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閔真諦（Jozsef Mindszenty），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匈牙利的紅衣主教（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08月07日訊】（僅以此文獻給胡石根等所有被判刑的中國大陸良心犯）
如果你們聽到我「辭職」或「服罪」的消息，請不要相信，因為那將是脅迫使然，是「人性弱點」的標誌。約瑟夫·閔真諦（Jozsef Mindszenty），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匈牙利的紅衣主教，被警察帶走前，在一張紙上匆匆寫下了上述大意。
那天是1948年11月26日。警車包圍了他的居所，警察們呼嘯而來，閔真諦主教別無選擇，他幾乎是當著他們的面寫下了上述字條並交給了身邊的神職人員。
留下這句對世人的預警，是他意識到自己即刻將被帶走的第一反應和動作，這個反應和動作包含了兩層意思：對無神論專制者之殘暴的直觀直覺，對人性之弱的深刻洞察。
時年56歲，這位匈牙利主機主教不是第一次被捕。23歲時（1919），他就為維護宗教自由、反對國家接管天主教學校並呼籲人們不屈服於新政權而淪為囚徒；4年前（1944）他52歲，再因激勵人們以暴力反抗納粹而入獄。這一次，他知道自己遇到了勁敵：以無神論為基礎的共產極權主義。他一定知道，這不是管理社會之方法的分野，這是在根本哲學領域即世界觀人生觀上與上帝世界完全相反的對立物。
上個世紀二戰之後，共產主義思想及其運動在全球依然是一個新生事物，其黑暗和殘暴需要再過幾十年才能昭然於世。但是縱觀東歐歷史，羅馬天主教會從二戰後的精神廢墟上最先拔地而起，成為共產主義政權最有力的抗衡者和反對者之一。宗教信仰者們不需要（社會主義）實踐和時間，他們對「有神論」認知有多深，對「無神論」認知就有多深：
閔真諦主教在解釋他和教會無意與匈牙利政府為敵時寫道：「共產主義是一種無神論思想，所以，反對教會的精神是其本質。」這是一種本能的對抗關係，閔真諦因而對自己被當局帶走後的厄運有準確的預見。
閔真諦被抓確有其因：匈牙利教會和匈牙利當局在信仰自由上嚴重衝突，這些衝突體現在教會學校、加入教會、建立教堂相關具體事務上，為此頒布了一系列規定。1946年5月20日的《約瑟夫紅衣主教閔真諦的聲明》和1950年6月7日的《匈牙利共產黨信仰部部長的聲明》針鋒相對，前者宣言：「……僅僅因為這個獨裁國家憑藉一紙野蠻佈告就關閉我們的學校……你們——匈牙利的父母們也會感到你們的基本權利遭到了褻瀆。」閔真諦堅定地反對當局接管學校，教授馬克思列寧主義；後者則宣稱：「……任何將子女送到宗教學校的父親，都會落入敵人手中，都會將其靈魂、思想交付給和平的敵人、帝國主義好戰份子。」
納粹把教會改姓希特勒，而共產主義則要消滅信仰。匈牙利共產黨當局公共信仰宣傳部通告說，要通過訓練和宣傳使人們堅信「加入走進教堂、參與教堂活動，把我們的孩子送到宗教事務中，我們就會助長教會的反動作為。」
當局以「匈牙利反革命勢力的中心」為由通緝閔真諦，匈牙利近五千所天主教學校隨即面臨被接管並國有化。被通緝的閔真諦樞機主教走村串戶地督促信眾識破當局謊言、對抗當局命令、拒絕交出學校及其佔地。衝突加劇，當警察強制沒收閔真諦主教的車子和攜帶型發電機，這位主教下令敲響了教堂鐘聲！
匈牙利共產黨認為，閔真諦所行乃是徹頭徹尾的顛覆行徑。但主教確實無意與當局作對，他只是希望並堅定地捍衛信仰自由。他的最後一份通諭被當局禁止，但是附件傳出並在「美國之音」播出，結尾如是說：「我站在上帝、教會和匈牙利的立場……與我的人民之苦難相比，我的命運並不重要。我不指責控告我的人。……我為那些以我主的話而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人祈禱，我從心底原諒他們。」
閔真諦紅衣主教是一個殉道者。他在被帶走時還做了一件事，是為自己也是為他的匈牙利信眾做的：穿上最破舊的那件主教袍、戴上了最簡單的主教戒指，最重要的是，內衣口袋裡揣著基督耶穌戴著荊冠的受難照片，背後寫著幾個字：敗而得勝，這是他的試圖戰勝黑暗的力量之源。然後他就在諸多警察監押下，走進了匈牙利的沉沉夜色。
他開始了自己後半生的殉道之路，敗而得勝之路，一個上帝僕人的救贖之路。他從此再也沒有回到世俗世界。哪怕出獄，哪怕活著，哪怕依然篤信上帝，哪怕至死都是上帝忠貞不渝的僕人。
主教沒猜錯，他立即陷入非人待遇和折磨中。教袍被剝下，白天穿著小丑服裝忍受屈辱，接受審問，夜晚被不斷暴打，日以繼夜輪番折磨。最初的日子能扛過去，但是他必須盡量少吃一點，因為牢飯里加了「治療」心智的藥物，同時他不被准許睡眠，一陷入迷糊，就被戳醒。如是三個月，體力耗盡，精神萎靡，這個身心俱損的血肉之軀終於挺不住了，他被出庭「公審表演」（show trial），遭到指控的「罪行」多達40項。當局扭曲了他的供詞、編織出「合理」的謊言、show trial斷章取義、假造認罪書。
接下來，當局公告匈牙利：主教大人認罪了，簽字畫押了。他「畫押」的罪名中，最著名的有「濫用外幣」——那是他為他的人民和教會財務向美國尋求干預；「破壞匈牙利土地改革」——那是他試圖幫助信眾保護住自己的土地和教堂；「與哈斯伯格相勾結」策動盜竊聖史蒂芬皇冠罪，這項罪行的活動目的是為了復辟哈布斯堡王朝——那是他演講反對匈牙利共產黨；「叛國罪」和「間諜罪」——因為他「出賣國家機密」並「煽動美帝國主義與我國宣戰」，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為自己登上國家權力寶座做準備。總之，這些指控導致樞機主教閔真諦變成了一個不擇手段的反黨分子、資本主義復辟分子、權利野心家、不折不扣的國家敵人。
旨在向世界證明閔真諦之罪的公審是在1948年2月舉行的。這次公審讓全世界都看到了他的卑微和屈服：他走上審判臺，承認了全部指控罪行。他的聲音失去了往日的光澤，身軀容貌帶著明顯的被虐特徵。
這位神父失敗的如此徹底，他把這次入獄前匆匆設置的自己尊嚴與人格的保護牆，也一起推翻了——他否認了自己寫給同事的字條上的內容，他說那個不算數。
極權專制加唯物主義的殘暴從來超出人性的想像，他被問及：既然如此，你為何當初要寫那個字條事先否認現在的口供？他回答說：「我當時沒有看到我現在看到的事。」
——誠如上述引號所示，這最後一句庭上回答是原話。在此基礎上，當局公布了那些精心策劃的包括他口供和其他「證據」材料在內的閔真諦案件白皮書。
極權專制加唯物主義的狡詐也常常超乎想像，閔真諦的罪足以處死，但是這個宗教人口接近百分之七十五的信仰國家，是個崇尚聖賢的國家。當局不想為超過三分之二的民眾製造一個殉道士和追尋自由的英雄，他們沒判處他死刑，而判了他終生監禁。雖生猶死，當局既避免了英雄的感召和閔真諦的精神延續，又殘酷地懲罰了這位國家罪犯。
前共產黨國家匈牙利的約瑟夫·閔真諦紅衣主教，作為東歐社會反抗共產極權的鼻祖和首領，是上個世紀東歐最有名的政治犯之一，他的故事中最令人痛心的部分到這裡結束了。但是他的故事中最重要的部分沒有結束——即便這故事換個地方在中國可能結束，在西方文明世界也不可能結束。
判決消息傳遍歐美。這位被折磨到不堪的紅衣主教不僅屬於匈牙利，也屬於歐洲和美國。宗教信仰世界極為不安，梵蒂岡教皇庇護十二世譴責說：抓捕樞機主教閔真諦這一嚴重暴行，是撒在所有人類尊嚴和自由維護者身上的一道深深的傷口。當政府與神和人權發生衝突時，閔真諦有權利與政府抗衡！他號召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信眾起來反對悍然侵犯人權的病態的社會體系。紐約的弗朗西斯·斯佩爾曼紅衣主教憤言道：如果拒絕效忠無神論的共產黨政府就是叛國罪，那麼感謝上帝，閔真諦樞機主教認了罪。英國前首相丘吉爾發出了譴責之聲。美國政界也捲入了這一世界級別的抗議：杜魯門總統稱此一事件「臭名昭著」，與此同時，九位匈牙利駐美國外交官憤然集體抗議而辭職。從公開審判中洞悉共產主義極權統治的殘忍，對於西方世界已經不是第一次。三十年代蘇聯大清洗的公開審判中，那批馳騁沙場的老革命家作為被告在公開法庭上都表現出對強權的徹底順從、對所有罪行的完全供認，死到臨頭依然表示效忠斯大林，這已經讓西方人大開眼界，思之毛骨悚然，究竟要有何等超人的殘忍、冷酷和邪惡，才能製造出這種種違背常識的現象，才能導致人的尊嚴感徹底消解、才能讓人感到自己死都不能安然，必須把對對斯大林的效忠表到自己死之後！
不過世界的道義支持和對匈牙利當局的譴責已經與閔真諦紅衣主教的命運無關了。這位在歐洲世界影響巨大的抗擊共產主義精神領袖和實際領袖，從匈牙利公眾的視線中消失了，他的生活只是從一個監獄到另一個，從一個囚室到另一個之間的無聲輪轉。但是這個國家的命運與他的個人命運依然息息相關。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爆發人民起義，30日閔真諦獲得釋放，他次日就返回布達佩斯，在這個起義中心通過無線廣播公開發表講話，支持人民，讚揚匈牙利人民反對共產主義的起義。
當蘇聯的坦克鎮壓了這場人民起義時，他接受納吉的建議，走進了美國駐布達佩斯大使館，獲得政治庇護。此後，他在那裡極為跼促的空間中足不出戶，一待就是15年。
他的消息間或從西方媒體報出，匈牙利當局對此如鯁在喉，這位老年的主教再度成為攻擊詆毀的目標。為了使他從公眾視野再度消失，當局做出妥協，允許把他讓渡到奧地利，但是他拒絕了。經過梵蒂岡在東歐國家與西方國家之間緩解關係的一系列努力，1971年9月，匈牙利當局准許他離境前往維也納，由此，這位年屆79歲的耄耋老人開始了流亡生涯。他已經過了天主教主教標準退休年齡4年，但是他拒絕退休，同時不斷否認自己辭職的傳聞。他的殉道歷程結束在流亡征途：1975年5月，83歲高齡的約瑟夫·閔真諦在維也納病逝。
東歐共產主義世界垮臺後，這位一生三次被捕，數十年遭受囚禁並路斷流亡生涯的天主教紅衣主教，成為上個世紀匈牙利的聖賢。他獲得天主教界的廣泛認同，1989年共產主義垮臺後，對閔真諦紅衣主教的聖賢冊封進入了匈牙利教堂的神事程序。
在世俗世界，閔真諦的遺體在共產主義垮臺後榮歸故里，受到文明政府的特別關照。沒有人否認他一生在納粹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下反抗暴政、堅持信仰自由的勇氣和決心，而他所付出的精神人格代價包括被迫認罪等，只是在蘇聯三十年代那次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審判異象之後，再度教育了人類對共產主義制度之非人性之本質、反人性之殘暴、利用人性弱點達到其目的之卑鄙的認識，同時加深了世界對這位受害者的同情和愛戴。在一個信仰上帝、敬畏造物的社會，沒有人自詡為英雄，也沒有人指責他人不英雄。但是學習耶穌精神而見賢思齊，是個體人性提升的道路，心懷悲憫而同情苦難，是個體人性得以表現的常態。
——他的家鄉埃慈泰爾格穆（Esztergom）為這位對上帝忠貞不渝的主教建立了「閔真諦展覽館」；美國新澤西州的聖·拉迪斯勞斯教堂（St. Ladislaus Church）樹立起了這位前主機主教的雕像；匈牙利大克里夫蘭（Greater Cleveland）社區的人們捐助了他的紀念碑，矗立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當地市區中心的廣場上。他七十年代所到過的佈道演講處，智利和美國加利福尼亞，人們為他豎起了紀念碑。而他的反對匈牙利——蘇聯共產統治的故事，早在五十年代就進入了文學藝術領域：美國1950年反蘇反共產主義電影《叛國罪》（Guilty of Treason），是根據閔真諦樞機主教一生抗暴、受虐、堅持到底的真實經歷製作的。另一部電影《囚徒》（1955，The Prisoner），則是英國人依據閔真諦獄中經歷而製作的。他的故事也進入了電視連續劇主題，六十年代一部上下兩集的電視連續劇《不可能的使命》（Mission：Impossible）就是基於閔真諦的生平而製作的。故事描寫了一位樞機主教、政治囚徒和人民的英雄，在東歐監獄被處死刑前越獄獲救的過程。及至2015年，閔真諦逝世40週年，美國「樞機主教閔真諦基金會」的《閔真諦報導》以「樞機主教閔真諦：一個全季節的男人」為標題，發表了長篇紀念他的文章。
自由世界以這種方式紀念並稱頌他們受屈辱和被迫屈服的英雄，並非偶然，也不是個別現象。二戰時期，向日軍舉投降，導致「死亡行軍」並在戰俘營受盡虐待的美軍將領溫賴特（Jonathan Wainwright），就是例子：他為自己的經歷感到羞愧、沮喪、甚至壓抑。但是二戰結束、日軍投降後，麥克阿瑟將軍依然邀請他參加象徵勝利與榮耀的「密蘇里號」戰艦上的日本投降簽字儀式，請他站在自己身邊，並把簽字的筆之一當下贈送給他作為紀念。他回國後，在華盛頓和自己的家鄉受到的是依然是眾聲歡呼和歡迎。他是一個英雄，一個受難的英雄，人們對他除了讚美，還多了一份不言而喻的深切關懷和愛。這一經歷令他震動不已，終生難忘，最終成了他回憶錄中的重要篇章。不僅將軍，士兵亦然。韓戰期間，在中蘇朝關於「美國在北朝鮮使用細菌戰」的指控中，在審訊中被迫向共產世界調查團提供「證詞」的美國空軍戰俘瓦爾克·馬胡林（Walker Mahurin）以及其他韓戰美軍戰俘……都沒有絲毫失去他們贏得的榮譽、同情和尊重。沒有人想到要指責他們軟弱、叛國。
人無完人，這是上帝的教導；人性不可靠，這是人類的永恆的經驗。遠離誘惑是和平時期的理性，而免於恐懼則是人的權利。在人性之弱的泥沼，誰都不免掙扎，人性弱點，甚至人性優長（比如對家人之愛等）一旦成為強權利用和要挾的工具，人的尊嚴和榮譽不堪一擊。信仰的力量和精神的自由可能把人的自然生命引向神聖之域，世界從而不被光明遺棄。但是在強權黑暗下，在非人制度中，請「不要相信我的認罪」，因為它是脅迫使然，是人性的弱點的標誌。
2016年8月4日於華盛頓
