同意拆除交民巷的兩座牌樓。關於帝王廟牌樓，文物部門的意見是最好能夠保留，或易地重建。8月20日，吳晗主持會議，討論北京文物建築保護問題。
鄭振鐸說：「如有要拆除的牌樓，最好事先和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聯繫，由中央決定，不應採取粗暴的態度。」但吳晗綿裡藏針：「全國性的問題請示中央決定。」
但林徽因的態度很鮮明，堅決反對拆文物，「保護文物和新建築是統一的。北京的九個城門是對稱的，如一旦破壞，便不是本來的基礎了。」梁思成也認為，城門和牌樓、牌坊構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獨特景觀，這類似於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凱旋門和方尖碑等，可以用建設交通環島等方式合理規劃，加以保留。
林徽因、梁思成與吳晗們的爭論在持續升級。據當時在國務院的工作人員回憶，梁思成數次在會上被氣哭。最後，還是毛澤東的一句話給爭論定了性：「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毛澤東當時曾在天安門城樓上說「以後從這個地方望出去，要看到到處都是煙囪。」基於這樣的建設思路，彭真曾提出，「天安門可以拆了建國務院大樓，給封建落後的東西以有力一擊。」拆與不拆，已不單純是建築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這意味著，梁、林在這場「戰鬥」中是注定的失敗者。
從1954年1月起，北京牌樓開始被大規模拆除。北京內城原有的9座城門，只余正陽門城樓、箭樓、德勝門箭樓，北京外城原有的7座城門，則無一遺存。1969年，內城城牆被盡數拆除。
林徽因是中國第一位女性建築學家，並參與了中共國一系列重要設計。例如，參與完成國徽設計；為人民英雄紀念碑碑座設計紋飾和花圈浮雕；1952年，參加中南海懷仁堂的內部裝修設計。
病重中的林徽因曾絕望地追問：「為什麼我們在博物館的玻璃櫥裡精心保存幾塊殘磚碎瓦，同時卻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古建築拆得片瓦不留呢？」在抑鬱的情緒中，林徽因開始拒絕吃藥。1955年4月，她因肺病去世，年僅51歲。
林徽因去世約半個世紀後，北京城開始復建中軸線上的永定門，以恢復古都風貌，據稱每年投資1.2億。拆掉的永定門又重新建起來了，但在某種程度上，也許正如林徽因所說，「充其量這也只是假古董」。
吳晗失去了文人的骨氣，做了政治的應聲蟲。
其二，他在整風反右運動中是一個急先鋒
1957年6月11日，民盟的《光明日報》支部即在吳晗的主持下，率先召開了批判儲安平的會議。會上，吳晗厲聲說：「過去國民黨確實是‘黨天下’，儲安平現在說共產黨是‘黨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實，且用意惡毒。」並指出儲安平之所以有勇氣，是由於後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的《光明日報》的盟員和儲安平劃清思想界限。
墨存先生幾十年後對費孝通先生說，「你記得嗎？吳晗在1957年‘反右’時期整起別人來不也一樣地無情得很嗎？」
吳晗1957年，7月7日，在全國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了《我憤恨，我控訴！》的長篇發言，火力十足並聲色俱厲地討伐所謂章羅聯盟。吳晗控訴道：「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是一貫的，有組織、有部署、有計畫、有策略、有最終目的，並且還和各方面的反動分子有配合，異曲同工，互相呼應」，他最後說：「他們一夥是人民兇惡的敵人！」他的發言博得了「長時間的鼓掌」，調門之高令人側目。
另據李輝在《碑石》中披露，一個與吳晗共事過的文人，一再向他表示過對吳晗的不滿，正是吳晗的鬥爭堅決性使其打成右派，蒙受冤屈，歷經磨難達20載。羅隆基死於1965年，章伯鈞死於1969年，儲安平至今生死不明。李輝表明：在反右運動中，因吳晗憤怒「控訴」而深受傷害的不止一個人。
正因為他在運動中的表現，在這年他被批准加入了共產黨。
其三，是在他的積極主持下挖掘了明十三陵的定陵
1935年初夏。北平清華園中的古月堂。
即將赴河南安陽殷墟參加田野考古實習的歷史系學生夏鼐，和他的同窗好友吳晗踏著綠茵茵的草地在親切交談，暢述著自己日後的志願。夏鼐問打算留校任教的吳晗：「如果由你來選擇，你打算挖什麼古蹟？」以研究明史嶄露頭角從而成為胡適愛徒的吳晗，不加思索地說：「當然挖明十三陵。」兩人相視一笑，握手言別。他們誰也沒有想到，20年後，這次看似無足輕重的閒聊，竟成為現實，並由此引發起一場紛爭。
1955年10月4日，政務院秘書長習仲勛的辦公桌上，平放著一份剛送來的報告：
關於發掘明長陵的請示報告
政務院：
在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偉大成就的今天，我們的文化事業也得到了飛快發展。為進一步加強和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事業，我們請求對十三陵中的明朝統治者朱棣的長陵進行發掘。
封建統治階級的帝王，死後陵墓中都有大量殉葬品。朱棣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兒子，他在世時遷都北京，是十三陵的首陵，殉葬品可能多於其他陵墓。通過對長陵的發掘，以活生生的事例與實物，進行歷史探索，並可利用這些器物，進一步開展對明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史實的研究，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陵墓發掘後，就原址建立博物館，將出土器物整理陳列。以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出的「古為今用」的方針，向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階級教育，可進一步認清封建統治階級的反動醜惡面目，加強對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愛，同時也可增加首都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內容。
當否，請批示。
郭沫若、瀋雁冰、吳晗、鄧拓、范文瀾、張蘇
1955年10月3日
習仲勛看罷報告，覺得事關重大，立即批轉主管文化的陳毅副總理並呈報周恩來總理閱示。
消息傳開，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大驚。當他們得知這份報告的發起人是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時，便急忙前來勸阻並希望其收回報告，一場紛爭由此開始。
「出土器物是最可靠的歷史資料，我們發掘長陵後，可利用明成祖的隨葬器物，進一步開展對明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史實的研究工作，同時將出土文物整理後，就地成立博物館，對首都人民進行歷史唯物主義教育，增加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內容……」鄭振鐸聽罷吳晗的敘述，從椅子上站起身，急不可待地說：「我國目前考古工作的技術水平還難以承擔這樣大規模陵墓的發掘工作，出土的古物在保存、復原方面的技術也不過關，如此規模龐大的陵墓發掘和出土文物的保存，就連世界上技術先進的國家也會感到頭痛……」
未等鄭振鐸說完，吳晗接著反駁：「全國已經解放五、六年了，有老一輩的考古專家，也有新培育的一批大學生，從人力物力都有條件勝任這項巨大的工程。」
夏鼐見二人難分勝負，便及時地出來為鄭振鐸助一臂之力。他先是不動聲色地望望面前的這位同鄉加同學，詼諧地講道：「老吳，眼下全國都在大規模地搞基本建設，考古人員嚴重不足，今天西北告急，明天東南告急，我們的人全所出動，配合基建還應付不了局面，又怎能主動發掘皇陵呢？再說出土的許多古物都要保存和復原，這方面的人手更少。你應該從全國考古工作的輕重緩急來考慮問題，不能以明史專家的角度來安排發掘工作。老兄！你已經不再是清華園那個吳晗了啊！」
……整整一個下午，紛爭仍無結果。發掘明陵對於主管北京市文化教育的副市長吳晗來說，既然決心已下，就很難有外來的力量予以改變。
鄭振鐸、夏鼐走後，吳晗怕風雲不測，便立即找到郭沫若、鄧拓等好友，通過不同的方式在中央領導人面前加緊了對發掘長陵重大意義的宣傳和鼓動。與此同時，鄭、夏也間接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對長陵發掘的不同觀點，爭論雙方都把希望寄託在周總理身上。五天之後，有消息傳來，周恩來總理已經作出裁決並在報告上簽字——
巨人的抉擇，使中國的考古事業揭開了新的一頁。同時，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故事，也要在這一頁上書寫。
1955年12月初，在吳晗的鼎力主持下，成立了「長陵發掘委員會」。後來因各種原因改為發掘定陵。
定陵發掘了，地下宮殿公開展覽了。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當那個皇帝和兩位皇后的骨架被騰升的烈焰，頃刻化為灰燼的消息傳來時，他才清楚地認識到，在10年前那場爭論中，鄭振鐸、夏鼐兩位錚友的遠見。此時，假如鄭振鐸、夏鼐出現在眼前，他會爬起來抓住他們的手說：「如果那時我能看到今天，也許不會……」
流逝的時光不會再一次到來了。今天，屬於他的，只有悲憤和無盡的悔恨……。
其四，作為御用文人寫了「海瑞罷官」
學習海瑞精神，本來是毛澤東提倡的。1958年，毛澤東看了湘劇《生死牌》，戲的結尾出現了一個人物引起了他的注意，這個人物就是明代的海瑞。毛澤東專門把《明史》找出來看，他對直言敢諫，忠心耿耿的海瑞很感興趣。
為什麼毛澤東又支持批判《海瑞罷官》呢？這個問題不難回答。毛澤東在1959年4月上海會議上提倡學習海瑞精神，是要黨內高級幹部為了黨的事業敢於講話，不要怕這怕那。他在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更明白地說，他提倡的是「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
毛澤東當時提出來，就是現在啊黨內風氣不好，說大話，說假話的人多，我們要找一些人敢跟我們黨內提意見，他說在歷史上啊，這個海瑞就敢提意見，還敢罵皇帝，他說我們怎麼這些黨員，都不如一個歷史上的這個人呢？所以要找人寫一寫，後來他就說那就找這個研究明史的，就找到吳晗了，所以吳晗就這種情況下來寫海瑞的。
在胡喬木的建議下，吳晗給《人民日報》寫的一篇關於海瑞的文章《海瑞罵皇帝》。隨後又發表了《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論海瑞》等。京劇演員馬連良看了吳晗的《論海瑞》後，找到吳晗，請他寫一個海瑞的戲，吳晗考慮再三決定「破門而出」。
馬連良是當時四大須生之一，四大須生：譚言麒馬：譚富英，言菊朋，麒麟童(周信芳)和馬連良。
吳晗每天熬夜，下班回家以後，稍微迷瞪一會就一直干到半夜4點。經過近一年的寫作、修改，完成了劇本的創作，1961年的11月京劇《海瑞罷官》公演，贏得一片叫好。毛澤東還把飾演海瑞的馬連良請到家裡吃飯，稱讚戲好。沉醉於讚揚聲中的吳晗並不知道，他的境遇將會因這齣戲而發生變化。
1962年的時候，江青就找四個部長，副部長談話，要批這個《海瑞罷官》。後來周恩來找吳晗，然後對他說，人家說你海瑞罷官搞影射，吳晗說沒有，周總理說如果沒有的話，你寫個報告說明一下。
到了1965年，周恩來對吳晗的命運又多了一分擔憂，一次宴會後，周恩來把吳晗叫到自己的車裡，對他說，吳老我給你換個工作怎麼樣。你原來不是想搞學術研究嗎？還是回社科院吧，發揮你的專長，專心干研究，正好你的愛好，可能想躲開這個風口。吳晗說：是，我原來就這麼想的。
不明就里的吳晗繼續他的工作，而此時針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正在秘密醞釀中。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文中稱《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大毒草。姚文元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層浪。
文化大革命的序曲開始了，吳晗也做了階下囚。上海的周信芳因演「海瑞上疏」也開始遭到了厄運。馬連良於66年12月16日不堪批鬥，抄家而自盡，吳晗於69年10月11日死於監獄，周信芳也於75年逝於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